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堂吉訶德的多種面貌──《堂吉訶德》譯者序(節錄)
究竟是可笑的瘋子,還是可悲的英雄?是悲劇的主角,或是鬧劇的丑角?小說所引發的笑聲,隱藏著眼淚的酸辛。塞萬提斯嘲笑堂吉訶德,彷彿也在嘲笑自己。《堂吉訶德》被讚佩為西方文學經典、西班牙的文學典範、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西班牙黃金時代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歌德、拜倫、海涅、雨果等西方世界大文豪給予高度評價!與莎士比亞《哈姆雷特》、歌德《浮士德博士》並稱文學傑出典型!(編按)
文/楊鋒(知名作家、翻譯家)
《堂吉訶德》是國際聲望最高、影響最大的西班牙文學巨製。可是作者米蓋爾‧台‧塞萬提斯‧薩阿維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s, 1547-1616)一輩子只是個傷殘的軍士、潦倒的文人。後世對他的生平,缺乏確切的資料。
他是一個窮醫生的兒子,生於馬德里附近的阿爾加拉‧台‧艾那瑞斯城(Alcalá de Henares)。我們不知道他的生日,只知道他受洗的日子是一五四七年十月九日。我們也不知道他早年在哪裡上學,只知道一位深受人文主義影響的教師胡安‧洛貝斯‧台‧沃幼斯(Juan López de Hoyos)曾把他稱為自己寵愛的學生。一五六九年,他隨教宗派遣到西班牙的使者到了羅馬;一五七○年投入西班牙駐義大利的軍隊,充當一名小兵;一五七一年參加有名的雷邦多(Lepanto)戰役,受了三處傷,左手從此殘廢;一五七二年傷癒仍舊當兵;一五七五年他回國途中,被阿爾及爾海盜俘虜,在阿爾及爾做了五年奴隸,曾四次組織同夥基督徒逃亡,都沒有成功,一五八○年才由西班牙三位一體會修士為他募化得五百艾斯古多,把他贖回西班牙。
塞萬提斯回國一貧如洗,當兵已無前途,靠寫作也難以維持生活,一五八二年曾謀求美洲的官職,也沒有成功。一五八四年他娶了一位薄有資財的妻子。這位妻子居住托雷多,塞萬提斯經常為衣食奔走,只能偶爾到托雷多去和妻子團聚。他去世時妻子還活著。一五八七年,塞萬提斯得到一個差使,為「無敵艦隊」在安達魯西亞境內當採購員,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城鎮各行各業的人,但事情不好辦,報酬又菲薄。一五九○年,他再次謀求美洲的官職,申請沒受到答理。一五九四年他當了格拉那達境內的收稅員。由於工作不順利,再加無妄之災,他曾幾度入獄;據說《堂吉訶德》的第一部就是在塞維亞的監獄裡動筆的。
一六○五年,塞萬提斯五十八歲,《堂吉訶德》第一部出版,深受讀者歡迎。一六一四年,這本書的第二部才寫到五十九章,他忽見別人寫的《堂吉訶德》續篇出版,就趕緊寫完自己的第二部,於一六一五年出版。這部小說雖然享有盛名,作者並沒有獲得實惠,依然還是個窮文人,在高雅的文壇上,也沒有博得地位。他患水腫病,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去世,葬在三位一體修道院的墓園裡,但沒人知道確切的墓址。
塞萬提斯的作品除《堂吉訶德》外,還有牧歌體傳奇《咖拉泰》(Galatea)第一部(一五八五);劇本如《努曼西亞》(Numancia,一五八四),《尚未上演的八齣喜劇和八齣幕間短劇》(Ocho Comedíasy ocho entremeses nuevos nunca representados,一六一五);短篇小說集《模範故事》(Novelas ejemplares,一六一三);長詩《巴拿索神山瞻禮記》(Viaje de Parnaso,一六一四);和他身後出版的長篇小說《貝爾西雷斯和西希斯蒙達》(Persiles y Sigismunda,一六一七)
等。
《堂吉訶德》是舉世聞名的傑作,沒讀過這部小說的,往往也知道小說裡的堂吉訶德。這位奇情異想的西班牙紳士自命為騎士,騎著一匹瘦馬,帶著一個侍從,自十七世紀以來幾乎走遍了世界。據作者塞萬提斯的戲語,他當初曾想把堂吉訶德送到中國來,因沒有路費而作罷論。可是中國雖然在作者心目中路途遙遠,堂吉訶德這個名字在中國卻並不陌生,許多人都知道;不但知道,還時常稱道;不但稱道堂吉訶德本人,還稱道他那一類的人。因為堂吉訶德已經成為典型人物,他是西洋文學創作裡和哈姆雷特、浮士德等並稱的傑出典型。
但堂吉訶德究竟是怎樣的人,並不是大家都熟悉,更不是大家都了解。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性格,各個時代、各個國家的讀者對他的理解都不相同。堂吉訶德初出世,大家只把他當作一個可笑的瘋子。但是歷代讀者對他認識漸深,對他的性格愈有新的發現,愈覺得過去的認識不充分、不完全。單就海涅一個人而論,他就說,他每隔五年讀一遍《堂吉訶德》,印象每次不同。這些形形色色的見解,在不同的時代各有偏向。堂吉訶德累積了歷代讀者對他的見解,性格愈加複雜了。我們要認識他的全貌,得認識他的各種面貌。
讀者最初看到的堂吉訶德,是一個瘋癲可笑的騎士。《堂吉訶德》一出版風靡了西班牙,最欣賞這部小說的是少年和青年人。據記載,西班牙菲立普三世在王宮陽台上看見一個學生一面看書一面狂笑,就說這學生一定在看《堂吉訶德》,不然一定是個瘋子。果然那學生是在讀《堂吉訶德》。但當時文壇上只把這部小說看作一個逗人發笑的滑稽故事,小販叫賣的通俗讀物。十七世紀西班牙批評家瓦爾伽斯(Tomás Tomayo de Vargas)說:「塞萬提斯不學無術,不過倒是個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雖然現代西班牙學者把塞萬提斯奉為有學識的思想家和偉大的藝術家,「不學無術」這句考語在西班牙已被稱引了將近三百年。可見長期以來西班牙人對塞萬提斯和《堂吉訶德》是怎樣理解的。
《堂吉訶德》最早受到重視是在英國,英國早期的讀者也把堂吉訶德看作可笑的瘋子。艾狄生把《堂吉訶德》和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胡迪布拉斯》(Hudibras)並稱為誇張滑稽的作品,譚坡爾(William Temple)甚至責備塞萬提斯的諷刺用力過猛,不僅消滅了西班牙的騎士小說,連西班牙崇尚武俠的精神都消滅了。散文家斯蒂爾(Richard Steele)、小說家笛福、詩人拜倫等對塞萬提斯都有同樣的指責。
英國小說家斐爾丁強調了堂吉訶德的正面品質。堂吉訶德是瘋子麼?斐爾丁在《咖啡店裡的政治家》(The Coffee-House Politician)那個劇本裡說,世人多半是瘋子,他們和堂吉訶德不同之處只在瘋的種類而已。斐爾丁在《堂吉訶德在英國》那個劇本裡,表示世人比堂吉訶德還瘋得厲害。戲裡的堂吉訶德對桑丘說:「桑丘,讓他們管我叫瘋子吧,我還瘋得不夠,所以得不到他們的讚許。」這裡,堂吉訶德不是諷刺的對象,卻成了一個諷刺者。斐爾丁接著在他的小說《約瑟‧安德魯斯》(Joseph Andrews)裡創造了一個亞當斯牧師。亞當斯牧師是個心熱腸軟的書呆子,瞧不見目前的現實世界,於是幹了不少傻事,受到種種欺負。斐爾丁自稱他這部小說模仿塞萬提斯,英國文壇上也一向把亞當斯牧師稱為「堂吉訶德型」。英國文學作品裡以後又出現許多亞當斯牧師一類的「堂吉訶德型」人物,如斯特恩創造的托貝叔叔,狄更斯創造的匹克威克先生,薩克雷創造的牛肯上校等。這類「堂吉訶德型」的人物雖然可笑,同時又叫人同情敬愛。他們體現了英國人對堂吉訶德的理解。約翰生說:「堂吉訶德的失望招得我們又笑他,又憐他。我們可憐他的時候,會想到自己的失望;我們笑他的時候,自己心上明白,他並不比我們更可笑。」可笑而又可愛的傻子是堂吉訶德的另一種面貌。
法國作家沒有像英國作家那樣把堂吉訶德融化在自己的文學裡,只是翻譯者把這位西班牙騎士改裝成法國紳士,引進了法國社會。《堂吉訶德》的法文譯者聖馬丁(Filleau de Saint-Martin)批評最早的《堂吉訶德》法文譯本一字字緊扣原文,太忠實,也太呆板;所以他自己的譯文不求忠實,只求適合法國的文化和風尚。弗洛利安(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的譯本更是只求迎合法國人的喜好,不惜犧牲原文。他嫌《堂吉訶德》的西班牙氣味太重,因此把他認為生硬
的地方化為軟熟,不合法國人口味的都改掉,簡略了重複的片段,刪削了枝蔓的情節。他的譯本很簡短,敘事輕快,文筆乾淨俐落。他以為堂吉訶德雖然逗笑,仍然有他的哲學;作者一方面取笑無益的偏見,對有益的道德卻非常尊重;堂吉訶德的言論只要不牽涉到騎士道,都從理性出發,教人愛好道德,堂吉訶德的瘋狂只是愛好道德而帶上偏執。他說讀者對這點向來沒有充分理解,他翻譯的宗旨就是要闡明這一個道理。可以設想,弗洛利安筆下的堂吉訶德是一位有理性、講道德的法國紳士。以上兩種漂亮而不忠實的譯本早已被人遺忘,可是經譯者改裝的堂吉訶德在歐洲當時很受歡迎,一六八二年的德文譯本就是從聖馬丁的法文譯本轉譯的。
英國詩人蒲柏也注意到堂吉訶德有理性、講道德的方面。他首先看到堂吉訶德那副嚴肅的神情,並且說他是「最講道德、最有理性的瘋子,我們雖然笑他,也敬他愛他,因為我們可以笑自己敬愛的人,不帶一點惡意或輕鄙之心」。寇爾列支說,堂吉訶德象徵沒有判斷、沒有辨別力的理性和道德觀念;桑丘恰相反,他象徵沒有理性、沒有想像的常識;兩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他又說,堂吉訶德的感覺並沒有錯亂,不過他的想像力和純粹的理性都太強了,感覺所證明的結論如果不符合他的想像和理性,他就把自己的感覺撇開不顧。寇爾列支強調了堂吉訶德的道德觀念、他的理性和想像力。我們又看到了堂吉訶德的另一個面貌:他是嚴肅的道德家,他有很強的理性和想像,他是一個深可敬佩的人。
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影響下,堂吉訶德又變成一個悲劇性的角色。據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者看來,堂吉訶德情願犧牲自己,一心要求實現一個現實世界所不容實現的理想,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這類的見解,各國都有例子。英國十九世紀批評家海茲利特(William Hazlitt)認為《堂吉訶德》這個可笑的故事掩蓋著動人的、偉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淚。按照蘭姆(Charles Lamb)的意見,塞萬提斯創造堂吉訶德的意圖是眼淚,不是笑。拜倫慨嘆堂吉訶德成
了笑柄。他在《唐璜》(Don Juan)裡論到堂吉訶德,大致意思說:他也願意去鋤除強暴─或者阻正罪惡,可是塞萬提斯這部真實的故事叫人知道這是徒勞無功的;堂吉訶德一心追求正義,他的美德使他成了瘋子,落得狼狽不堪,這個故事之可笑正顯示了世事之可悲可嘆,所以《堂吉訶德》是一切故事裡最傷心的故事;要去伸雪冤屈,救助苦難的人,獨力反抗強權的陣營,要從外國統治下解放無告的人民─唉,這些崇高的志願不過是可笑的夢想罷了。法國夏都布里昂說,他只能用傷感的情緒去解釋塞萬提斯的作品和他那種殘忍的笑。法國小說家褔樓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一心追求戀愛的美夢,她和堂吉訶德一樣,要教書本裡的理想成為現實,有些評論家就把她稱為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德國批評家弗利德利許‧希雷格爾(Friedrich Schlegel)把堂吉訶德所表現的精神稱為「悲劇性的荒謬」(Tollheit)或「悲劇性的傻氣」(Dummheit)。海涅批評堂吉訶德說:「這位好漢騎士想教早成陳跡的過去死裡回生,就和現在的事物衝撞,可憐他的手腳以至脊背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訶德主義是個笑話。這是我那時候的意見。後來我才知道還有樁不討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來趕早在當今出現,而且只憑一匹駑馬,一副破盔甲,一個瘦弱殘軀,卻去攻打現時的緊要利害關頭。聰明人見了這一種堂吉訶德主義,像見了那一種堂吉訶德主義一樣,直把他那乖覺的頭來搖……」但是堂吉訶德寧可捨掉性命,絕不放棄理想。他使得海涅為他傷心流淚,對他震驚傾倒。俄羅斯小說家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也有同樣的看法。堂吉訶德有不可動搖的信仰,他堅決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還有永恆的、普遍的、不變的東西;這些東西須一片志誠地努力爭取,方才能夠獲得。堂吉訶德為了他信仰的真理,不辭艱苦,不惜犧牲性命。在他,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所以珍重自己的性命,無非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活著是為別人,為自己的弟兄,為了鋤除邪惡,為了反抗魔法師和巨人等壓迫人類的勢力。只為他堅信一個主義,一片熱情地願意為這個主義盡忠,人家就把他當作瘋子,覺得他可笑。十九世紀讀者心目中那個可笑可悲的堂吉訶德,是他的又一種面貌。
●本文節錄自聯經出版之《堂吉訶德》譯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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