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羽／向文學的舊時代說晚安：在「有夠晚期資本主義」的風景中回顧「晚安詩論戰」

其實這場論戰還是現在進行式，只是已經變形了，偶爾冠上別的名號，有時又換一條導火索，但它的陰影依然籠罩著我們。時至如今，當年的參與者們仍然人在江湖筆耕不輟，時而斬獲大獎又贏得補助，後來各方也不乏持續短兵相接與激烈駁火。可以說，我們現在在網絡上看到的新論戰，或多或少都是一種混音與取樣，又或餘震。

這場漫長的對陣名為晚安詩論戰。

如果要以最核心的一篇文章代表整場論戰的高潮，非廖偉棠的〈「文藝復興 」的背後，是詩的馴化〉莫屬。這篇文章在2018年6月9日面世，一石激起千重浪，而這剛好是香港反送中百萬人大遊行的一年前。時移世易，一切已經天翻地覆。這篇文章的核心論調是：網絡流行的「晚安詩」專頁及其詩作是被市場大眾馴化了的媚俗產品，賣得好不代表寫得好，但現代詩「本來是『抗世』的，不合時宜的」，至於詩集的銷量不佳，「讀者的懶惰也有責任」。

▌前奏：正在遠去的文學典範

首先要說，由於篇幅所限，我們沒辦法在這裡完整呈現晚安詩論戰的全貌。不過關於這次事件，已經有兩本碩士論文專門探討，分別是許宸碩在2021年的《痛心詩派的誕生：論台灣現代詩在社群網站時代的類型化現象（2011–2019）》以及林宇軒在2024年的《軌跡與陣地：台灣千禧世代詩學生態》。這篇文章嘗試做的，是提出一些關於文學制度與變遷的討論，炒炒冷飯。

為什麼選擇從2017年開始，是因為那年Openbook邀請了洪崇德、刀刀與陳沛淇三人參與「2017詩專題」。當時的現代詩風潮相當興盛，我們在社群媒體上可以看到光是臉書就有三十多萬粉絲的晚安詩，十萬粉絲的「每天為你讀一首詩」，而詩人們亦熱中於經營自己的粉專，比如宋尚緯、潘柏霖、徐珮芬等，各自都坐擁數萬粉絲。我們如今仍能看到類似的經營模式，最為明顯的是台灣誠品的官方專頁，依然是一首詩一張圖的結構。當然，這類貼文如今的讚好與觸及，跟當年的盛況相比簡直是九牛一毛。

當時的社群媒體流行著詩，「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的發起人洪崇德回顧，七、八年級（1980、90年代生）的網絡詩人向來被上一世代以「野路子出身」的眼光看待，但年輕詩人也正是在網絡上積累寫作經驗、粉絲與名氣，進一步獲得戰友與論敵。至於刀刀的文章則收集各方意見，比如潘柏霖就形容，寫詩對他來說算是個短暫的逃生咒語，「它是否流行或會不會留下來，對我來說是太遠的事情。」而專題的第三位作者陳沛淇不無浪漫地說，這批新時代的詩人「穿梭在眾聲喧譁中，如散沙，我行我素且自由的散沙。〔…〕一首詩的價值，正在被數以萬計的讀者重估。」

之所以會提起價值重估（不知為何整場論戰都充滿尼采用語，還有不合時宜、媚俗盲從等等，可能因為當年社群上的哲學熱潮），是因為2017年底的另一則事件同樣影響重大，那是余光中的逝世。活躍於兩岸三地的余光中象徵著典律與抒情傳統，尤其是他在課本上的影響力（香港尤甚），他的死訊在不同平台上激起了各方回應，政治的、轉型正義的、國際關係的。但我們集中在網絡詩上，在他逝世的半年前，陳沛淇引用了一段往事：

約莫十五、六年前吧，剛跨過千禧年不久的時代，有個年輕人端坐清華大學的教室望著余光中。他盤算，待會兒定要提個您老很難回答的問題。演講結束，年輕人舉了手：「請問余教授，現在網路詩方興未艾，您是否有考慮採用網路作為創作媒介或表現形式？」年輕人心想，詩人若回答「我不會用電腦」，那就是他跟不上時代。只見老詩人目光炯炯，答道：聽說未來是網路世紀，是你們年輕人的世紀，但請容我做一條漏網之魚。

魚已遠去，但網絡越來越大，余光中作為課本詩人的影響力逐漸不受新一代接納（以及政治傾向與手段的效果）。洪崇德寫道，新一代想尋找跟國文課本不同的詩與詩人，「由於教育，詩人的多愁善感與浪漫形象深植人心，社會大眾對『詩人』普遍好奇；卻也由於教育，讀者對這些課本不會教的新詩一知半解。」這是讀詩人口暴增的時代，也是舊典律逝去的時代，一切都在社群媒體上風起雲湧，而論戰的暴雨即將降臨。

▌正戲：文藝復興與詩的馴化

時值2018年6月，晚安詩與每天為你讀一首詩，以及詩人在網絡上的活躍，引起了遠見雜誌記者蕭歆諺的關注。他以〈台灣現代詩迎來「文藝復興」時代〉一文描繪了舊世界的消逝，引用當時在淡江的楊宗翰教授的話，「學生想邀的詩人不是席慕蓉或鄭愁予。」那年三月，教授讓學生投票決定邀請哪位詩人演講，結果第一名並不是課本上熟悉的名家，而是在網絡上的人氣詩人任明信。

〈台灣現代詩迎來「文藝復興」時代〉的三個主要論點是：一、人口增加，以前詩集是票房毒藥，現在的詩集賣得很好；二、感動大眾，記者採訪了當時擁有8.3萬粉絲的詩人追奇，她的職業是文案企畫，自述希望詩作不只使人感動，還能影響社會；三、時尚配件，楊宗翰認為現在寫詩成為一種新的時尚，年輕詩人的詩作能夠深入和反映當代現象，主題觸及當代社會議題與困境，幾行文字就能引起現代人的共鳴，培養出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美學與深度。

可想而知，未必所有人都會接受這種觀點。就在三天以後，六年級（七○年代生）的詩人廖偉棠猛烈地批評了以上內容，從篇名〈「文藝復興」的背後，是詩的馴化〉本身就已經滲出硝煙氣息。對於以上的三個論點，他分別認為：一、量化的判斷只是簡單趨勢分析的依據，卻忽略了新媒體傳播的同質性對詩歌的影響；二、至於讓人感動的詩，他則認為「詩人在寫作流行詩的過程中，漸漸變成一個文案構思者，充分考慮客戶的需要和反應」；三、他認為詩人與其追求時尚，反而更應該保持不合時宜，「現代詩，本來是『抗世』的，不合時宜的，現在有點變成盛世／亂世的一個合理點綴，甚至媚俗的典範。」

「坦白說，這種流行詩、暢銷詩的本質是保守的，它和現代詩的最大不同在於，後者常常是對讀者的慣性思維的挑釁、對日常語言同質化的拆解；前者則被一種公眾期待所馴化，它俯就著讀者對『詩意』的想像不敢越雷池半步，讓詩成為日常無聊生活的潤滑劑，讓讀者掩卷之後心安理得。」

論戰徹底爆發，根據林宇軒的爬梳，回應者包括蘇紹連、楚影、宋尚緯、潘柏霖、印卡、蕭上晏、利文祺、朱宥勳、郭哲佑等。其中關於典範的討論，可以採用詩人利文祺的發言為代表，「拿學者的標準來要求晚安詩，說這些一般讀者選的詩是『流行詩、暢銷詩』，是『馴化』，就真的張飛打岳飛。」

至於潘柏霖則對於廖偉棠的媚俗一詞發表回應，決定擁抱並轉化這個標籤：「這幾天發現自己的詩似乎被概括認為是媚俗且沒有意義也缺乏抵抗只是在順應民情的作品」、「既然被說是只會寫媚俗作品的人，那就來發則媚俗的宣傳文吧。」

至於廖偉棠當時的後續發言已不可考，許宸碩在2021年出版的論文指出「之後還有幾則相關貼文，現在全數消失，估計應是被廖偉棠刪除」，備份文件在當時已經無法打開。至於晚安詩的專頁在事件後斷續更新到8月後短暫消失，在10月24日發表公告，「因私人考量，近期保守估計至農曆年無法兼顧晚安詩每日定期刊載」，並把停刊歸因於個人生計。留言一片鼓勵之聲，當年的論戰就此散場。算是中場休息吧。

▌餘波：由大學為論戰建立紀念碑

自此以後，晚安詩斷斷續續在Facebook與Instagram更新，雖然在2018年遇上風波，但觸及率依然高企。比如2020年12月29日一篇潘柏霖〈明天就要成為更好的人〉，就已獲得2.1萬讚、近200則留言、3000多次轉貼（林宇軒論文數據）；2024年5月24日青鳥行動期間，晚安詩又與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發布了林禹瑄的〈在青島東〉，引起詩與政治之間應該怎樣連結的討論。但是相比起當年「文藝復興」的盛況，晚安詩的更新頻率已經大不如前，到底是論戰的緣故，還是版主自身的生計關係，或是社群改版或是現代詩觀的改版，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以截稿的今天回看，晚安詩已經一年多沒有更新。

至於在論戰另一側的廖偉棠，在他2020年出版的《異托邦指南／詩與歌卷：暴雨反對》裡，以原題收錄了論戰時的〈「文藝復興」的背後，是詩的馴化〉，本書同樣收錄了其他文章，比如〈詩不只是安慰，也可以挑釁〉談布考斯基，〈你的自由是不是你的自由〉談詩歌與苦難，其餘文章似乎已不再談論晚安詩事件。也許曾經有，但我們受制於社群媒體的搜索功能以及刪除文章沒有備份的缺憾，只能在此畫上休止符。

當然，隔年香港的政治事件與隨之而來的大疫，都讓人在看2018時套上一種「事前」的懷舊濾鏡。然而，在事件爆發七年以後，廖偉棠在2025年12月出版的《異溫層》後記裡寫道：「是詩不應止於慰藉，詩也可以揭穿傷痂哪怕它鮮血淋漓。」可以看到他的立場依然堅定。

不過晚安詩論戰除了在社群媒體爆發外，更值得關注的是它進入了學院系統，並催生出兩本碩士論文，而這也是這篇文章的大部分文獻來源。首先是清華大學的許宸碩在2021年以《痛心詩派的誕生》爬梳事件始末，他把這次事件中的社群媒體詩人稱為「痛心詩派」：

「主題與題材上以人生痛苦為主，對愛的傷痛、對疾病、世界惡意的無力，對他人傷痛的理解；在技巧方面以第一或第二人稱為主，展示傷痛，拉近與讀者間的距離；敘事結構上時常在結尾造成情緒上的轉折或高潮。讀者在閱讀這些詩作時，也會對其文字共鳴、投射自我經驗，治癒自身的傷害。更重要的是，讀者透過社群網站與作者接觸，使作者知道自己詩作治癒他人的能力，產生面對社群讀者的意識，產生對文本詮釋的共識：自癒，並且癒人。」

到了2024年，台灣大學的林宇軒接著許宸碩的論點往下談，將這批詩人放在反對文化的位置，並稱為流行詩學。他著重在厭世情感與迷因文化，從這次事件裡歸納出六點：

一、流行詩次場域的自主性以「大眾讀者最適宜接受的文學性」為準；

二、「流量」與「銷量」作為流行詩場域的象徵資本；

三、流行詩學更重視「詩」的社會性向甚於藝術性向；

四、包含「厭世情感」與「迷因文化」兩種功能取向；

五、時常以華語語境文化脈絡的諧音為詩意；

六、流行詩人共享情感結構和隱喻系統。

由於兩篇論文都已經相當全面與系統地歸納了這次晚安詩論戰，我在這裡只能稍微爬梳一些方便理解的觀點。簡單來說，晚安詩論戰就此落幕，一場小眾挑釁大眾（或被挑釁），專業整頓業餘的衝突（或被整頓），以粉絲專頁更新頻率的降低作為終曲。

似乎沒有任何一方在這場論戰中占據上風，台灣詩歌也未見有從這次論戰中提煉出什麼新的養分精華，來發展出新的流派。（我更想寫它與兩岸三地與華文詩歌觀念的落差，前文無法爬梳的還有：用以舉例的前輩們或多或少都有跨地域及政體生活的經驗）晚安詩論戰一如我們今天所習以為常的網絡周末筆戰，從周五開始火燒連環船，到周一中午作鳥獸散回去過日常生活，只是當年的網民還具備著足以持續兩三周的注意力。然而，正正是這樣的對立模式，為我們這十年來的文壇事件提供了可以理解的框架。

▌結論：有夠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學論戰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些事件吧：2017年底楊双子Openbook好書獎事件，當時《花開時節》雖然入圍決審，但抱憾收場。她寫了一篇文章回應評審，因為出局判決理由實在過於經典：「部分評審認為，本書的『穿越』梗設計可更完備，且大眾文學的『時代小說』仍難以取代書寫歷史事件的正統歷史小說。」這裡同樣是正統與邊緣的爭論。

除此以外，還有《文訊》在2022年的「21世紀台灣大眾文學代表作家」專輯，最前十名作家裡出現了張國立、平路、陳雪等名字，企畫出刊後收到了各種質疑，最顯眼的自然是「什麼是大眾」。當然，還有2023年的潘柏霖林榮三文學獎事件，他以〈媽媽說我是假的〉獲得散文首獎，然而在社群媒體上引爆了「散文是否一定要寫自我」的論戰。這裡是學院菁英與文學傳統建立的散文觀念，對上不走「正統建制」路線的散文。這次事件如同晚安詩論戰，同樣進入了學院論文的系統（林心嵐：《當我們討論散文，我們討論的是──戰後台灣「散文」形構考》），當然，我也受這次事件啟發，寫了一整本書。

林林總總的事件都讓我們看到晚安詩論戰的側面，台灣文學似乎總在論戰的砲火當中傳承與交換知識。但當我們說到知識傳播時，總是依靠教育體制與媒體傳播兩大渠道，在近年的衝突裡，就像是楊宗翰所說，文學的接受方式已經進入了典範轉移。但這種典範到底在哪裡與怎樣地被轉移了呢？

我想，這大概是文學的M型兩極化，我們可以看見在社群媒體的大流行後，讀者朝向專業或業餘兩端移動，在中間的選民被推往其中一方。溝通方式在社群媒體的氛圍裡變得尖銳，在Threads的面世後更是變本加厲。無論是維持在中間觀察，又或是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或保持距離地遠讀（Distant Reading）都更為費力，也已經不是常態。文學越來越快，在社群上閱讀成為了一種更為快速的心流狀態，一篇接一篇地滑動。

這一切是為什麼？如果我們將文學視為一套可以傳播的知識，就會發現知識存量（Stock of Knowledge）與文學觀念的進步是不成正比的，當廖偉棠在說詩人的任務是抗世與叛逆，利文祺說台灣詩歌已經走進後現代主義很久，代表他們各自有不同的詩觀。與此同時，大學又不斷地生產各種論文與說法，還有日新月異的論戰，這都生產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然而，這些知識並沒有落實到詩歌讀者身上，甚至連比業餘更靠近專業的文組讀者也未必。

這裡的原因可以歸咎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形容，要確保知識存量能成功傳承下去，就必須依靠制度，一如我們今天回顧晚安詩事件時，很大程度靠著的是學院制度裡的論文。然而弔詭的是，文學制度往往都是鬆散的，《文學社會學》的作者夏苾洛（Gisèle Sapiro）就說，「這一研究領域的學科缺乏制度化之狀態，與過去半個世紀產出豐碩研究成果之現象，形成強烈的反差。」換言之，我們的文學在一個碩果累累的環境裡，但只要一出現論戰，就直接暴露了果農與果農之間並不清楚對方在做什麼，一而再再而三都是如此。

而並不清楚對方在做什麼為什麼會讓人抄傢伙打群架呢，說完這個就結束吧，因為我們活在一個即時性（Immediacy）的時代，換言之，社群媒體與智慧手機功不可沒。安娜．康布魯（Anna Kornbluh）在《即時性，或，有夠晚期資本主義的風格》（Immediacy, or, The Style of Too Late Capitalism）這部著作裡寫，與其說我們身處在後現代主義，倒不如說現在已經斷裂了。傳承依靠著建制，而建制正在被所有人有意無意地繞過，在網絡年代的現象是只累積而不詮釋，知識只需要感官上的貼近，不再需要概念素養。回到《文學社會學》的話來說，就是「文學活動的制度化程度愈低，生產鏈中的人際關係就愈個人化，致使私人互動愈成為此空間的決定因素。」

晚安詩論戰就是這樣，我想重點在於，事件裡的每位參與者都是有意識地選擇了自己的立場，但當需要溝通時卻難以／不願意／不知道要去尋找一個良好的中介。文學觀念的落差，社群媒體的情緒與氛圍，中介系統與權威的式微，這一切一切導致了事件反覆發生，直至今天。我想答案其實也是那個，在M型化的文學場域裡，怎樣把低谷的知識水平往上推？那似乎還是一個評論制度的問題，在大學以外，我們需要在其他地方建立紀念碑，讓個人與個人能以更健康的方式聚集起來。類如專業的評論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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