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慶弟——一個女射手的懷念(二)上篇

慶弟(上)——一個女射手的懷念(二)。圖/李貞慧(東海美術系第一屆,射手座,持續創作有東海樹林光影主題作品)
慶弟(上)——一個女射手的懷念(二)。圖/李貞慧(東海美術系第一屆,射手座,持續創作有東海樹林光影主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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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鑫淼先生逝世後,我和慶弟的來往更多了。上海葬禮看到的許多怪異現象,我知道她有煩惱,但是愛莫能助。她和卓先生沒有孩子,龐大的產業,覬覦的人或許不少。慶弟夠聰明,她不會不知道有些人靠近她的原因。但她優雅委婉,很少給人難堪,也不會鄙夷。「財大」而不「氣粗」,是智慧,也是教養,她總是溫婉平和。

但是她確實為先生留下的產業憂慮過吧……

有一次她問我這件事,我跟她表白自己完全外行,不會有一點意見。但是,我覺得卓先生是卓越的創業者,半世紀在台北打造一個成功的產業,「有沒有可能……」我沉思著:「創業不容易,能夠把一個產業在適當的時候用對的方式結束,也不容易。」

台灣的教科書獨占的市場已經改變,數位時代來臨,傳統出版業會迅速轉型,這些,可能都是老書店轉型的棘手問題。

我忽略了她情感上的留戀,這些產業,不完全是產業,而是她與卓先生一生感情生活的維繫。

他們夫婦,幾乎每天有一樣的行程。早上九點左右,司機開著賓士五百的金色轎車到書局,在一樓有陽光的角落喝咖啡,員工會為慶弟烤一片吐司。中午他們相偕到重慶南路武昌街口的馬可波羅用餐。慶弟吃得很少,通常是幾片吉康菜沙拉,聽書局和餐廳員工報告一些營運事項,在幾個請款的單據上用印。

午餐後司機來接,回仁愛路圓環的大廈頂樓休息。慶弟不睡午覺,她喜歡自己用清水洗滌自己的襯衫T恤,然後平鋪在毛巾上晾乾。

家裡有人幫傭,但是她喜歡自己做,尤其是貼身衣物,很少讓人碰。

同時,我發現慶弟有潔癖,一次從上海到北京的火車,幾個小時,她不喝水,因為不肯用公共廁所。

每顆天上的星辰有自己運行的軌跡,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慶弟對自己有潔癖,卻對身邊的人很寬容慈祥。

她也還是維持先生在世時的排場,常常安排書局同仁或撰稿作者或親朋好友聚餐,在大飯店的包廂,一桌、兩桌,點最昂貴的菜肴,消費出手闊綽,餐廳經理都招待得特別好。

我對大飯店的餐廳,有好奇,但是多不持久,如果每天吃,就有點吃不消。

慶弟請客,排場很大,但是她自己不吃什麼,坐在一邊,微笑著看大家熱鬧。如果是二十幾人的聚餐,通常吵鬧一堆,熱鬧之餘特別讓人感覺到寂寞。一種失去伴侶的寂寞,像慶弟仁愛路家裡那一台卡拉OK,卓先生在時,常常一票人在家裡歡唱,人走了之後,機器還在,再也聽不到歌聲。

有時晚宴結束,我會陪慶弟回家,如果是冬天,仁愛圓環靠西南角落騎樓下,總有一個賣糖炒栗子的小攤子。一個老人,獨自一人,用小紙袋裝著炒好的栗子。慶弟已經習慣,只要看到老人,就要司機停車。她要老人把所有的栗子都包了,還催促老人:「早點回家吧……這麼冷。」

有時栗子不多,她也讓司機先回家,我就跟她提著熱呼呼冒著香氣的栗子,過敦化南路,走回她在東南角落的家。那麼多栗子,就囑咐我分贈給大家。

她說的「大家」很不清楚,我們好像也有默契,「大家」是許多人,慶弟不一定認識,我也不一定認識。

1990年,卓先生還在世,她要我為東華寫書,「寫美術史,東方的、西方的,寫給孩子們看……」

東華的教科書多是理工或社會財經類別,人文科別較少。我在大學教美術史,在專業圈子裡,教授和學生講畢卡索1907年創立「立體派」(Cubisme)。「立體派」這個術語,專業圈子裡都知道。但是「立體派」對於慶弟說的「孩子們」或「大家」可能沒有一點意義。

她啟發了我,能不能用另外一個角度,擺脫術語,擺脫專業詞彙,向非專業的人談論「美的歷史」?

1990-1992年,東華書局出版了我兩本書:《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和《寫給大家的西洋美術史》,儘量用口語的方式,把美術史說得更簡單。書名上的「大家」是我和慶弟私密的記憶——仁愛路圓環冬日賣糖炒栗子的小攤子。

我們有共同的記憶,也有很不諧和的記憶,像星辰與星辰的軌跡,有時靠近,有時也會離得很遠,彷彿陌生而不相干。

我在台北同安人老社區「大龍峒」長大,對城市的老區一直有情感。台北發展出新穎摩登的東區,我還是喜歡跑到大稻埕,看老的商業巷弄,老的住宅形式,傳統居民和淡水河的依賴關係,廟宇信仰和庶民商業,長久的生命力,有時好像因為交通或行政規畫被遺忘了,但是,街巷間蘊藏的記憶悠久深厚,不會真正沒落。

我帶慶弟去大稻埕,探訪幾棟頹圯荒廢的老宅,她也喜歡。但是當我看到廟口大腸米粉的攤子,忍不住一屁股坐下來,才發現慶弟站在一邊尷尬微笑。

「原來她是不吃路邊攤的……」我心裡責備自己莽撞,沒有細心體貼,即使因為射手,性格豪邁隨性,卻還是有她不能妥協的事。

那是我第一次告誡自己「慶弟是不吃路邊攤的」。

我還是陪慶弟去高級餐廳應酬,有時候覺得是苦差事,因此也應該體諒對她而言,坐下來吃路邊攤也是苦差事吧……

生命這樣不同,各自有各自的苦差事,也各自有各自的樂在其中吧……

有一次我和慶弟同遊巴黎,我住民宿,她住飯店,一起看美術館,逛街,玩得很好。我回巴黎,覺得不是回一個地方,而是回到自己的二十五歲。破牛仔褲,荷蘭木頭鞋,口袋裡一冊詩集,帶一瓶紅酒,兩個三明治,可以坐在塞納河畔一整天,讀詩、發呆,看示威群眾,都好。

慶弟好意,總要帶我和學生們去昂貴餐廳,我覺得好像在背叛二十五歲的自己,也才發現我一樣有潔癖,害怕銀塔餐廳的服務侍者告訴你每隻鴨子的編號,也害怕他若無其事透露:上一個服務的對象是羅美雪妮黛。

這或許與星座無關,只是社會階級的習慣吧。恰恰好我在巴黎的年輕記憶那麼波希米亞,覺得寧可是一隻臭癩蛤蟆,不願意被甩到牆上變成鄙俗的王子。

我學會了保持一種距離欣賞慶弟,她越來越常邀約朋友坐豪華郵輪,遊歷地中海或萊茵河,也去了聖彼得堡。我都沒有參加,她敘述船上種種,意外驚喜的船長舞會,她確實很開心,竟然說起,結婚後,曾經讀大學夜間部,那時,多麼仰慕「藍儂」。

「John Lennon?」

她點點頭,「我也喜歡Yoko。」她靦腆的說。

那是她青年時一點點的私密記憶嗎?她跟我敘述了當年張貼的藍儂與洋子的海報。

「他遇刺,我好傷心喔……」遇刺?那是1980年的事吧?我也不禁心裡哼起〈I want to hold your hand〉〈Hey Jude〉〈let it be〉。

反覆在心底回味年輕時的歌,然而,歲月一直流逝,歌手也死亡了,年輕的歌聲照常在心裡響起。

我們很難改變什麼,就像慶弟每天固定的行程,固定的時間,司機來接,從仁愛路圓環到總統府對面的東華書局。車窗外刷刷閃過去的仁愛路兩旁的大樟樹的影子,轉過凱達格蘭大道,抵達重慶南路一段東華書局。司機開門,員工出來迎接,她和藹一一問好,坐在固定窗邊的位子,有時候有朋友陪伴,有時候一個人,她或許覺得卓先生一直在旁邊,依舊陪她看窗外照顧得很好的垂枝茉莉,一串一串,像許多紛飛的蝴蝶。

有時候會有錯覺,覺得時光可以這樣天長地久下去,像一張黑白照片,只要重新染色,一樣光鮮亮麗起來。

然而並不如此,當我聽到慶弟罹癌的消息時,才驚覺到,啊,她已經超過八十歲了。

她身體維持得很好,動作一向緩慢,所以不會覺得她生病了,肺部的癌細胞到了末期,沒有做化療,也沒有做放療,一天吃一顆標靶藥,一萬三一顆,但是有效,沒有一點病態。

慶弟幸運,有最好的醫療團隊,她的癌指數始終維持穩定。

聽說她罹癌,我在東華二樓講了一場《金剛經》,許多老朋友回來,大家都懷念在那個場所聽《紅樓夢》的時光,像慶弟總記得牆上那張藍儂和洋子的海報。

我以為《金剛經》提醒大家慶弟的告別,沒有想到,我多慮了,慶弟的狀況越來越好,很不像一個癌末病人。

癌末這件事還是影響她做了一些決定,趁著頭腦身體都還好的時候,把財產做了規畫,用先生的名字「鑫淼」成立了基金會,固定發放獎學金給十幾所大學的學生。有一天她很滿意的告訴我:「財產轉做公益,大概已完成百分之八十。」

她也陸續把上海的事業結束,她一向對員工慷慨,把很多房產都分給員工。一塊原來要捐給復旦大學的土地,碰到新冠疫情,沒有照原定計畫。她耿耿於懷,和我提了多次。我覺得疫情期間,她的身體狀況,還是不要冒險。那也許是好幾億人民幣的事,她希望是做有意義的事,然而人事自有因果,強求或許沒有意義吧。

疫情期間,我去仁愛路陪她的時間比較多,只要有空,大概總跟她一起晚餐,帶一些她喜歡的江浙家常菜「芋艿」「臭豆腐」,受過她照顧的學生也貼心,常常跟我一起陪她晚餐,她最後的歲月,竟然也不完全孤獨。

有兩位獅子座的朋友給她晚年很大的幫助,一位安排了菲傭照顧她,另一位常帶她去公園曬太陽。「廟口都有兩座石獅子,是因為他們守護的忠誠嗎?」我心裡這樣想。

最後的歲月,菲傭阿里貼心,慶弟得了新冠,醫院只能一位陪伴照顧,阿里二話不說,整理衣物,在醫院待了一周。人心惶惶的疫情期間,人人自保,我看到的是完全無血緣族群之親的外傭,如此義無反顧,不離不棄,勇敢置身於危險感染的環境。

慶弟兩次感染新冠,關心的朋友都憂心,怕她熬不過去。

然而,她生命意志堅強,兩次都平安無事出院。

疫情期間,很多應該感謝的事,也看到真正人性的善與惡,殘酷與溫暖。

慶弟越來越瘦,幾乎不吃東西。記憶顯然衰退,晚餐時間,她回憶五歲在北京,感冒了,母親給她兩個銅板,囑咐她到巷口同仁堂,買「小青皮胡璉甘草」。她說得好清晰,字正腔圓,站在中藥鋪高高的櫃台前,看不到掌櫃,她大聲說「小青皮胡璉甘草」,最後買到了藥。

那是她童年重要的記憶嗎?她重複說著,一個晚上說了十幾次。剛說完,一轉頭,又重新說一次。

每一次說,都像是第一次說那樣新鮮喜悅。

我們照顧記憶衰退的人,像在學習自己記憶衰退的功課。

我們最後記憶鮮明的故事是什麼?我們最後說給身邊的人聽的故事(如果還有人在身邊),會是什麼?

學生們還年輕,但也了解他們尊敬疼愛的長輩記憶在衰退了。

他們在網路上找蔡琴、費玉清、鄧麗君,甚至白光的歌給她聽,彷彿想藉那些老歌,連結他們不同世代的記憶。然而我沒有告訴這些善良溫暖的學生:「你們愛的卓媽媽是聽披頭四的John Lennon!」(上)

延伸閱讀:

蔣勳/慶弟——一個女射手的懷念(一)

東部偏鄉部落的「慶弟書房」提供兒童閱讀空間。(圖/蔣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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