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阿姨」的由來？ 《雪佛》作家王盛弘與她通信近20年：適合仰望的距離

琦君逝世17載，不只「追憶琦君 《琦君傳》作者宇文正：從琦君的書進入成長歲月是一件幸福的事」可追憶琦君，作家王盛弘年少時期也非常喜愛琦君的作品，寫信給課本上裡的作家，並與她展開近20年的手寫書信的情誼。

2017年3月30日，《聯合報》聯副版‧文學台灣‧彰化篇7曾發表過〈王盛弘／適合仰望的距離〉，從仰望作家的小讀者到出書作家，作家王盛弘將這段與「課本作家」當20年筆友故事寫成文章，讓現在很多不知道「琦君阿姨」的年輕讀者也能了解這個稱呼由來，同時也能一窺他與琦君的信件內容、字跡以及她的溫暖。目前此篇文章收入作者單行本《雪佛》（馬可孛羅出版）之中，發表聯合副刊全文如下，出版社也增補不少圖片提供大家一起閱讀與追憶。（編按）

2017年3月30日/聯合報/D07版/聯合副刊：

【文學台灣：彰化篇7】王盛弘／適合仰望的距離

文／王盛弘

千禧年十月間，我收到一封發自台南的信函，陌生的地址、陌生的寄件者，抽出信札，簡潔地轉達給我一條訊息：「頃接到琦君阿姨來信，告知您的信她已收到，因右髖骨磨損，必須動大手術，待其病癒，再為您回信。」

我曾聽琦君阿姨提過，她每日寫信十餘封，夫婿李唐基先生叨念她，把每天早晨這最好的光陰都拿來寫信了；儘管纏綿病榻，她仍記掛著有信未回，哪怕對方只是像我這樣一個從未謀面的小讀者。一思及此，我倒躊躇了，不知長年與她通信，帶給她的究竟是安慰還是負擔？

小學畢業、升中學的那個暑假，一個熱天午後，蟬鳴唧唧至死方休，倒更襯得一整座三合院有種被棄守了的荒涼，我爬上久無人跡的小閣樓，搬下一疊唱盤、一落紅色塑膠繩綑綁的書本，抹掉積塵、拆開塑膠繩，發現一本本書的蝴蝶頁上都鈐一枚藍墨水方整大印：雲鶴藏書。這是已經離家獨立的七叔叔的藏書章。邊打噴嚏邊翻啊翻地最後我聚焦於一本光啟出版，叫作《煙愁》的小書，一頁一頁看去，文字化為人物化為故事，化為情感化為愛，我沉迷於一個溫暖、抒情而不失諧趣的世界。

開學後，課堂上讀到〈下雨天，真好〉，唉啊，那個慈眉善目的母親不正就是我的母親的剪影，溫州那座人事謬葛的四合院也有我和美的這座三合院的影子，我便給琦君寫了封信，寄到九歌出版社。

寫信給課本上的作家，似乎也不需要什麼鼓起勇氣之類的暖身或起跑式，自然是初生之犢不知道畏怯，也因為自懂事起我便見識了，遠遠地從鄰村「狗屎仔」春生堂中醫診所與扶桑花夾道現身的，那個一身綠的人，他能為當鄰長的爺爺送來《中央日報》，為堂姊送來筆友的信件、郵購的《愛情青紅燈》，他能把世界送到我們小小的竹圍仔，自然也能把小小的我自竹圍仔送出去。

不久後收到回音，寫在薄如荔枝果肉上白膜的信紙上，微微透著光，裝在中華副刊的中式信封裡，後來才知道，當時華副主編正是九歌創辦人蔡文甫先生。琦君曾於舊式私塾扎扎實實練過書法，寫得一手好字，時有草書變體，常常不易辨認，據說過去華副有人專責識別琦君的手稿。在這第一封信裡，她覆述了我的問題：你說我的年紀比你的媽媽大而比你的奶奶小，不知道該怎麼稱呼，我想你就叫我阿姨吧，許多小讀者都這樣叫我。那一年我讀國中一年級，一九八三，就這樣一來一往地，我這個小讀者與琦君阿姨當起了「筆友」，前後近二十年。

住竹圍仔好鄉下的我，每天清晨踩單車到位於鎮上的和美國中上學，會經過鬧區一座圓環，圓環旁有兩家書店都是學校裡老師開的。

一家叫環球書局，老闆梳油頭，有一雙脣紅齒白孿生子與我同一屆；環球書局主要賣文具與教科書，每於午後日頭西照時店門口會撐開日遮，整家店便籠在金色光暈裡，井然有序、不染一塵，反倒讓人多少有些不自在。另一家叫學友書局，老闆是公民老師，很慈祥藹和沒脾氣的一個人，女兒也就讀於和美國中，和其他老師的子女不相同的是，讀的是放牛班；她的個頭不大，有股野性，很有人當她是個小太妹，但如今回想，一切都只不過是長度和亮度的問題，她的裙子短了點、衣服合身些，短袖袖口還要再往上摺一褶，而她的嘴上塗了唇蜜，眼光晶亮不畏懼與人對望。

學友書局窄而深，略有點昏暗，沿牆有一書架又一書架的爾雅、九歌與洪範，少年時代讀起書來有種天真與狂熱，手上一有了錢一有了時間，便往裡頭鑽。一埋首課外書，儘管能力分班啦體罰啦聯考啦貧窮啦青春的躁動啦，都逼在眉睫，日子仍有夢的質地，未來啊未來我還無法描摹未來的輪廓，但一片光暈等在前方，朦朦朧朧的憧憬與希望。

琦君勤於寫作、出書頻繁，接觸過後，透過出版社的書訊，她的新書一上市，差不多總是上架第一天我便購下，等待下一本書的空檔，就回過頭去讀她的舊作。九歌新書可以得知她的旅美近況，一些清新親切的生活小品，爾雅散文七種，則是她懷舊憶舊代表作。我對琦君的作品一度如數家珍，日本不是有個綜藝節目叫《電視冠軍秀》嗎，我曾打趣，若以琦君為主題，肯定可以上場較勁。那時候到書局還有個「任務」，我將她的書自架上取下，趁旁人不注意，一一放到平台醒目處，店員應該很傷腦筋吧，但我瀏覽著熟悉的封面，卻感到滿足。這個舉止一做不知多少年，是我有了自己的書後，也不曾為自己做過的事。

上大學後，與琦君阿姨一度斷了聯繫，直至退役才恢復通信，當時我打算北上覓職，琦君阿姨得知後，熱切地向我推薦了爾雅。

琦君阿姨的信，偶爾會發發牢騷，說哪個出版社的選書標準有點偏，那個誰的作風又有些奇怪，雲淡風輕草草數語，更凸顯了她的率真。但她對隱地先生從來都只有讚美，她要我給隱地先生寄上履歷，「隱地是位很愛才的文化工作者，你誠誠懇懇的信，可以作他的參考。」她教我怎麼寫這份履歷，態度慷慨，兼且慈愛：「你信中可以說說你對文藝工作之熱中，平日的愛好、閱讀方向等，你也可以稍稍提到他出版的好書，和他方向之正確，使他了解，你不只是一個求職者。」人情練達地她又說：「我去信時，不便先提，免他以為我有偏見，或有意推薦，反造成相反效果。」

不過，我初出社會，想試試自己的能耐，自己投履歷、面試，很快進了《陶藝》季刊擔任美術編輯（那還是照相製版的年代），旋即轉任文編，琦君阿姨得知後並未介懷，不久後仍將我引薦給隱地先生。

因為琦君阿姨的引薦，我有機會校對新版《煙愁》，並為這本書寫校後記，進而陰錯陽差地，親炙她的幽默。

評點琦君為人為文的人和文章很多，林海音說她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思果說她落花一片天上來，亮軒說她有流不盡的菩薩泉，溫柔敦厚、文如其人，哀而不傷、怨而不誹，都中肯，卻沒人提起過她的幽默，即連我寫信跟她說，您的散文有幽默的況味，她都回我：「我幽默嗎？」幽默也許不是琦君散文的主旋律，卻並不缺席。

琦君說過，若她寫自傳，首章肯定要題為「泥地上的紫娃娃」，因她出生後，父親滯外不返，母親歸罪於她，大冷天裡將她棄之於地，哭成了個紫娃娃，母親的妯娌見狀，趕忙將她拾起，從此帶在身邊，她就是琦君筆下菩薩化身的大媽；琦君出生於一九一七年，時局板蕩，一九四九來台，本是北伐名將家裡的官小姐，淪落至住處窄仄到做飯都只能在走道上，沒有餐桌書桌，只好於浴盆上架一張木板權充。面對身世的崎嶇、時代的捉弄，沒有一點幽默感，怎麼能把日子好好過下去？

愛可以是救贖，卻也可能為愛自縛，唯有幽默，才是解藥──琦君婚後，住公共浴室改建的宿舍，水龍頭年久失修滴滴答答，梅雨季裡地板與牆面反潮，她戲稱自己住在水晶宮裡，「水晶宮裡醉千杯，也勝似神仙儔侶」，你看，琦君也有她自我解嘲的一面呢；常出現在她的散文裡的，還有四川夫婿與浙江妻子，加上台灣女傭，因為鄉音無改與急慢迥異的個性所造成的笑料，幾幾乎就是現成的相聲段子，熱鬧得很、逗趣得很。

又比如，琦君乃浙江大詞人夏承燾的得意弟子，著有《詞人之舟》介紹詞家、賞析作品，但她並未拘泥於古典，梁實秋譯成莎翁全集，琦君填詞相贈，呼應梁實秋餘暇好摸八圈，她以「雙龍抱」、「清一色」等麻將術語入詞，誰說她只有一顆多愁善感的心？「舊時代的根柢，新時代的洗禮」，才打磨出豐富多彩的琦君文學世界。

一九九八年，爾雅打算推出《煙愁》新版本，琦君建議讓我寫個校後記附在書末，隱地先生說，你試試，有話就多說一點，沒話就少說一點。敬謹地交稿後，爾雅隨即發排付梓，書印出來了，我才發現這可怎麼辦我把李唐基先生寫成唐先生了。弄錯長輩的姓氏不是小事，趕緊寫信到新澤西告罪。

很快收到琦君阿姨的回信，和過去一樣信寫得很長，直至信末她才施施然提起：「新版《煙愁》由隱地寄來一本，謝謝你代為細細校閱，並附你的感想文章，我一直要給你寫信而無時間。我們可說是文章知己，你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動，有你這篇文章附在書中，也可更增強讀者對此書的信心了。你寫錯了李為唐字，沒有關係的，許多人都喊他唐先生，因為他的名字很容易使人弄錯，好在唐朝就姓李，他並不吃虧啊。一笑。隱地說他會改正，你不要過意不去了。」李唐天下，幽默地化解了我的不安。

一般讀者都是先讀到作家文章才去注意作家行誼，但是，我卻是先領略了琦君的幽默，才回過頭看重她文章裡的這個特質。

新世紀，○二年六月底，我收到鼓鼓的一張信封裡裝了兩封信，一封寫於三月二十六日，A4信紙滿滿兩面，卻在第一行「盛弘如握：」底，空白處加了一行「要重寫此信，不對」，因此有了第二封信寫於六月二十四日，同樣A4大小兩面都寫滿了，啟首是「一直頭暈，加風濕，人像半條命，一直記掛要發你信，又恍恍惚惚以為已回你信了，今天理抽屜，才發現信寫了並未發，大概是因為太辭不達意，故沒有寄，但無論如何還是寫信吧，重寫也是一樣的亂七八糟的字體啊！」自從千禧年台南的陌生朋友給我轉來琦君手術的消息後，我怕打擾了她，已刻意減少通信頻率，這一回，思前想後，為了免她負擔，下定決心就此中斷吧。

這是我們當了前後二十年筆友，我所收到她最後的一封信。

在這最後的一封信裡，琦君阿姨說：「你是我年輕的至交，我非常重視我們的友情。」並在「我非常重視我們的友情」幾個字旁畫線表示重點。

兩年後，琦君阿姨自新澤西返台，定居於淡水，九月中旬在台北復興南路三民大樓舉辦見面會。

○二年琦君回台時，曾問我要不要到亞太會館與她一聚，當時我沒有現身，但這一次，一得知消息，一向與文學活動刻意保持點距離的我熱切地趕了過去。這是我第一回看到琦君阿姨呢。她全程都沒有發言，坐輪椅上，身體孱弱，精神疲累，端賴李唐基先生打點一切。會後大夥兒拍照，許多人湊過去跟她打招呼，她被簇擁在讀者之中，我站遠處靜靜地看著。我安於當她的一名小小的仰望者，隔著大洋隔著光陰，隔著文字隔著人群，能夠這樣遠遠地凝視她像遠遠地凝視夜空中一顆明亮的星星，這是最好的距離，我感到十分滿足。

正準備悄悄離開時，黛嫚姊發現了，喊我過去。李唐基先生精神矍鑠，很高興地握了我的手，「王盛弘啊，終於見到你了，真好真好。」我傻傻地問他怎麼知道我，李先生爽朗地說：「我當然知道你啊。」

琦君阿姨也一眼認出了我，顫巍巍地要自輪椅上站起身來，我趨前，她伸出雙手緊緊包覆住我的雙手，好像過去二十年我寄給她的每一封信都像一塊拼圖，她已經正確無誤地拼成了我的完整形象──然而，這只是我的想像，事實是，她的眼中有一脈溫柔的純真與疑惑，嘴裡喃喃念著，「王盛弘啊」，她在腦海裡尋思，「王盛弘啊」。我知道，她只是覆述旁人的話，她已經不記得我了。

●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3月30日聯合副刊，已收入作者單行本《雪佛》（馬可孛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