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作為一種溝通方式」——專訪韓國年輕世代作家千先蘭
文字|翁智琦
攝影|小路
現場口譯|胡椒筒
천선란/千先蘭
一九九三年生於韓國仁川,熱愛科幻電影,從小就喜歡想像各種故事,描繪地球末日或宇宙某個角落發生的故事,自此立定了寫作志向,甚至瞞著父母報考安養藝術高中文藝創作系,後取得檀國大學創作系碩士。期盼生活在動、植物成為主流,人類成為非主流的地球上,大多數時間都在想像和創作。二〇一九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坍塌的大橋》,隔年以《一千種藍》獲得韓國科學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連續兩年被韓國指標書店YES 24票選為年度「年輕作家」、讀者票選「二〇二二代表韓國文學未來的年輕作家」第一名,更成為二〇二三年首爾國際書展「女性小說家」代表之一,成為韓國SF文學的年輕世代代表。另著有《某種物質的愛》、《Noland》、《娜仁》(繁體中文版均由時報出版)。
教材介紹
#必讀 어떤 물질의 사랑천선란 소설집 《某種物質的愛》 時報出版將於2024.6發行中文版
#延伸 천개의파랑 《一千種藍》 時報出版2023.7
某種物質的愛
Q 《某種物質的愛》是您在台灣翻譯出版的第二本書,這本書延續《一千種藍》的核心關懷。目前這兩本作品在韓國讀者的反應如何?有印象深刻的讀者回饋嗎?
A 我聽說很多人說我關注在性少數者上。另外,目前在韓國正在進行身障者移動權的示威。從去年開始,韓國身障者們集中進行示威,希望可以更方便地搭乘巴士、地鐵,並且架設更多無障礙設施,讓身障者的移動權更有保障。這些內容其實也出現在《一千種藍》裡,這也是讓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Q 在作品中以身障族群為主角推進故事,其實展現您對身障族群的關懷。這是否有什麼契機呢?
A 我會關心身障者權益主要來自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患有失智症十年,移動時得坐輪椅。在母親生病之前,我其實也不太清楚身障者的移動問題,直到身邊最親近的人面臨這樣的問題,我才意識到坐輪椅移動是多麼的困難。當我幫她推輪椅時,發現這其實是種助人為樂和無禮之間的界線,是危險的中間值,因為這件切身體驗的事才讓我對移動權有新的領悟。
Q 在《某種物質的愛》中,我發現有一些特殊的時間設定,比如〈前往沙漠〉裡的父親去到沙烏地阿拉伯是二〇二八年,在〈影子遊戲〉裡,道兒的日記也是從二〇二八年,而且是三月一日開始寫起,尤其三一對韓國而言是重大節日,這個時間和二〇二八年的設計有什麼意義嗎?
A 沒有什麼意義(大笑)。二〇二八年時我會再來台灣(再笑)。聽你一問我才第一次發現這個設定,非常感謝,我很喜歡這個觀察情報,我以後到其他講座會用你發現的這個哏。
存在的理由
Q 這幾年韓國的科幻小說在台灣有軟科幻或暖科幻之稱,特別用來區分女性作家所寫的科幻文學,主要是相對於由男性作家經營的硬科幻、冷科幻。您如何看待這樣的標籤?
A 其實我没有什麼想法。在韓國也有軟科幻或暖科幻的說法,有些人認為這些標籤可能會有貶低的意味,但我認為假如小說能因此被更多人閱讀,這些標籤對我而言無所謂。
Q 您之前的訪談提到你希望動、植物可以成為世界的主流,人類是非主流。這個觀點是怎麼形成的呢?有受到什麼事件或閱讀的影響嗎?
A 主要有兩個事件讓我慢慢形成這樣的世界觀。一是二〇一七年時,韓國養豬業發生瘟疫,從新聞上看到很多豬,無論是成豬或小豬,都被人類所挖好的大坑活活埋死。當時我想著為什麼我們要為了食用肉品去虐殺這些動物呢?這對我造成很大的衝擊。第二次影響我的事件其實沒過多久。韓國有狗農場,專門販售寵物,尤其漂亮的小狗。在狗農場裡,人類讓只有三、四歲的小狗,生育六、七次,這是一種強制性的生育。為什麼人類要為了得到漂亮的狗而強制生命去生育呢?這兩起事件造成我很大的衝擊。
Q 當代社會對科技產品的淘汰率很高,一旦科技物故障或部分失能就容易被更新的物件取代。《一千種藍》裡的賽馬Today是這樣,《某種物質的愛》的〈最後一次兜風〉也有這樣的情節。您如何看待這樣的生活樣態?
A 現在的社會無論是台灣或韓國,我們對待機器的方式其實和我們對待生命的方式是一樣的。很多人若無所謂一技之長或被歸為邊緣人的話,其實就會被社會淘汰。因此,我在寫科幻小說時其實相當強調「存在的理由」,每一個生命或物件都有被製造的理由,我希望能讓存在這件事維持到用盡存在的理由為止,這是我企圖傳達的世界觀。
溝通的方式
Q 我發現在您的作品中時常看到情感變成一種解決或者相處的方式,這是您理想的未來世界嗎?
A 人類交流的方式太過近代,我們太依賴嘴巴發出的語音,覺得語言只要發出聲音來就能互相理解,這個交流方式太過簡單到其實很可能是在誤會彼此。因為我們能發出聲音又能聽取聲音,因此在判斷事情時常會陷入好或不好的簡化想像,這不太能算是交流。用情感來解決問題,其實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就像《一千種藍》裡的花椰菜可以感覺到Today的心跳或Today的膝蓋痛,花椰菜作為機器人其實是沒有感覺的,但是他可以整合許多訊息來分析,這件事有難度,但是花椰菜為了理解Today願意付出努力,我認為這才是溝通——除了語言之外,心的努力也很重要。
Q 您的小說是以文字呈現,您是否會擔心讀者在閱讀時因為文字的限制而產生理解或交流誤會?
A 完全不會(笑)。因為我們在看美術作品或電影時,其實通常會根據當下經驗與感受,綜合我們吸收的資訊來理解它。如果是我誤會了這幅畫或這部電影,那也是我的問題,與作者無關。除了作者之外,我也是讀者,因此稍微調換立場去想像,其實就不太擔心讀者的閱讀誤會這件事。
Q 小說描寫了許多情感,這些是無法被物質化的感受,可是這些感受都必須依賴物質去傳達。您將小說命名為《某種物質的愛》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呢?
A 其實真的很簡單。這是從外星生物體角度出發的發想,當我們在探索某些未知的生命體存在時,我們會稱那是「某種物質」。情感其實也是無法被物質化,那也像是某種物質的感覺,其中「愛」是在這些情感中最為突出的,所以就有了現在的命名。
Q 這世界上有一些人,比如亞斯伯格者,可能因為腦神經發展與大多數人不同,無法自然地產生同情、共感。您如何理解這樣的讀者呢?
A 我覺得感情是種社會約定,其實大家都是透過環境去學習如何表達情感,只是部分人的確需要更深入地去學習。所謂「正常人」,也就只是從小被「訓練有素」的人罷了。
身為小說家
Q 小說裡許多主角都是女性,而其中的母親角色幾乎都帶著某些缺乏或缺憾而存在。男性角色除了〈前往沙漠〉的爸爸之外,基本上都是配角,甚至是因特定性別感染病毒需要被犧牲掉的一群。很好奇您在創作時,如何思考不同性別的功能或意義?
A 從我創作以來,現在開始慢慢覺得稍微自由一些。以前會刻意地突破傳統文學作品中男性特權的框架,但現在創作小說或劇本時,會加入更多類型、性格、職業的女性角色,讓她們擁有許多缺失或富足的層面。
Q 這個轉變是否有什麼契機呢?
A 這是很個人的原因。有段時間韓國的女權運動與討論相當高漲,許多人會對我們這世代較年輕的女性小說家投注沉重的問題,期待我們能為女權發聲。但如果我不是女性主義運動者並兼有小說家身分時,我會懷疑自己是否真能代表這個群體。這樣的發聲有穩當立足點嗎?這會讓我對自己的立場產生擔憂,也讓我思考身為小說家,應該要能更自由地創作,這大概是創作轉變的契機。
Q 小說中出現一些非傳統異性戀的關係,包含女同性戀、無性戀等,尤其無性戀是較少見的設計。能否說說這樣的性別觀是如何形成的呢?
A 我最近正在寫一本散文,提到許多私人故事。小時我是憂鬱的孩子,甚至會想放棄生活,生死議題對當時的我而言是重要的問題,但身邊的人都在討論男女問題,我當時只覺得:「這也太幼稚了。」(笑)我在讀書時,首爾每年都會有同志大遊行,我和支持同志的朋友們都會跟著參與遊行,教會團體會在道路兩邊唱歌詛咒參加遊行的人,我就想著我們的愛難道屏障了他們的生活、影響了他們的人生嗎?這其實應該與他們無關才對,性別觀念應該就是這樣自然地從社會觀感與個人經驗慢慢形成。另外我在十八、十九歲成年之後發現韓國婚姻其實就是簽字合法後,才能有法律保障男女的財產及生病監護關係,但不結婚的話缺乏法律保障,什麼都幫不了對方,對方也什麼都幫不了你。這讓我開始去想,這些都影響了我對愛及性傾向的看法,支持同志的想法也就更強烈。
Q 您多小的時候開始感到憂鬱呢?對一個孩子來說,憂鬱地思考生死議題,的確比較特別?
A 從十歲開始我就被憂鬱感附身了,可能是情境的問題(笑)。我十歲那年,父親第一次去了墨西哥工作,當時我開始會看地球儀,那讓我覺得地球好大,我想著這麼大的地球,每個人活下來都是有意義的嗎?我對種種的存在開始產生疑問,比如我懷疑宇宙真的存在嗎?真的有地球嗎?真的有我嗎?等到我二十一歲時遇上母親生病,這才讓我想以創作去面對小時候就一直在思考的使我憂鬱的問題。
本文作者簡介:
採訪撰文|翁智琦
國立政治大學台文所博士。曾任巴黎社科院訪問學人、釜山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現任教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文所。
更多精彩文章,都在《聯合文學》雜誌2024年5月號(NO.4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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