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禹瑄／手錶

A左腕上的石英錶不動很多年了。離開伊朗 幾個月後指針停在兩點三十二分，鐘錶師開口一串法語中他只聽懂了價錢，馬上決定不修了，把滿是刮痕的錶又接回來，戴到手上。

旁人往往要過一段時間 才發現他的錶壞了。問他為什麼還戴著，客套的時候他說習慣了不鏽鋼錶帶的重量，不戴感覺手少一塊骨頭。偶爾喝得微醺的時候他說：「因為在我的國家伊朗，時間像是靜止了一樣。」說完自己輕笑兩聲。不是伊朗人的人不知道該安慰還是該笑，他連忙解釋伊朗人就是愛開黑暗的政治玩笑，例如一個情報員問一個伊朗人想不想合作推翻神權政權，伊朗人說好，情報員說太好了，價碼是十萬美金，伊朗人忽然面有難色，支吾地說自己沒那麼多錢，能不能分期付款……A忍不住笑起來。聽的人之中沒有人經歷過極權，沒有人笑。

一次多喝了兩杯，A說等到最高領袖哈米尼死了，他就把手錶拿下來，再補一句說這不是玩笑。「我希望他死，但我不覺得他會死。」哈米尼八十多歲了，在他出生前就已經是最高領袖。「小時候我以為他是神，長大後發現他影響了我生命中的多少決定，幾乎也像個神。」

美國和以色列 突襲伊朗後一個月後我見到A。他說戰爭開打那天早晨醒來，看到哈米尼身亡的訊息，還以為是新的笑話。最高領袖和幾千人死了，政權還在，切斷全國網路，國際電話偶爾接通。「我打電話給家人像在買樂透。」他笑了笑，眼神疲憊，手上還戴著那只石英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