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不住殺人的欲望，最終要向誰下手？

文∕權日勇

一九九○年代中期過後，韓國社會出現了以攻擊非特定多數人為主的犯罪組織，像是至尊派與莫加派。為了分析組織化犯罪的犯罪者類型，韓國警方開始考慮是否導入犯罪側寫。韓國第一個犯罪側寫組正式成立於二○○○年二月九日。在這個時期，韓國警界雖然意識到將來有一天會出現窮凶惡極的犯罪者，需要有犯罪側寫師幫助蒐集罪犯資料，以期有效地防治未來犯罪，但真正造成警方認知大轉變—認為犯罪側寫絕對有其必要性的契機是，連環殺人犯柳永哲的登場。

二零零零年代初期，韓國社會直面了一名叫柳永哲的連環殺人犯。犯罪鑑識小組除了在柳永哲事件案發現場鑑識屍體之外，也在柳永哲埋屍地點看見了許多的數字標記――每個數字標記下都埋了屍塊。

柳永哲有多次前科紀錄，在某次服刑期間，收到前妻的離婚通知。他對妻子的背叛感到憤怒，決心出獄後要殺人。之後，出獄的柳永哲通過新聞媒體報導，分析其他殺人犯的犯罪模式與落網經過，也學習了鑑識科學相關知識。柳永哲的犯罪行為動機背後展現出了轉移(Displacement)、仿同(Identification)和投射(Projection)等的心理防衛機制。柳永哲過去曾懷抱警察夢，但因犯下竊盜罪等各種前科，加上色盲，無法實現夢想。他將自己的犯罪原因，歸諸於腐敗不公的社會，然而，那不過是他的藉口，他只是把扭曲的怒氣發洩到弱者身上罷了。

在柳永哲落網前出現過另一名連環殺人犯鄭南奎。鄭南奎事件的受害者有三十三人，主要為婦孺，造成十三人死亡，二十人重傷。鄭南奎最終被抓捕歸案，判處死刑，後於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獄中上吊自盡。儘管部分媒體報導，鄭南奎之所以自殺，是因為對死刑的不安等情緒變化所致，但我曾長時間與他進行面談，我認為他選擇死亡的理由和媒體報導完全不同。鄭南奎曾對我說過：「應該要殺死一千人以上，太冤枉了」、「如果憤怒的時候不能殺人，感覺像要瘋了」、「因為坐牢不得不戒菸，但我戒不掉殺人的衝動，太痛苦了」。在我看來，鄭南奎是控制不住殺人的欲望，最終只能向自己下手。

柳永哲與鄭南奎有幾個共同點，如：經濟弱勢；是不公不義的社會造成自身不幸的投射思維；社會隔閡與其帶來的相對剝奪感；童年創傷；不美滿家庭關係等等。還有，看見別人擁有我所沒有的，見不得他人好搞破壞的情緒轉變過程也相同。兩人也都呈現了透過極端犯罪行為破壞他人，以達到心理滿足感與恢復自尊，追求病態喜悅的特性。

在同一時期的另一起重大案件是，李春在(이춘재)犯下的華城連環殺人案。李春在是跟性有關的連環殺手。華城連環殺人案曾經是長期懸案，隨著DNA科學技術的進步，在二○二○年方得水落石出。在偵查華城案時，兇手出現了綑綁受害者等的固定作案手法和簽名特徵。然而，在兇手的第八次犯罪，並沒有出現相同的行為特徵，造成搜查組的誤判，以為第八次犯罪為其他犯人的模仿犯罪，逮捕了一名無辜市民。隨著華城案的偵破，坐了三十二年冤獄的市民沉冤得雪，卻也引發公憤。連環殺人犯有可能因為環境因素，在某些犯罪中無法完成獨有的簽名特徵。舉例來說，犯罪者犯罪時的環境與先前犯罪的環境不一樣，有產生目擊者和被發覺的危險，這時候，犯罪者急於逃跑，就會來不及完成簽名特徵。

大多數的連環殺人犯都主張社會不公，是社會逼他們犯罪，但是，公平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要一樣。公平的真正意義是，努力的人和不努力的人應該享有不同待遇才對。為了預防犯罪，我們應在公平公正的社會中發展出能保護彼此的犯罪防治機制。這是預防犯罪之根本。

●本文摘自高寶書版出版之《研究怪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