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最後一位留日女畫家：周紅綢──＃名單之後178

撰文｜王德合（嘉義市美術協會理事長、台南應用科大講師、藝術創作者）

周紅綢　入選　臺展第5、7、10回

日治時期，能留日學畫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女性更是難得。根據學者賴明珠研究，臺籍女性考進日本美術專校者只有六人（實際就學者五人），最後一位即是本文主角周紅綢女士（1914-1981）。（註1）

當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出身必然不凡，周紅綢也不例外。周紅綢出生於臺北永樂町，父親周宗興在迪化街經營「益芳商行」，專賣各式紙類。周紅綢排行老大，下有二個妹妹、二個弟弟，十一歲時父親過世，母親鄭粘獨力撫養五個年幼的小孩。難得的是，母親對孩子的教育不分性別，三個姊妹均自臺北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以下簡稱第三高女）畢業，並先後赴日深造，分別學習美術、音樂和設計。（註2）

第三高女在日治時期曾有多位學生與校友入選臺展（圖1），這歸功於鄉原古統（1887-1965）老師。鄉原古統於1920年至1936年在第三高女任教，周紅綢也受其指導。周紅綢於1930年自第三高女畢業，隨即進入臺北高等女子學院就學一年，繼續受教於鄉原古統。鄉原古統以寫生觀念引導學生觀察自然，尤其喜愛帶學生到植物園寫生植物花草，周紅綢於1931年以作品〈文心蘭〉（圖2）入選第五回臺展，即是屬於此類型作品。

1932年，周紅綢考進東京女子美術學校（以下簡稱「東女美校」）就讀，隔年她再度以〈睡蓮〉（圖3）入選第七回臺展。〈文心蘭〉與〈睡蓮〉兩件作品皆已佚失，然而比對鄉原古統作品〈麗島名華鑑〉（圖4），應可推想其作品風貌。〈文心蘭〉的對角式構圖與〈麗島名華鑑〉如出一轍，兩者的〈睡蓮〉更同樣採取俯瞰式構圖，可見周紅綢此時期的作品仍深受師承影響。周紅綢家屬收藏的〈葵葉〉（圖5）、〈菊花〉（圖6）、〈鳥〉（圖7）等寫生小品，應也是此時期之習作，造型及用色輕鬆卻精準，是觀察細膩詳實的寫生佳作。

周紅綢東女美校畢業前，她的高女同學邱金蓮（1912-2015）（註3）趁機到日本找她遊玩，她將當時的作品〈折之花〉（圖8）送給了邱金蓮，邱金蓮收藏此作近70年，晚年轉贈予國美館典藏。（註4）兩位同窗好友相知一生，在兩人合影的老照片中，似乎仍見其真摯之情（圖9、圖10）。

1935年，周紅綢自東女美校畢業返臺，隔年她再以〈少女〉（圖11-13）入選第十回臺展。經過東女美校三年的洗禮，她的作品有了明顯的轉變與進展。〈少女〉為左右雙屏聯作，左屏描繪曇花盆栽、紙燈籠及洋娃娃；右屏則畫下自己的妹妹、零星散佈的塑膠玩具、摺紙及畫冊。女孩身著花格子洋裝、精緻的洋娃娃和盆栽，這都顯示其富裕的家庭背景；地上散落的玩具、摺紙、小燈籠和畫冊，則暗示少女對藝術的喜好。周紅綢首次嘗試以人物為主進行創作，人物與靜物間有著巧妙的呼應與對話關係，纖細敏銳的刻畫中，卻隱隱流露出超現實的靜冷氛圍。

筆者與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拜訪周紅綢家屬（圖14），除〈少女〉及數件寫生習作外，更驚艷於〈心愛的洋娃娃〉（圖15）一作。〈心愛的洋娃娃〉細膩描繪畫家心愛的收藏，搪瓷娃娃的粉嫩色澤、紅豔的絲綢禮服、精緻的蕾絲襯布、輕握手中的純淨白花，皆展現了畫家純熟精湛的繪畫技巧。當〈少女〉與〈心愛的洋娃娃〉兩作並置時，作品中的超現實氣息更顯濃厚而一致，周紅綢的作品有了更成熟的個人風格。可惜的是，這兩件作品竟也是她最後的創作。

1937年，周紅綢與臺北太平町張歐坤先生結婚（圖16），張家在迪化街開設「張東隆商行」，經營汽車、石油等進出口貿易，是日治時期家喻戶曉的商號。（註5）婚後不久，她即隨夫婿至上海、廣州等地拓展家族企業，從此全心相夫教子，放棄對藝術的追求，這似乎也是當時代女性的共同宿命。

＃名單之後178

註釋

1. 賴明珠，《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臺灣女性圖像藝術》（臺北：藝術家，2009），頁79-82。

2. 同註1，頁83。

3. 有關邱金蓮簡介，可參見盧穎，〈【名單之後】「我從沒想過當畫家」—邱金蓮〉。

4. 薛燕玲，《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的「地域色彩」》（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4），頁193。

5. 〈日治時期最高地標／延平北路張東隆商行〉，《台北畫刊》，2015年11月，第574期。網路來源

● 本文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琅琅悅讀」頻道，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