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森堯／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最後歲月（下）

辦《作家日記》刊登自己一個人的文章

第三階段，也就是作家的人生最後歲月。1872年，我們作家和妻子安娜結婚後為躲避債主索債和親友的糾纏，更是為了健康問題，在歐洲住了四年之後剛回來不久，有一天，他聽聞剛創辦不久的一份右翼雜誌《公民週報》的主編因和老闆意念不合，掛冠求去，他看上一年有三千盧布的優渥待遇，就毛遂自薦，沒想到老闆竟答應了。因此，他從1873年元月正式上任，成為這份右翼雜誌的主編。他趁機在周報上為自己開闢一個專欄，叫作「作家日記」，彷彿回到了年輕時代（1840年代）為當時彼德堡的報紙寫專欄的抒情風格：抒發心中感懷，和讀者親切對話，有時穿插一些短篇故事來娛樂讀者，著名感傷中篇《白夜》就是那時寫專欄時的產物。這篇作品之所以有名，倒並非因為寫得好，而是因為後來義大利著名導演韋維斯所改拍電影比原著好看。我特別喜歡這個專欄剛開始時寫的題名為「故舊」的一篇感懷隨筆（大陸中譯版本譯為「老一代人」），他特別寫別林斯基和赫爾岑，他為他上一代的俄羅斯菁英分子努力著墨。

可嘆他在這報刊也沒能待多久，一年後也是因為和老闆意念不合和藉口健康問題而憤然離去，回家裡把《少年》一書寫完，後來（1876）自己又辦起一份雜誌，取名為《作家日記》，整體精神和風格從前面專欄繼承而來，而且只刊登自己一個人的文章。這個雜誌辦得很成功，剛開始時有兩千訂戶，兩千零售，隔年暴增到七千個訂戶，五千個零售，這在當時俄羅斯，已經算是首屈一指了，而且讀者的反應相當熱烈，讓我們作家自信心大增，同時也爆增他的工作量，造成他精神和體力不勝負荷，成為不久之後過勞死的伏線。

我們後世能看到的《作家日記》共分兩冊，一冊是1873年刊在《公民週報》上的專欄文章，另一冊是1876-1877之間，刊在《作家日記》月刊上文章的合輯。坦白講，就我個人品味而言，我覺得這兩冊書的內容大多乏善可陳，特別是對當時時事的分析和針砭部分，今天看來顯然很不合時宜，亦毫無魅力可言。比如最令人無法忍受的莫過於他那一廂情願的親斯拉夫主義和俄羅斯至上的民粹主義，令人徒增反感而已。比方說，他看到當時奧圖曼帝國（土耳其）不斷在沉淪墮落，變得很衰弱，就主張俄羅斯應出兵奪回伊斯坦堡，順便報克里米亞戰爭一箭之仇。他不停大喊：「君士坦丁堡是我們的！」這不是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是什麼？這簡直是不顧現實形勢，幼稚到極點的政治偏見。

他這之間的兩本作品《附魔者》和《少年》，甚至更早的《白癡》，就是承載太多類似上述那類意識型態的東西，而失卻了藝術感染力量，變得不好看。言多必失，他在這上面講了很多蠢話，反而其中隨筆式的小品文或短篇小說創作較為吸引人，比如有一篇以「百歲老太婆」為題的隨筆文章，充滿人情味，令人讀來無比動容。另外一篇記述法國女作家喬治．桑之死，讓他想起年輕時代這位偉大女作家對他心靈的影響。

另有一篇題名為《溫柔女子》的中篇小說，不能不提。

1876年十月，我們作家在為他自己辦的《作家日記》尋找寫作題材時，有一天傳來當時流亡英國倫敦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赫爾岑十八歲女兒在國外突然自殺的消息，他感到非常震撼。剛好同時國內報紙也報導幾樁年輕人自殺消息，他為此深感困惑。都是年輕女性，其中一位二十二歲的鄉村產婆的助理，她說她工作所得不足以餬口，她覺得人生乏味，已經活不下去。另有一位二十五歲裁縫女工，她說她覺得活得很累，想暫時退出人生舞台，好好休息一下，她從四樓躍下，跳樓自殺。這顯然是一群「疲倦的靈魂」！ 這些事件成為我們作家在《作家日記》中寫下精采中篇小說《溫柔女子》的靈感泉源，這篇小說後來曾由法國導演布烈松拍成電影，小說和電影，兩者相得益彰。

布烈松不改其向來沉悶風格，卻頗能深深撼動人心。故事一開始，男主角，一位當鋪老闆，面對年輕妻子的屍體懺情獨白，她在幾小時前才跳樓自殺。小說從頭到尾完全由男主角的意識流獨白貫串而成，寫來別具一格，這在十九世紀七○年代而言，是一種大膽創新的寫法，比後來普魯斯特或喬伊斯，甚至吳爾芙女士等人的意識流風格早至少幾十年以上。  

人生最後歲月完成曠世傑作：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1876-1877兩年的《作家日記》寫作生涯，為我們作家埋下寫作《卡拉馬助兄弟們》的種子，他覺得時候到了，已經非寫不可了。他在1877年10月號的《作家日記》上刊登一則敬告讀者啟事，說明雜誌將暫停一到二年出刊，一方面他覺得很累，他的癲癇毛病一直不斷惡化，三天兩頭動不動就發作，但主要是他心中已醞釀好要好好專心來寫作一本他自認生平最偉大巨著，要連載這本小說的雜誌（《俄羅斯信使》）也已經接洽好了……云云。他認為等他完成這本扛鼎鉅作之後，至少能夠再繼續經營《作家日記》十年，雖然他已五十六歲，他相信他可以再繼續寫作二十年，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僅僅剩下三年又三個月的人生最後歲月，而且都在操勞過度和焦躁及興奮交雜的狀況之下度過，他完成了世界文壇上難得一見的一部曠世傑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事實上，就在杜思妥也夫斯基努力撰寫和發行他的《作家日記》之時，同時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寫作從事許多準備工作，他多次拜訪全俄羅斯最著名修道院，並對院中長老和神職人員進行地毯式的細密訪談。他同時訪問多家孤兒院和「棄兒之家」之類的機構，藉以引用在書中的兒童主題上面，同時不停出入彼得堡地區的地方和高級法院旁聽多樁審案過程，藉以準確描述書中的弒父案件，比如法庭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辯論細節。

我發現這本小說比起我們作家其他「小說悲劇」，比如《白癡》和《附魔者》或《少年》，之所以更為精采好看，主要是除了人生哲學和宗教概念的辯證之外，書中多了父子為同個女人爭風吃醋和弒父這類通俗劇情節，還有法庭辯論，它既是哲學和宗教之書，同時是偵探小說的先驅，應有盡有，雖然篇幅浩繁，還是令人讀到愛不釋手。作者藉此機會透過多位書中人物，如同巴赫汀所說「複調小說」概念，表達許多哲學和宗教的觀念，比如天主教和專制主義，歐洲和俄羅斯，知識分子和普羅大眾，虛無主義和自由主義，信仰和無神論等等，甚至在法庭辯論中，談到俄羅斯未來命運，免不了要引用果戈里的「三頭馬車理論」，同時預言歐洲大災難的必將來臨。我們作家以先知姿態對世人昭告他的哲學概念的精髓，並露出洋洋得意姿態。事實上，他是對的。

時候到了，不要制止

1880年五月，普希金紀念碑落成典禮在莫斯科隆重揭幕，盛況空前，杜思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都應邀參加此一盛會並發表演講，邀請單位是「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十九世紀80年代，俄羅斯文壇排名，第一名無庸置疑是托爾斯泰（其實當時托爾斯泰的聲望，也是世界第一），第二名是長時間旅居國外的屠格涅夫，第三名是岡察洛夫，第四名和第五名永遠空著，杜思妥也夫斯基雖未必沒沒無名，但五名之內的排名永遠輪不到他。

有一次，他把剛寫好的《少年》親自送去《俄羅斯信使》雜誌社，他看到雜誌社裡每個人在搶讀一本剛寄到的稿子，仔細一看，原來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他後來打聽出，托爾斯泰的稿費是每一大張稿紙五百盧布，而他只能拿到一半價碼兩百五十盧布。一般一本長篇小說的標準長度是二十大張稿紙，不知是不是故意，《安娜．卡列琳娜》竟寫到四十大張稿紙，等於說，他這本小說的連載稿費可以拿到兩萬盧布之譜（這怎麼看在當時都是一筆十分驚人的財富，等於一個部長級官員五年的薪水），他十分感嘆：這世界真不公平，托爾斯泰已經非常有錢，豪宅之外，還擁有一大片土地，而我必須靠稿費養家活口！杜思妥也夫斯基越來越不喜歡托爾斯泰，他們兩人幾乎沒什麼來往。他和屠格涅夫是死對頭，互相討厭，老死不相往來，這次卻被安排同台演出。

杜思妥也夫斯基很重視這次的演講盛會，他停下正如火如荼撰寫中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花費許多時間全心全力準備演講。演講內容以歌頌普希金為主，我們作家從小崇拜他，從未停過，他是他一輩子最重要的心靈導師，他認為他是俄羅斯有史以來最偉大天才，也是最偉大民族詩人，無人能比。這次演講非常成功，全場歡聲雷動，事後在文學的晚上聚餐會場上，他發現所有聽眾都是正在連載中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熱誠讀者，他們一致認同，他們此刻正在讀俄羅斯有史以來最偉大小說作品，我們作家雖然很疲憊，卻興奮極了，久久不能自已，這時，他的人生最後歲月僅剩八個月而已，他不知道，也沒有人預料得到。

我們作家從莫斯科回到聖彼德堡後，席不暇暖，立即投入《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最後部分的撰寫，幾乎是不眠不休，片刻都不休息，等到該年（1880）的十月整部小說完成之後，幾乎是無縫接軌，立即投入《作家日記》的復刊工作。隔年的一月底，也就是1881年，有一晚，我們作家忙到半夜時，突然咳嗽咯血，妻子安娜立刻召來醫生診治，相安無事，但隔天半夜三點鐘時，我們作家突然把安娜叫醒說道：「我要死了，時候到了，不要制止。」安娜秉持其一向冷靜處事風格，不慌不忙叫來小孩們，並為他拿來福音書，我們作家以平靜安詳姿態離開這個世界，安娜也坦然面對，她說，這是上帝的意旨。

杜思妥也夫斯基死後依其遺願葬在聖彼德堡的亞歷山大．尼布斯基（Alexsander Nevsky）修道院的墳場，據說出殯當天送葬者達三萬人之譜，包括大主教和皇室家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