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英哲／我的「藤野先生」

1926年十月，魯迅於廈門 大學短期執教期間，寫下了名文〈藤野先生〉，懷念他留學 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時的日本恩師藤野嚴九郎（1874-1945），當時距魯迅告別仙台，告別藤野先生已整整二十年。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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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大文豪佐藤春夫 即將〈藤野先生〉翻譯為日文，先後收於岩波文庫《魯迅選集》與改造社《大魯迅全集》；1945年二月，日本敗戰前夕同樣是大文豪的太宰治，以藤野先生和魯迅為主人公模型，發表了名著〈惜別〉。藤野先生與魯迅師徒之間的故事在日本知識分子之間早已家喻戶曉。我想有留學日本經驗的留學生，其生命中肯定會有如同魯迅般的記憶！

我在異國的大學任教近三十年，明年春天即將愉悅的退休，在日本的大學任教的亞洲背景教員，甚至日本教員，最喜歡炫耀的是華麗的學歷。我沒有華麗的學歷能夠炫耀，只是誠懇的工作，努力在知識的學海中耕耘，但是幸運如我始終有如「藤野先生」般的老師指引我教導我，我心中的「藤野先生」是伊原澤周（彭澤周）老師與北岡正子老師。

▌彭老師記得我的博士頒授典禮

1989年春天帶著如喪家之犬般的敗北心情，從東京轉學到大阪一間小型的私校攻讀碩士，學校也許名不見經傳，但是師資陣容強大，幾乎都是從東北大學、大阪大學、大阪外國語大學等名校的退休教授，接受我的老師是提前從大阪外國語大學退休的伊原澤周老師。

伊原老師本姓彭，第一次上課時發現他的研究室裡掛了臺靜農先生的字畫，感到非常好奇，過了一段時間後才敢啟齒請教他和臺先生的關係。原來彭老師是安徽霍邱人，和臺先生、李霽野先生、李何林先生是同鄉，與昔魯迅的文學社團「未名社」成員關係匪淺。1947年馬歇爾國共內戰調停失敗，國民政府局勢日趨不利，彭老師剛從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乃渡海前往台灣，先後任教彰化女中與台北二女中，52年日華（日本與中華民國）邦交重新建立啟動，隨即在53年以第一批公費留學生身分轉往日本京都大學求學，師從舊台北帝大副教授，貨幣史、礦山史、外交貿易史、交通史的日本史研究大家小葉田淳教授。當時正值京都大學歷史學研究的黃金時期，中國史研究有中國中世史、制度史大家宮崎市定教授，中國古代史、甲骨文研究的大家貝塚茂樹教授。彭老師以晚清日本朝鮮關係研究、晚清自強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比較歷史研究，奠定了在日本學界之地位。

當初他一直鼓勵我研究「內藤湖南與台灣」，但是因為大學時代、舊庄近史所助理時代即熟讀五四時期文學作品的緣故，我反而對彭老師的台灣時代，「未名社」成員與台灣，以及二戰後初期兩岸知識分子的越境與飄泊問題更感到興趣。他也不反對，鼓勵我按照自己的研究興趣前進，給了我不少他個人經驗的啟發。後來我轉往他校續攻博士學位時，他熱心的為我寫推薦信，在我博士學位頒授典禮時，他突然出現在會場為我道賀，並帶我到京都著名中國餐館吃了一頓盛餐。當時我父母皆已過世，而且兄弟皆無，親戚們早已忘了我還在日本求學，他是唯一到場祝賀我的長輩，彭老師的溫暖我一輩子難忘。

▌北岡老師與「安保學運」

日本求學過程中，另一位令我終生感激的老師是北岡正子老師，經由留學關西大學的台灣留學生介紹，有機會從碩士班開始即在關西大學旁聽北岡老師的「魯迅研究」。北岡老師關於留學時期魯迅的研究、魯迅的詩論研究、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在日本與中國「魯學」學界享有崇高聲譽。從碩士班起一直到取得博士為止，始終沒有間斷旁聽北岡老師在研究所開的「魯迅研究」和「東京左聯研究」，北岡老師不介意我不是關西大學的學生，將我視同自己的指導學生一般的訓練、指導。她今年已經九十一歲，身體狀況不壞，記憶、言語邏輯仍然很清楚，這幾年幾乎每星期都會和她通電話閒聊一下。

北岡老師生於戰前東京，兒時經歷過學童疏散，躲過美軍空襲，體驗過日本敗戰後初期三餐不繼的饑荒時期，1954年入學剛從東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改制為大學的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教育學部中國文學專攻，戰前的國立大學除了仙台的東北帝國大學接受女學生之外，其他帝國大學皆不接受女學生，日本的女子參政權也是戰後才享有。北岡老師在大學時期開始閱讀接觸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據她的回憶，當時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並沒有中國現代文學專任老師，但是聘請了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草創時期極為重要的翻譯家、民間學者，任職朝日新聞社的岡崎俊夫先生來兼課，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引發她開始關心並矢志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並以丁玲研究作為畢業論文。

1958年北岡老師考進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所），師從戰後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草創期的大家小野忍教授，繼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當時小野忍教授門下有日後引領日本戰後世代魯迅研究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丸山昇、木山英雄等著名教授。據她回憶，當年考進東大大學院的女生只有兩位。1959年四月岸信介政府發表《日美安保條約改訂要綱》，繼而引發「安保學運」，北岡老師也常與小野忍教授一起走上街頭，參加反對日美安保改訂示威，反對示威以隔年6月15日前後上萬學生圍攻日本國會最為激烈。北岡老師6月15日當天在宿舍徹夜做飯糰，隔天一大早搭乘第一班電車到示威現場發完飯糰之後回宿舍稍作休息，未幾即傳出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在示威現場被警察亂棒中毆打致死的消息，隨即又趕到東大校園與東大學生群起舉牌抗議，她回憶說當時的抗議牌是引用魯迅的名言：「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北岡老師東大博士班畢業後，短期在高中教書，後來因結婚隨著先生北岡誠司教授舉家遷往關西地區定居，六○、七○年代在日本的大學任教的女性學者屈指可數，是日本學術界對女性學者極其壓抑的時代。1974年北岡老師正式任教位於大阪的關西大學，據聞當時關西大學的女教員只有兩位。

▌傳承「藤野先生」的精神

九○年代之後，台灣文學研究風氣在台灣島內日漸成形，當時留學日本專攻中國近現代文學，並關心台灣文學的留學生幾乎沒有，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年代我也算見證了台日兩地台灣文學的發展。碩士班階段時，我已在日本學術刊物發表了台灣文學研究論文，並在台灣翻譯介紹日本學者的台灣文學研究成果。當我為博士論文的選題苦惱時，我一直思考是否能夠為五四以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和台灣文學尋找出一個接合點，此時北岡老師建議我從魯迅著手，我才有了以許壽裳在戰後初期台灣的角色功能研究之博士論文。提交博士論文前，北岡老師不厭其煩的指正，仔細的幫我修改。記得當時每次取回她幫我修改過的滿頁紅批論文後，腦海中經常浮現的是魯迅的回憶：

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

當年計畫取得大學任教資格的博士學位之後，即立刻返台工作，後因為北岡老師的推薦被現在服務的日本大學採用，三十年歲月就這樣無聲流過。當時北岡老師鼓勵我想要貢獻自己的國家不一定要回國，留在國外大學任教，作好學術文化橋梁工作也是一種貢獻。她曾向我提起過王育德先生是她東大大學院時代的前輩，一起上過課，經常會散發他編輯的《台灣青年》給研究生們閱讀。她也知道王育德先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台。北岡老師理解台灣處境，尊敬王育德先生的學者與政治運動家風範，也許是這種愛烏及屋的心情，當她知道我來自台灣時非常照顧我，嚴格訓練我成為一名研究者。

這些年來，時常想起藤野先生對魯迅的期待：「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我一直也鞭策自己不能辜負北岡老師的期待，除了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也希望為自己的故鄉台灣以及日本、中國的學術研究做出一點貢獻，在即將卸下教職的前夕，回想自己的來時路，很慶幸求學時期能夠遇見兩位「藤野先生」。現在跟隨我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中也有多位中國留學生，我學習當年藤野先生對待魯迅的態度，也繼承兩位老師曾給予我的溫馨，並將這份善意傳遞給下一代，但願藤野先生精神能夠永遠不滅，人的善意也能夠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