日本經典賽奪冠！從日本棒球史看二十世紀的日美關係

文／劉建偉

【消失在戰場的野球人】

現今在東京巨蛋旁，立有一座鎮魂碑，主要是在紀念因太平洋戰爭而死去的職棒球員。自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日本職業野球聯盟球員就在國家「號召」下，投入戰場。儘管不少人都能從戰場上倖存，但卻也有不少人，最終無法再次踏入球場。從鎮魂碑上來看，共有七十三位（《鈴木龍二回憶錄》載七十二位，可參考附表六）選手被刻在石碑上，當然，實際上逝世的選手應該不僅只有這樣而已。當中，有不少球員尚未從軍以前，就已經是球隊陣中主力球員。如先前提到巨人隊澤村榮治、阪神虎的景浦將（Kageura Masaru, 1915-1945）、名古屋的石丸進一（Ishimaru Shinichi, 1922-1945）選手等。

其中石丸進一選手特別被另立一個碑文出來，以茲紀念。

石丸進一被特別予以紀念的主要因素，是他為唯一志願擔任「特別攻擊隊」（簡稱「特攻隊」，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神風特攻隊」）的職棒選手。日本在戰爭後期，已經面臨到來自盟軍對其國土的軍事威脅，為了能夠避免敵軍攻入到日本，於是政府建立「特攻隊」。「特攻隊」首先創建於海軍，而後陸軍跟著仿效。其目的主要就是將魚雷裝備於機上，並讓駕駛員直接搭載魚雷撞擊敵軍停在海上的軍艦。而因為機上並未有任何安全裝置，所以一旦成為「特攻隊」的飛行員，幾乎都無法再回到日本。

這樣的作戰手法，也是日本軍事史上，首次將本國士兵當作致人於死的兵器。而在此提到選擇擔任「特攻隊」的石丸進一，在尚未投入軍隊前，是名古屋隊當家投手，而其兄長石丸藤吉則是野手，石丸兄弟是日本職棒史上第一對「兄弟檔」。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這天，石丸進一接受國家的徵召，進入到佐世保第二海兵團，並於茨城縣土浦的筑波海軍航空隊接受訓練。深知戰場的殘酷，兄長藤吉本來不希望進一投入軍中，但因為是國家命令，不得不服從，所以只能接受這個「事實」。但是藤吉特別要求進一不能投入到最前線，尤其是海軍航空隊，因為生存機率太過渺茫。儘管兄長的再三勸告，進一最後仍「自願」選擇加入海軍飛行科。藤吉儘管不能諒解進一何以堅持作出此種決定，但對於一位「愛國」青年的想法，終究只能抱以尊重。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海軍進行「特攻隊」的招募，石丸進一為了實踐「捨棄自我，守衛國家」的決心，「自願」參加特攻隊。

對於石丸選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蹟，不僅僅只是他志願投入「特攻隊」的精神，而是他將對野球的執著與熱情，完全投射在戰場。一九四五年春，當時擔任名古屋隊球團理事的赤嶺昌志（Akamine Masashi, 1896-1963），得知石丸投身「特攻隊」後，並與石丸進一私下會面，自己則將其所帶去的一顆棒球交給石丸。這一顆球，也陪著石丸渡過他最後的人生。

於四月二十六日轉進鹿兒島縣的鹿屋基地的石丸，被告知五月一日要出發前往攻擊美軍軍艦。在出發前一個晚上，特別留有一封信，要交給赤嶺昌志，信上是這樣說：

選擇棒球作為職業，對我來說，是非常幸福。儘管過程辛苦，但能從中得到快樂。如今二十四歲的我，已經了無遺憾。在人世間的生活即將告終，以海軍少尉身份，對敵軍進行特攻而死，是我的希望。明天五月一日，必定命中敵艦。

我的人生，將以「忠孝」二字作為終結。

四月三十日海軍少尉石丸進一

赤嶺昌志先生

從信上可知石丸進一對於當初能加入職棒，以及受到赤嶺的提拔，打從內心表示感謝。但知道自己這次「特攻」是毫無生存機會，只能以書信來表達對赤嶺的敬重。

不過原本預計五月一日的特攻，因為氣候不加的關係而取消，並延後至五月十一日。在五月十一日當天出發前，石丸進一特別拿出赤嶺所贈送他的新球，與同時打過野球的本田耕一，進行人生最後的傳接球。而當時在旁有一位從軍記者，即是未來日本大文豪之一的山岡莊八。他見到他們兩人傳接十球後，石丸就對山岡說：

已經毫無留戀，報導班員，再見。

告別山岡莊八後，石丸就乘坐他所駕駛的戰機，離開基地。而山岡在之後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時，內心是非常不捨。尤其是看到石丸與本田傳接球的當下，山岡的眼淚早已經在他眼裡打轉，而無法再看清石丸投球的英姿。

不久後，石丸進一所駕駛的戰機，就以自殺的方式，與美國軍艦一同葬身在大海。

石丸進一雖然不是唯一因參與戰爭而逝世的野球選手，但他以「自願」方式投入特攻隊的精神，在當時是非常受到日本大眾所景仰的行為。雖然具體體現日本武士道「忠義」的精神，但終究無法挽回日本即將在不久後戰敗的殘酷事實。

位於東京巨蛋旁的鎮魂碑，刻記著在太平洋戰爭中戰亡的日本職棒球員姓名，以茲追懷紀念。

在戰爭影響下，國家在政治、社會、文化層面都受到牽連，就連運動界也難逃此命運。在戰爭下，原本應當獨立於政治之外的運動，在舉國激昂戰爭情緒裡，到最後也只能依附於國家政策之下，失去其自主性。

日本職業野球聯盟自一九三七年（創立第二年）起，在日本對中國進行戰爭開始，就已經出現向國家政策靠攏的跡象。尤其在一九四○年，也就是日本「皇紀」建國兩千六百年，透過球場舉辦諸多因「政治」而起的紀念性活動，讓原本作為比賽競技的球場，也徹底沾染上戰爭的氣息。同年七月，聯盟特別前往滿洲國舉辦表演賽，其目的，明顯就是要表達出對國家政策的尊崇。聯盟的走向在此時大致底定，便是要與國家在戰爭同進退。

而遠在太平洋另一岸的美國，受到太平洋戰爭的牽連影響，不得已也將職棒推進戰爭之中。但是美國卻又不像日本一樣，將國家這隻「看得見的手」，明顯深入到職棒圈內。它並不向日本職棒一樣要求聯盟施行對棒球用語的控管，只不過讓球員投入戰場就在所難免。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大聯盟就有近四百名球員投入到軍隊中，其比重占了全聯盟人數的百分之九十，這是非常可觀。而戰爭的殘酷，也讓許多美國球員無法再回到職棒場上，在這點上，日美雙方皆有相同的遺憾。

純粹以運動應當獨立自主的精神來說，會認為政治不該干涉體育發展。不過在面臨國家存亡之際，這樣想法自然就會一掃而空。在國家投入戰爭背景下，舉國人民之精神需一致對外，才能表現出對國家的忠誠。因此球員投入戰場的這項行為，就成為對國家的一種連帶責任，同時他們也必須作為大眾表率。因此戰爭下的美日兩國職棒球員，可說肩負兩種身分，一是球員，二是軍人。前者是他們的「職業」，後者則變成是「義務」。可知這段期間的球員，背負的使命是如此沉重。

棒球（或者說是野球），在戰爭時期成為服務國家的工具，在日本尤為顯著。尤其從職業野球發展這層面向來看，更是如此。戰爭雖然僅是日本野球發展史上一段過程，但在這段期間中，可以看到國家如何透過政治力量來干涉體育運動，更有甚者，便是直接將其帶入戰爭的枷鎖中。

●本文摘自秀威資訊出版之《野球場就是戰場！：美國陰影下的日本職棒發展 1934-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