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公共空間的惡臭後，窮人的悲慘氣味將無所遁形？

1790年，艾勒醫生展開一場氣味丈量行動，行經巴黎近郊的城鎮時，他說道：「這裡有淡淡的善良窮苦人家的味道。」

當代感官史巨擎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透過氣味、香水、身體與疾病、城市與空間等角度，描述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隨著科學及醫學的進步，人們如何開始重視味道，整治環境，藉由嗅覺建構自我認同、區分身分階級、甚至防疫保命。從不同氣味的認知與感受，帶領讀者一探近代歐洲社會的感官世界！（編按）

文／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

第三部第一章 窮人的臭味

悲慘的分泌物

對於社會氣味的關注升高，可說是十九世紀在巴斯德理論問世之前，嗅覺史上的一件大事。當針對土壤、死水、屍體，還有稍晚接棒的腐肉等臭味的投訴案，數量逐漸減少之際，在衛生文獻檔案、浪漫奇情文學，還有剛起步的社會調查研究報告裡，都可看見有關可怕的人體沼澤的描寫。人們對氣味的關注標的，從有機生命體過渡到社會，這種轉變正是卡巴尼斯研究的主旨。有關空間與人群的描寫，重點變了。嗅覺研究觀察的標的，已經不再由醫院、監獄、人群混雜的地方，以及那些無法辨別個體氣味的腐臭群眾一手包下了。另一個標的成為社會新焦點：悲慘的氣味。找出窮人與貧民窟的惡臭，把這股悲慘的氣味趕出去。

這樣的轉變逼得當局必須重新審視過去的策略：十九世紀關注的焦點默默地從公共空間轉移到私人的空間。皮奧里在研讀完一八三○年到一八三六年間在法國爆發的傳染病報告之後，得出結論：「一方面，除了再三重申寬敞的公路、屋舍的方位朝向、村鎮的清潔衛生皆各有其功用，且泥巴路必須保持乾燥等；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強調最需要保持乾淨衛生的並不是外頭的牆，而是居住的房間。」十五年後，巴索完美地簡單歸納如下：「大城市的乾淨衛生是所有私人住家之總合。」於是，直驅可憐的貧民住家，追捕惡臭的時代來了。

新的計畫與資產階級建立的社會系統與行為模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此時，嗅覺在這些計畫中的角色已大不如前，但若直指嗅覺已經失去重要性，仍稍嫌操之過急。有鑒於認知到社會階級的差距逐漸加大，與文化分級引發的問題複雜性，促使嗅覺分析必須更深入更細微，連他人的氣味也被列入了關鍵評判的標準之林。美國作家菲佛（Charles－Leonard Pfeiffer）極有見地去分析了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是如何依據人們身上飄散的味道，來分辨他們是屬於資產階級或是小資產階級，一如他在《人間喜劇》（Comédie humaine）裡用味道辨別人們的身分是農民或交際花。

排泄物的惡臭消除了之後，這群不流汗的族群的個人體味反倒被凸顯出來了。也就是「我」這個人的身分地位被顯露出來了。資產階級厭惡人群散發的強烈氣味，因為這意味著個人難以在這樣的環境裡彰顯出自我的價值。再加上身體碰觸被視為是絕對的禁忌，資產階級對呼吸氣息裡夾雜的那些惱人訊息愈來愈敏感。

這種行為所代表的社會意義不言而喻。少了令人不悅的糞臭，渾身惡臭的人，自然而然地無所遁形。這些像死屍、像罪人一樣冒著惡臭的人，社會會如此對待他們，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特意強調勞動階級又髒又臭，凸顯這些人的存在就是感染疾病的潛在威脅，這類只是合理猜測的說法，在資產階級心裡播下恐懼的因子，他們對此抱怨連連，絲毫無視良心的譴責。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催生出了一個衛生策略，讓消毒行動成了老百姓逆來順受的象徵。「社會災禍產生的巨大髒汙」，這裡指的是動亂或傳染病，但這話聽來不由得讓人以為，想要去除無產階級的異味，就一定要制定規範並強制實踐。

醫學論述跟著認知行為的改變而演變。醫學因為受到了帝國時期出現的人類學與社會學主張的強烈影響，捨棄了一些後希波克拉底時代的基本信條。地形、土壤的質地、氣候、風向慢慢地被認為是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專家們比以往更加關注人群密集與密集地點附近堆積的穢物所帶來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如今他們一致認同「悲慘的分泌物」才是最關鍵的要角。這也是那份針對一八三二年霍亂大流行所做的研究報告裡，得出來的最後結論。醫生與社會學學者這才發現，有一種人特別容易讓疫情擴大：一群蹲在髒汙泥濘中的人。

由此，我們便能理解，對於糞便的疑懼何以始終不墜。這種恐懼再怎麼反覆地強調都不為過，糞便的恐怖陰影籠罩了當時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拼了命地想掩蓋社會生理系統的自然產物，糞便。但糞便反將了他們一軍，如魑魅魍魎般地糾纏著他們，並否定了他們一心想讓糞便去實體化（décorporéisation）、眼不見為淨的努力。糞便的存在代表著能重建以往的有機生命。一直在等待時機，想找出穢物中隱藏的歷史敘事的雨果（Victor Hugo）說了：「我們很欣賞穢物坦誠的性子，它還能讓靈魂安息。」帕宏—杜夏特雷，以及其他許多學者，也試圖在有機論與奧古斯丁教派理念的大框架下，探索都市的排泄物，這個必要之惡的運作機制。他們穿越都市之腹與清潔工人交談。排泄物確實主宰了社會階級的定義。資產階級將自己努力地推拒在外的東西，扔到了窮人那邊。當時，社會對一般老百姓的印象均與排泄物有關，其中最典型意象的就是：躲藏在破房子屎尿堆中的髒汙生物。所以，若硬是要把當時對窮人惡臭的多方強調，與資產階級除臭的決心當成兩回事來看，並予以切割，那就顯得太做作了。

說到這裡，需要稍微回顧一下。我們知道，十八世紀的人類學對身體氣味非常著迷，但那時並沒有將它與窮困悲慘掛在一塊。當時學者的重點放在氣候、食物、職業或個性對體味的影響。學者分析了老人的氣味、酒鬼的氣味，與壞疽病病患、雪地犬雪橇的車夫、馬夫，但幾乎沒有人想過要去研究悲慘的窮人。他們混雜密集地擠在一塊生活，這個事實就足以說明，他們身上的惡臭會是可怕的威脅了。最多就是霍華德曾說過，窮人附近的空氣比富人周遭的空氣更具傳染性，但他並沒有特別影射某一種臭味。這樣的觀察所得，只是想讓每個人能依照自己的經濟狀況，來調整消毒的方法。

不過，那時候的醫學研究已經暗示，某些人身上會散發出野獸般的惡臭。蹲踞在貧窮底層的人們，身上始終散發一股強烈的味道，原因在於這些人的體液還沒有經過必須的沸騰階段（coction），還沒有晉升到能「成為人這種動物的等級」。人沒有散發人類的氣味，原因不在於退化，而是因為那個人還沒有跨過進階為人的那道門檻。因此，瘋子與一些犯人的形象常像是蜷伏在石槽內被鐵鍊栓住的狗。他們的床鋪就是自己的糞便，尿液滲透其中，跟水肥沒有兩樣。故而衍伸出渾身沾滿穢物的水肥人（l’homme－fumier）一詞，預先勾勒出勞動無產階級，與七月王朝統治下的臭烘烘人民群像。

●本文摘自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之《惡臭與芬芳：感官、衛生與實踐，近代法國氣味的想像與社會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