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紹宇／《王冠》：當眾人仰望王冠光輝，唯有戴著的人承受其重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逝世已有一段時間，現在想來仍不太真實，像提醒著任何看似恆久不變的事物，終將有謝幕的一天。現實與影像巧合般呼應，真實世界中女王離世，以英國王室歷史為題，開播七年的英劇《王冠》（The Crown）也推出最終章第六季。與其說是終結，更如一次翻篇，是對舊時代的道別。這位幾乎不在公眾面前流淚的女王，成了許多人心中時代的眼淚。

2016年開播的《王冠》，始自女王尚未登基的1940年代末，終於2000年代中期，橫跨伊莉莎白二世在位七十年的大多數時間，從原先非王位繼承人的伊莉莎白公主，到英國歷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戲劇藉許多重大事件，交織王室與跌宕的國家命運。當帝國榮光不再，在各國紛紛拋棄君主制度的存亡之秋，英王室如何與公眾溝通王室存在必要性，無論是觀察戰後英國典範轉移的國際關係變換，抑或滿足人們窺探王室的欲望，此劇皆是一面明鏡。

這部劇投射出的王室形象，一方面滿足人們的浮想聯翩，另方面則帶出關於王權更深層的思辨。它不只談論家長裡短，也不僅止於八卦瑣事，而是橫看英國戰後發展史，縱深刻畫王室血肉，所欲探討其實都是王權與個人的價值拉扯。事實上，從首季描繪女王遭逢喪父、繼任王位時，瑪麗王后便給出指引──「兩個伊莉莎白會經常互相衝突，但王權永遠必須贏。（The Crown must win. Must always win.）」這句經典對白著實是全劇核心訊息。

提倡民主共和平等為主流的當今，君主制連結的關鍵字是特權、世襲、階級。它所秉持的傳統似與一眾進步價值站對面，使部分人反感也情有可原。然而，看過《王冠》的人總會有不同想法，或許不見得成為王室迷，但幾乎都對女王產生更立體的了解，這份了解也時常成為敬佩。正因榮耀，挑戰，艱辛，犧牲，她總一肩扛下，從不曾逃避，我想，女王之所以令人尊敬，正是她身上顯影出「Duty（責任）」的意義，這是不那麼引人注目，卻極其難得的美德。責任伴隨犧牲，在君主制這場特殊遊戲更是如此，王冠是光輝，也如緊箍，使她必須一次次埋葬「伊莉莎白溫莎」，取而代之的，是「伊莉莎白二世」的誕生。

縱觀《王冠》六季，最使我印象深刻的總是前兩季年輕女王剛登基時面臨的困境──身旁有著正要施展抱負卻被迫輔佐自己的丈夫，唐寧街裡盡是比自己年長資深的權謀朝臣，外在則是一個不再信仰王室魔力的驟變時代。身為一位年輕女性，她堅守父母輩傳承的價值，但不拒絕改變，包括同意現場轉播加冕典禮、打開王宮大門與民眾溝通，更在女王、妻子、姊姊與女兒等角色之間轉換。戴著王冠的人一刻不得鬆懈，除了深刻明白王冠的重量，也清楚它的脆弱，一不小心便會墜下。於是，她也逐漸習得這場如走鋼索的遊戲規則，不僅要適應，更要看來泰然自若。

隨著女王得心應手，迎面而來的是另個挑戰。當她曾經代表的年輕，逐漸成為某種背道而馳的傳統桎梏，不只浮現王室質問自身存在的質疑，也是作為一位女性的中年焦慮。她看見比起自己更有群眾魅力的妹妹瑪格麗特、當時的媒體寵兒美國第一夫人賈桂琳，甚或是第四季後出現的「人民王妃」黛安娜，都與女王的循規與保守形成呼應。伊莉莎白也許不是最亮眼的那位人選，但她是走得最長久的人。這不正是一位君主所需要的特質？

人一生中有多少次能感受到「時代真的改變了」的嘆息？戲裡戲外相映成趣，我在2020那年前往英國，2022年回到台灣，親王與女王在這兩年接連過世，真切感到時代已然改變，看《王冠》時也有如此感嘆。戲劇描繪的女王，歷經時代洪流淘洗仍穩固依舊，不再只是那句「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的老話，而是花了七十年扮演好一個角色，並讓這個看似過時的角色持續存在，持續被需要，談何容易？尤其面對一個無可避免的衰退英國，還得適應無時無刻不在變動的潮流，重新召喚人民敬重，帶領國家走出一次次低潮。

被視為主創彼得‧摩根（Peter Morgan）「獻給女王的一封情書」，《王冠》在某些觀眾眼裡是王室公關品，在真正的王室家庭眼裡卻又有真假不分的誤導之虞。儘管戲劇存在虛構元素，有時為了戲劇性而編纂或錯置事件時序，但怪罪不了觀眾入戲太深，就是因《王冠》劇本的精實，在史實裡加入一抹戲劇化色彩，使人們重新對王室產生想像。在虛構與紀實邊界，《王冠》不完全站在王室這邊，也不隨群眾起舞，即便黛安娜在後段占據許多焦點，看到最後依然會發現，這場演了七年的劇終究只有一個主角，那便是女王。《王冠》所能感動人的情節，也終究在於女王。

《王冠》最終集裡有這樣一段情節，當年近八旬的女王看見躍躍欲試的查爾斯，正思索自己是否該退位，年輕時的自己提醒了她二十一歲生日那年，曾許下「將用一生致力為英國人民服務」的誓言，她則反問：「但被我放一邊的人生呢？被我放一邊的女人呢？」

這是段極具戲劇性的對白，我們不會知道女王是否真的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但即便如此，我相信早在很久以前，她的心中就已經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