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宇／成為日本、背離中國，還是照見台灣？──「皇民文學」論戰中的認同難題

講到「皇民文學 」，有些人或許會憶起國高中歷史的上課內容：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台灣 進入皇民化運動時期之後，皇民文學應運而生，讚揚日本 的軍事擴張，甚至在戰事越演越烈之際，鼓勵台灣人從軍報國，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這批符合殖民母國利益、具有高度政治宣傳性質的文學作品，是否屬於「台灣文學」？如果是的話，又該如何理解它們的文學意涵？

這些碰觸到國族敏感神經的問題，在1998年引發正反方一系列的論爭，主戰場就在《聯合報》副刊。論戰的起點來自張良澤教授2月10日在聯副發表的一篇文章，〈正視台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從當日開始一直到六月，張良澤在聯副、《民眾日報》和《台灣日報》選譯、刊登了十七篇他所稱的皇民文學作品，這篇序文便是他對為何要翻譯這些創作的說明。雖然他選擇的作者如周金波、王昶雄等人，確實是後世談到皇民文學的代表作家，不過張文沒有給出皇民文學的定義，或是他篩選作品的標準。綜合戰爭後期對該名詞的討論，若要對皇民文學做出比國高中課堂更細緻的界定，可以將其概括為當局鼓勵台人作家創作，描繪成為皇民之熱切渴望與追求過程的作品。殖民政府期待透過文學的感召，激起民眾的愛國心，進而為日本正如火如荼投身其中的大東亞戰爭做出奉獻。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張良澤為何要在日本統治結束五十多年後重提皇民文學？

這批順應殖民母國政策、支持對中戰爭勝利的作品，在政權遞嬗的1945年之後，自然成為抱持國民政府史觀的人們嚴加撻伐的對象，而長年處於台灣文學史的邊緣位置。這就是張良澤文章標題指稱的難題之所在，也是他意圖藉由刊出這些創作翻轉的現況。他在這篇序文裡後悔自己過去的無知，表示受到反共愛國教育的影響，曾寫過反共文學、批判皇民文學，但對作家書寫的時代背景卻缺乏設身處地的理解，亦欠缺帶著愛與同情解讀作品的態度，然而「自己走上的道路其實也是他們走過的旅程」，因此奉勸新世代的研究者「正視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或多或少都寫過所謂的『皇民文學』的歷史事實」。張良澤將自身經驗類比於皇民文學作家的寫作歷程，來自反共文學與皇民文學皆與官方政策掛鉤，後者的形成更須考慮殖民脈絡，不是一句「忘祖背宗」就得以棄之如敝屣。在這層認識上，希望人們重新評估皇民文學。

▌誰的民族大義？

面對這樣的主張，持中國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立場的作家陳映真4月2日至4日連三天在聯副發表〈精神的荒廢〉，批評張良澤的觀點。他認為反共教育不見得會導向對皇民文學的批判，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擴張正是建立在反共的意識形態上。皇民文學否定台灣人身為中國人的主體性，推崇成為日本人、為日本天皇效忠至死，如今對待此般創作，不以民族大義加以指摘，而企圖給予正面評價，實際上是「以極右反共論為基點的台獨論」之表現，顯示出「心靈的殖民地化」，「戰時中精神的荒廢」尚未清理。

由於陳映真的文章在分析愛國教育時，提及「彭歌指責鄉土文學派『愛國過於激切』而必欲置之於死地」，指涉兩人在二十一年前「鄉土文學論戰」的交鋒，彭歌於是在同月22日以〈醒悟吧！〉一文回應。在批判皇民文學的立場上，與黨國關係密切的彭歌跟陳映真站在同一陣線，視皇民文學為漢奸文學，「屬於歷史的渣滓」；他反對的是左派的陳映真在譴責皇民文學的同時，對國府在戰後聯手日本右翼、意圖反攻大陸的行徑有所批評。五天後，作家馬森也以〈愛國乎？愛族乎？〉加入論戰，將焦點轉向國家與族群認同的問題。儘管馬森能夠理解居住在中國與日治時期台灣的漢人，在中國國族認同上的程度差異，但他進一步區分國族之下「範圍較小」的族群認同，認為中國認同因殖民統治而日漸淡薄，不代表漢族認同也會跟著消退，賴和、吳濁流、楊逵的作品便「常常流露出族群認同的痕跡」，與之相對的皇民文學作家透過自我輕賤「高攀」日本民族，才是問題所在。

陳映真傾心左翼中國，彭歌捍衛右翼的中華民國，馬森則將「國」與「族」分開來看，認為國家認同可能隨歷史處境改變，但不能因此輕賤原生族群，將自己「抬升」為更「高貴」的日本民族。整體說來，他們發表在聯副的文章，都是站在中國或漢人的角度，批判皇民文學的變節行為。然而如果從更加同理殖民地台灣人的視角看待皇民文學，將會得到全然不同的敘事與觀點。

由此出發，評論家彭瑞金在《文學台灣》雜誌四月號的編後記，正面迎擊當時針對皇民文學的隆隆砲火。他指出「皇民作家與皇民文學並沒有脫離台灣的土地與違背台灣人民的立場發言」，「皇民作家還是在被殖民、被統治的一邊」；相反地，反共文學是國府刻意扶植的產物，為施行白色恐怖的當局幫腔，應該剔除於台灣文學之列。同樣從本省人的歷史境遇思索皇民文學的還有作家葉石濤，他在4月15日發表於《民眾日報》的〈皇民文學的另類思考〉中，以自身祖孫三代歷經清朝、日本、中華民國等多重政權轉換的經驗為例，反問：按照後代批評前代效忠對象的邏輯，他是否要罵他父親「清國奴」？兒子是否要罵他「漢奸」？由此點出訴諸民族大義賤斥皇民文學的荒謬之處。葉石濤進而為皇民文學作家周金波辯護，認為他「生來就是日本人」，藉由小說表達希望台灣人日本化後享有進步生活的理想，「善盡作為日本國民的責任，何罪之有？」

游勝冠教授7月24日於聯副刊出的〈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徘徊〉，可視為這一系列論戰文章的總結之作。他質問：「為什麼台灣人的自我理解總要依附中國或日本？」主張台灣文學獨立於兩國的自主性，因此批判陳映真「本質化的中國民族主義」，但也不能認可向日本輸誠的皇民作家。對他來說，無論認同中國還是日本，都是外來政權殖民意識的殘留，台灣人必須「確立一個不以殖民統治者為認同對象的位置」。

▌抵達自我的幽暗長路

上述對皇民文學的論辯，主要是從背離中國人或依循殖民地台灣人的角度出發，反對或捍衛皇民文學的地位。但若嘗試跳脫此般非黑即白的框架來細讀作品，或許可以獲得更豐碩的、對於台灣文學的理解。以皇民文學的代表作、周金波的短篇小說〈志願兵〉為例，它在應和日本國策的同時，也蘊含了當時台人複雜的情感衝突與思辨。

〈志願兵〉描述八年前自東京留學歸國的敘事者我，旁觀同為留學生的表弟張明貴與小學同學高進六，因為對如何「成為日本人」的看法不同，展開辯論的過程。張明貴自言：「我在日本領土出生，受日本教育長大，日本話以外不會說，假如不用日本的片假名文字就不會寫信，所以除了日本人之外別無他法。」接受東京文化洗禮的張明貴，用理性推導的方式證成同化於日本人之必然，方法則是藉由訓練跟上日本的生活與文化水準，他因此看不慣加入「報國青年隊」的高進六，這類台灣人並非透過教育，而是經由參拜神社的「拍掌儀式」體驗到與神明的接近，產生能成為日本人之信念。然而最終高進六「割了小指寫血書」，展示奉獻自己身體、從軍報效國家（日本）的壯烈志願，令張明貴自嘆弗如。小說以震驚過後的「我」與張明貴往後者家三樓走去的場景作結：

狹窄的樓梯，兩個人無法並排走上去，因此我就跟在他的後面，他的身材相當高，光線被遮住得有點暗，因此我只好靠著露出來的一點光線，像數樓梯一樣，一步一步登上去，這樣慢慢地登上樓梯，倒覺得這樓還相當長。

崇尚理性的留日知識分子張明貴，與小學畢業後就在日人經營的商店工作、藉助「非理性」儀式與信仰貼近大和精神的高進六，兩者間形成鮮明的對比。〈志願兵〉隱藏的矛盾在於生為殖民地台灣人，注定面臨既是日本皇民又尚未企及的分裂處境，兩人於是必須為了同化之道而爭論不休。小說固然可以解讀為高進六透過獻出生命，越過與張明貴的觀念與階級差距，成為更稱職台灣人／日本人的政策宣傳，但周金波刻意選擇一個搖擺於兩人之間的敘述視角，以及顯然別有深意的結尾，可能才是這篇作品的重心。這位回國之時抱持與張明貴類似想法，卻在多年後受到高進六取徑吸引的敘事者，因為「現代文明」的教育無法幫助他實現同化，感到苦悶與迷惘。小說結局那幽暗的漫漫長路，正暗喻著殖民地知識分子成為日本人、成為統合「自我」的迢遠之途。

〈志願兵〉描摹自我分裂的角色，當中認同殖民統治者卻難以貫徹的困境，便是彼時台灣人可能面臨的切身難題。但在皇民文學論戰裡，這類形式的作品卻因為意識形態的不純粹、民族精神的不正確而受到攻擊。在台灣文學論述逐步建立的九○年代，論戰各方皆透過回顧日治時期的歷史與創作，反映自身的國族觀與文學觀，也彰顯文學與意識形態千絲萬縷的連繫。然而如同〈志願兵〉展示出官方訊息與個人掙扎共同交織的複雜性，這樣的作品不只是殖民地人民被徹底支配的表現、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負面教材，而是帶著深刻的困惑與感傷，照見日本時代台灣人最幽微的心境。或許，這就是皇民文學留給台灣文學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