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熙／九千公里外的生存訊號

英國的正午或午後兩三點，日光緩緩挪過租處的桌面。我幾乎都會在這個時間撥通LINE語音。開場白不是「最近好嗎」，也不是「吃飽了沒」，而是笑著問一句：「阿姨，你閣有咧喘氣無？」

「喘氣中。」她總是悠悠地回答，接著補上冷笑話式的自律：「正在忙，避免今天一事無成。」

聽見這三個字，我一天懸著的心，彷彿輕輕落回原位。原來，有時一句再平常不過的回應，就足以安放九千公里外的一顆心。

重要又不重要的跨國電話

這樣的對話，幾乎每天都會出現。阿姨是我口中的「歪星人」。這個暱稱，不是因為古怪，而是她總有一套與眾不同，卻又認真得令人發笑的邏輯。最經典的一役，是當年外公隨口叫她去買「薑母」，她竟認真地繞遍市場詢問有沒有賣「薑公」。外公幽默回她：「買得到就買回來。」而她也真的試了。這種一本正經的荒謬，成了我在九千公里外最安穩的日常。

我們的語音通話通常是「平行並進」的。大部分時間我們用中文天南地北地聊，更多時候是讓彼此的生活噪音成為背景音樂。有時聊了半小時，誰也沒說什麼重要的事。

有時她去陽台澆花，我繼續坐在書桌前修改論文。耳機裡只剩澆水聲和鍵盤敲擊聲，偶爾誰想到什麼，再接上一兩句話。沒有誰催促誰，也沒有人急著把沉默填滿。LINE就這樣一直通著，像有人安靜坐在房間另一端，各自忙著自己的生活。

有時耳機裡傳來洗筆、鋪紙的沙沙聲，那是她在高雄家裡練習國畫或寫書法；有時則是陽台上撥弄花草的細碎聲響，我總愛開玩笑問：「那些花草都還活著喔？」她則回以一聲充滿自信的冷哼。

有時她會傳來剛完成的畫作照片，我一看便忍不住吐槽：「阿姨，妳這畫的是鬼畫符吧？鳥不像鳥、花不像花的。」「這叫意境，妳這小屁孩不懂。」她笑得底氣十足，完全不在意我的毒舌。

異鄉求學裡的深深孤寂

英國很少聽見垃圾車的音樂，最常劃破空氣的，是消防車和警車的鳴笛。那些急促的聲響總讓人莫名緊繃，彷彿城市始終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反倒是電話那頭，高雄街頭偶爾飄來的〈少女的祈禱〉，一下子就把我拉回熟悉的日常。我彷彿看見阿姨放下毛筆或花剪，繼續過著她熟悉而安穩的一天。

那幾年，我的生活幾乎被音樂與學業切割得整整齊齊。白天穿梭在教室、琴房與圖書館之間，晚上回到租處，又繼續修改論文、準備隔天的課程。生活看似充實，卻始終填不滿異鄉留下的空白。真正難熬的，不是那些被工作塞滿的白天，而是回到租處後的夜晚。窗外天色暗得很早，房間裡只剩電腦螢幕的亮光。有時游標在螢幕上閃了很久，一段文字改了又刪，怎麼都覺得不夠好。屋子安靜得只剩暖氣運轉的低鳴，偶爾遠處傳來火車經過的聲音，我才突然意識到，原來一整天沒有真正和誰說過一句話。論文卡關時，有些煩悶說給家人聽怕他們擔心，說給朋友聽又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跨越地理限制的縫補

也許正因如此，那些不知道該對誰發的牢騷，反而最容易對阿姨說出口。她從不急著安慰我，也不會端出什麼人生大道理。更多時候，她只是聽著，偶爾冷不防吐槽幾句，或說起今天又畫了什麼、種了什麼。那些看似毫無重點的對話，卻像在漫長的留學生活裡鑿出一個透氣孔，讓人知道在九千公里外，還有人願意陪自己一起浪費幾十分鐘。

平日多數時間，阿姨一個人在高雄生活；而我，則在英國北方的陰雨與課業壓力之間度日。兩個孤獨的靈魂，透過一條隱形的雷達線，互相確認彼此還在。我們不需要分享成功的喜悅，在電話裡說起的，只是今天畫了一幅畫、花又開了一朵、論文又多寫了一頁，以及那句：「今天也沒有一事無成。」

當夜色在台灣降臨，阿姨會用她那特有的黑色幽默宣布通話結束：「我要去安息了。」「好，晚安。」我笑著掛掉電話。

市場裡或許永遠買不到「薑公」，但在這段歪星雷達的對頻裡，我找到了一種能跨越九千公里的縫補。

我不知道還會在英國待多久，也不知道有一天，這樣的通話會不會從每天一次，慢慢變成每周一次、每月一次。但我想，不管距離怎麼改變，只要電話接通，她依舊笑著回答一句：「喘氣中。」我便知道，九千公里之外，那個熟悉的聲音，依然還在。

高雄陽台的風聲、洗筆聲，與英國的鍵盤敲擊聲，就這樣隔著九千公里，在同一通電話裡，靜靜交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