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辛波絲卡誕辰100週年！唯一親自授權傳記 書寫一生的理想、愛情及生活

文／臉譜出版編輯部

1997年，也就是辛波絲卡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一年後，本書的兩位作者安娜‧碧孔特與尤安娜．什切斯納，首次向辛波絲卡提議要為她立傳。辛波絲卡的反應是委婉拒絕，一如她獲獎前的七十三年人生，一直堅守不過度揭露自己的信念。做為波蘭最重要的當代詩人之一，她接受訪談的次數甚至不超過十次。然而，當她見到兩位作者訪談百位以上的友人，不僅熟悉她的詩作，還將她撰寫逾三十年的書評專欄《非指定閱讀》讀得滾瓜爛熟，她致電給兩位作者，告訴她們：「這感覺真糟糕——讀到關於自己的事。但既然兩位已經挖出了這麼多，好吧，那我們就來讓它變得更『精確』。」

於是《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成為辛波絲卡唯一一本親自授權的傳記，從辛波絲卡的家族、文學與編輯生涯，一路寫至詩人辭世。傳記記錄了辛波絲卡節制優雅的一面，像是辛波絲卡一輩子都用筆記本，短則兩三年，長則半世紀去等待一首詩的完成。除此之外，也描寫了辛波絲卡不為人知的一面，以普世的詩作主題知名的她，也曾經是波蘭共產黨的忠貞支持者（而她在此後雖曾公開反省，卻未曾否認這段經歷）；她熱愛與朋友玩文字遊戲，喜愛參訪考古博物館，有製作及蒐藏俗氣明信片寄給友人的習慣；她對維梅爾的畫作讚譽有加，深愛蒙田、山謬‧皮普斯的日記；她認為葉蟎是最美麗的生物，還熱切閱讀索引、註釋、引文與參考書目……

做為少數人如其字的作家，這本傳記從詩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窺見一首詩的誕生與轉化，也體現辛波絲卡一生注重細節、幽默與提倡懷疑精神的世界觀。辛波絲卡的逝世為波蘭文學的某個章節畫下了句點。當我們閱讀這本吸引人的傳記，裡頭充滿了小故事和詩作，以及對旅行和友情的描述，我們可以再一次品嘗到辛波絲卡那個時代的氛圍，見證一位當代最有名的詩人，如何從一名滿腹理想的共產少女蛻變為一名永遠的反對者，亦折射出波蘭詭譎多變的歷史與時代變遷。

走出大教堂，也就是如何爬上一首詩的開端

在《古遠東歷史》的書評中，辛波絲卡出乎意料地揭露了自己關於詩歌的信念，說詩的本質是相信「萬物中都沉睡著神祕的力量」，而「有技巧地選擇這些字，可以喚醒這力量」。她寫道：「詩人甚至可能唸完七個學院。但是當他開始寫詩，理智的制服就開始讓他覺得太緊。他喘著大氣，扭動身體，把制服的扣子一顆一顆地解開，直到他完全脫下了衣服，像個穿著鼻環的野人到處跑。沒錯，野人，沒錯。不然你要怎麼稱呼一個會用詩和死者及未出生的人溝通，和樹、鳥、檯燈甚至是桌腳說話的人（……）？詩人用圖像思考。比如說，他讀到某人的經濟利益和鄰居有衝突，他馬上就想到柳籃裡裝滿了砍下來的頭。（……）詩人總是跟不上隊伍，總是落在後頭。我們只能說這樣的話來捍衛他：畢竟，總有人得當墊底的。當一個墊底的人，詩人有機會在客觀事實的勝利遊行中，撿拾那些被人丟下、踩爛的東西。」

辛波絲卡總是重複，她沒有寫詩的方程式，只有一個格言，出自她所愛的蒙田，他曾大叫：「看看，這根棍子有多少末稍啊 ！」對辛波絲卡來說，這句話代表了「作家技藝最不可到達的標準」，「不斷誘使著作家，去跨越理所當然的想法」

在《詩選》（Poezja wybrane）的序中，她說，談論自己的詩作時，她覺得她就像「一隻出於不明原因跑進玻璃櫃，把自己釘成標本的昆蟲」。不管面對的是作者見面會上的讀者，還是記者，她都不會回答關於創作的問題。她要不是逃避，不然就是巧妙地四兩撥千斤。她的朋友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你沒辦法和辛波絲卡討論詩。問她關於某首詩，或甚至稱讚某首詩作，對他們來說是無法想像的事。

「我不是生來接受訪談的，我也不接受訪談。」在《冒號》於二○○五年出版時，她如此告訴愛哲別塔．沙維茨卡（Elżbieta Sawicka）。「我認為，詩人的使命並不是談論自己的創作，他必須保持沉默。但是既然我得說些什麼，那我想要引用歌德（當然我和他的地位不同）。他和愛克曼（Eckermann）在談話中提到一個想法，這想法大概是這樣的：『詩人知道自己想要寫什麼，但是不知道自己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這句話既聰明又有趣，而寫作的本質也確實是如此，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寫下了什麼，只知道自己想要寫什麼。歌德還有說過另一句話，也很值得一提；『藝術家，去創作吧，不要講空話。』嗯，我想說的就只有這些。」

詩和寫詩對辛波絲卡來說是需要保持沉默的領域。她害怕當她開始談詩，她之後就寫不出來了。而當她已經把詩寫下，那就更不想去談它。

在詩中，她只偶爾進行關於詩的隨想：

但詩是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

已經有許多搖擺不定的回答。

而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緊緊抓住它，

像是救贖的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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