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史博對話錄：為什麼有些原住民不見了？──考古與歷史的日常對話

文｜李典榮

審訂｜詹素娟、劉益昌

攝影｜張耀翔

「為什麼臺灣有些原住民不見了？」在多元文化的臺灣，族群議題的探討是讓我們更認識臺灣的路徑之一。

　在2022年8月13日週六午後的政大書城，由臺史博舉辦的「對話錄系列」講座第一彈，邀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所長劉益昌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詹素娟，從不同學科的視角，讓我們由淺入深，一窺考古學與歷史學如何共同回應原住民研究的議題。

從對話開始的連結

詹素娟說，認識劉老師以前，她原本是一個純粹解讀史料跟文獻的歷史學者，不但沒去過研究對象的田野現場，考古學對她來說更是遙遠。但在1980末認識了考古學家劉益昌、1990年代初參與了臺灣第一個多元環境解說團體「知性之旅」後，受到很大的衝擊。在當時，這種整合臺灣歷史、地理地質、動植物等跨領域知識的解說方式還非常獨特，「讓我對這塊土地的認識得以更全方位，也成為我做為一個歷史學者，心嚮往之的研究方式。」她也感嘆，「人的歷史活動必須考慮到土地，但歷史學者往往不認識土地。」

當然，更重要的是1986年起，考古學家張光直所推動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調查計畫」，不但讓兩位學者有更多機會交流，也促成了臺灣史研究所的創立。

1990年代初，兩人又都參與了平埔研究工作會，各自從歷史學、考古學的角度進行原住民史研究，而對話始終未曾停歇。

原住民族群分類的難題

回到今日的主題，劉益昌表示，原住民族的族群分類與認定一直是不好處理的議題。雖然如今慢慢確立16族的分類，但原住民的族群遠比目前的分類複雜多了，像臺南西拉雅族、大武壠族，都不在官方認定的族群分類中，何況還有許多未必見於文獻、卻是真實存在過的族群。問題是，這些原住民又去哪裡了？

詹素娟舉例，在一般認知中，宜蘭就是噶瑪蘭族，但她到宜蘭進行舊社調查時，發現「族」的統稱無法反映真實的人群單位，所謂「噶瑪蘭族」的內部其實異質性很大；像是蘇澳的猴猴人、壯圍的哆囉美遠人，以及頭城打馬煙一帶的人，在口傳記憶中，都有不同於噶瑪蘭族的自我認知。

這就引起詹素娟想要釐清的興趣，嘗試去問：到底宜蘭原住民的族群分布為何？ 1990年，詹素娟跟隨張炎憲進入宜蘭，從事噶瑪蘭舊社的調查。調查的結果，不僅考訂出四十多個舊社位置，也在邀請劉益昌一起勘查舊社地點後，在其中二十餘個舊社的地表發現陶片；同時，抵美簡舊社，發現了「大竹圍考古遺址」，還在日後展開了遺址的發掘與研究。詹素娟的文獻解讀，可以查找到曾被記錄的舊社地點；劉益昌的加入，則從遺物的研究、時間的定年，發掘出更久遠的歷史。

劉益昌回憶進入蘭陽平原的時候，其實新北八里的十三行遺址發掘還在進行中。張光直就曾問他：「你覺得5百年前的臺灣長什麼樣子？人和自然互動所產生的文化地景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意識一直留在他心中，從十三行帶到蘭陽平原。他進一步思考，宜蘭人群與自然互動所產生的地景又是什麼樣貌？人們又會居住在什麼地方？劉益昌發現，宜蘭的考古遺址與蘭陽平原的沙丘走向是平行的，且越靠海邊的遺址越晚期；至於較內陸的利澤簡那條沙丘上的遺址，時間較早，大概是在1,200～1,400年前；更早期的人群分布則是靠近山邊。遺址好像無法肉眼看見，但遺址不是不存在，只是被埋藏在兩公尺左右深的地下，像礁溪的淇武蘭遺址。可見因為自然環境的變動，會影響著不同時期人群的居住地。

透過這樣的思考，當他來到大竹圍時，也就發現了這個已經下沉到海水面下兩公尺左右的遺址，呈現了歷經史前文化、平埔文化、清代到現代多文化層堆疊的現象，補充了光從文獻無法得知的久遠歷史。

對此，劉益昌說：「1990年代我們便覺得歷史跟考古是連在一起的。」兩位學者開始合作，詹素娟從歷史探索，劉益昌從考古追尋，繼續解答宜蘭平埔族的樣貌，像是「猴猴人」怎麼來的？

例如，詹素娟從泰雅族的口傳歷史中，發現有關猴猴人族群遷徙的描述，他們從立霧溪向北穿過泰雅族陶塞群的領地，到達南方澳、定居蘇澳龍德里海岸的沙丘，後來又回到南方澳。所以，在這一帶能尋得各種與猴猴相關的地名，像是猴猴高地、猴猴溪等。

劉益昌則發現，曾有一群人追尋砂金來源，溯立霧溪而上，留下一個個聚落的痕跡。他們跟十七世紀西班牙人、荷蘭人所描述的立霧溪口哆囉滿人不同，也跟更山區的崇爻八社人不同。但他們不在文獻記載中，他們去了哪裡？這就與詹素娟發現的猴猴人移動連結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