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宥勳 ∕ 對，這個是，那個也是——記憶裡的不當黨產

文╱朱宥勳

位於重慶南路上的「東方書局」，一直是我童年裡最愉悅的回憶之一。那時候還在修讀師培學分班，努力從代理教師「升級」為正式教師的母親，必須在寒暑假期間赴台北上課。年輕的母親想必有過苦惱：把生活自理能力低落的小學生我留在家裡一整天，顯然太過冒險；但若要帶著我去大學課堂「旁聽」，又難保年幼的我不會因為無所事事而搗亂起來。

最後，她的選擇是「東方書局」。我至今清楚記得她的叮嚀：「你在這裡看書別亂跑，我們午餐時間會合。」

於是，「東方書局」成了我的安親班。我在書櫃之間遊晃，因為書名或封面隨意抽下一本書，再隨意翻幾頁。喜歡就讀下去，不喜歡就放回書櫃。因為沒有大人在旁，所以毫無「這本書圖太多了、沒營養」的壓力；因為沒有作業期限，也不會因為要寫「心得感想」而壞了胃口。多年後想來，那應該是我作為一名文學創作者、文學愛好者的啟蒙時刻——我是在那些隨意的假期裡，體會了閱讀的純粹愉悅的。

但我沒想到，我會在這本《黨產偵探旅行團》裡，再次遇到東方書局。（如果你跟我有類似的童年回憶，或者也讀過黃書皮的「亞森‧羅蘋」系列，千萬不可錯過本書第八章〈榮町通的時代疊影〉……）原來，東方書局對面的「正中書局」是不折不扣、被黨國徵用的不當黨產；而我所熟悉的東方書局，也承載了一段台灣知識份子與黨國文化政策迂迴競合的歷史。

讀《黨產偵探旅行團》的過程，最令人驚訝感嘆的，恐怕就是不斷浮現的「啊，這個是，這個也是……」瞬間。所謂「不當黨產」，並不只是被國民黨所強佔的土地、公司等有形財產，更是這些機關事業、歷史地景所輻射出的種種生活面向。它可能是你青春期常常聚會的KTV、是聯考前夕去過的K書中心、是第一次和異性共舞的營隊活動、是課本裡說過的「國父行館」……也可能是你遊蕩過數十回的重慶南路書店街。

在法律定義上，每一分不當黨產都可以詳列出清單與價碼，釐定出國民黨所強佔的財產多寡。然而，這些「財產」在整個戒嚴時期，卻又不斷以其事業營運，參與了台灣人的生活，滲透進我們每一個人的記憶裡。本書第三章〈愛國青年養成所〉引述了吳叡人及其傳神的、形容救國團的一句話：「我們認識女孩子要經過「黨國」認證的管道，要唱他們認證的歌，玩他們認證的遊戲，最後還要留下他們塑造的美好記憶。換句話說，救國團甚至壟斷了我們的青春。」讀完本書之後，我們或許更會喟嘆：被壟斷的何止青春？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若不受不當黨產之不潔痕跡沾染處，恐怕是所剩無幾的。

無形記憶的無孔不入，正可反過來證明黨國之貪婪無所節制。但也正因為有形黨產與無形記憶交纏難分，這個議題也常充斥著反動的修辭：當我們訴求清算不當黨產、清理歷史脈絡時，總有人會「感覺」自身的青春記憶受到冒犯，而有毫不理性的對抗意識。近一年多來，我因為工作的緣故，每週至少要經過台北市林森南路上的「婦聯會」門口一次，每週都要被它所張掛出來的種種字條、布條、文宣給震驚一次。那是多麽集鄉愿、暴力與愚蠢於一身的實體，簡直應當作為一種負面的無形文化遺產而記錄下來，通通送進歷史博物館之中。

而這本黨產會策劃的《黨產偵探旅行團》，正可視為一次紙上的黨產歷史特展。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鄧慧恩教授，率領陳秀玲、白春燕、蔡佩家、陳威宇等研究者完成了本書，從文史的角度切入，向讀者述說這些有形黨產的無形記憶。黨產之成為黨產，並不是「生來如此」，它們往往是日治時期已經存在的公、私產業，但在日本戰敗投降、中華民國接收 / 劫收的程序裡，從國家財產被陸續「轉帳撥用」成為國民黨的私產。

鄧慧恩教授等執筆的研究者們，採取了「講古」的角度，詳細考證這些「黨產」的前世今生，讓我們看到「黨產是怎麼成為黨產的」——它們曾有的輝煌與意義，它們被覆蓋乃至於被竄改的記憶。在這樣的框架底下，全書八篇文章都有頗為嚴整的體例，引述了大量的文獻來重建歷史現場。但從寫作上來說，我更喜歡的卻是某些紀錄片式的、匠心獨運的細節編排。比如第二章〈台東警察斧柾生的台北紀行〉從一名日本警察的記述開始，寫出了日治時期的警察會館，如何在戰後成為「清洗日本文化」的演說比賽場地，歷史變幻的諷刺一覽無遺；或者在第六章〈立足帝寶不是夢〉的結尾，神來一筆地以仁愛路上的7-11「中廣門市」收束全文：「明明，這附近就沒有中廣。」這些精巧筆法，都使得《黨產偵探旅行團》脫離了冷硬的學術書，而多添幾分非虛構文學的韻味。

而在讀畢全書之後，我們或許也能開始進行自己記憶裡的「不當黨產清理工程」。能數算的財產，可以由法院判賠、歸還給國家；不義的遺址，能夠拆除或者保留成為歷史的印記。但那些在我們沒有意識時，就寫入心底的「記憶裡的不當黨產」，卻唯有透過我們的自我思索，才能逐漸釐清。雖則「有形黨產」的賠還還有漫長的法律攻防要走，但「無形黨產」的漸次清消，更是每個人只能自己面對的「判決」。《黨產偵探旅行團》可以是最好的起點。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之《黨產偵探旅行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