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人物／文學家庭的培養 天文天心不同的創作路

上校家的文學沙龍

朱西甯退伍之前是陸軍上校，俸祿有限，但家裡始終人來人往，當年同船來台的患難兄弟、袍澤、文友、學生，一波波來，如管管、瘂弦、洛夫、楊澤這些人都常往朱家跑。

劉慕沙慷慨接待，即使月底沒米了，要用煤代金、油代金去換，也不曾有憂色。朱天心說，那時媽媽會做三鍋飯，同樣的米，只是一鍋是「人飯」，兩鍋是給流浪狗準備的「狗飯」，只要有人上門，她總是那句話：「吃了沒？還有狗飯喔。」

朋友來來去去，朱天文小時候最喜歡搬張小板凳坐在爸爸腳邊聽大人說話。而天心和天衣都在外頭玩，拿著竹竿跑進跑出，眷村紗門碰碰作響。

「我對大人很挑剔。」朱天心就是討厭一些大人的滿口胡言、醉言醉語，把「文人無形」看在眼裡，「小時候人微言輕，只能以你們來前腳進門我後腳出門的方式抵制，後來會直接跟父親說，你不覺得這個人就是來蹭口飯吃？那個人是為思慕天文而來？」

朱天心說：「只要家裡一天有人，我自認當個諫官的工作就沒有休止過，爸媽浪費太多時間在這些人身上。」可是朱西甯想到自己當流亡學生時多希望遇到老師點撥，所以推己及人，從不拒絕上門學生。

連愛聽大人聊天的朱天文也記得，常常是父親寫了通宵，一大早就有學生敲門，他請他們進門，倒茶、聊天，「爸爸坐那，整個人是透明的，像燒陶燒到最後已經發青的那種火光。」

「我們有點是對父母親這種作法的反逆吧。」朱天文和朱天心後來自遠於台北文藝圈，一方面是這圈子太小太密，一方面是不想社交占用了寫作時間，「作為一個活在台北的人，我們非常孤僻不近人情。」

「我們常常講，把爸媽的祖產用光了。」朱天心說，這「祖產」指的是「他們對人的寬容、溫厚，有很多人很感念他們，因而庇蔭到我們身上，必須忍耐我們幾個人的孤僻，可是忍受一次兩次，祖產花完了」。

不只父輩的叔伯，後來的三三集刊也號召很多學生到朱家，如今在家裡來來去去的是貓貓狗狗。朱家還是友善接納來客。

姊妹的創作路

朱天心記得，到三三集刊結束時，她替父母跑銀行，才發現他們的存款第一次超過萬元，「爸媽就是這樣子過，養大三個女兒，創作又從沒鬆過手，他們到最後一刻都是這樣，所以妳也敢這樣過。」

成長在這樣的家庭，朱天文和朱天心都走上文學路，但這路子又有點不同。朱天文說：「先不說作品，起碼生活型態上也不一樣，一個就是宅在家，一個就是街遛子。」被父親稱為「街遛子」的朱天心抗議：「漫遊者比較好聽。」

朱天心認為，父母親的影響在於「讓我們不設限不設防的閱讀，整個書房對我們完全開放，任我們探險摸索」。雖然是同一個書架，朱天文看「紅樓夢」時，妹妹喜歡「西遊」、「三國」；朱天心看納博可夫「羅莉塔」時，姊姊在看「戰爭與和平」。不同的閱讀也構成不同的寫作。

兩人都是高中就開始寫作，大學時出版小說集，在三三集刊之前就是暢銷書作家。朱天心直言：「我們辦三三是為了護航胡蘭成，因為他的書被禁。」她的「擊壤歌」就連載在前四期。

朱天文 在電影殿堂拓展邊境

朱天文的小說和散文作品包括「小畢的故事」、「喬太守新記」、「世紀末的華麗」等，更與侯孝賢合作了眾多電影劇本，其中「好男好女」獲第32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與鍾阿城、謝海盟合作的「刺客聶隱娘」入圍第52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朱天心認為，姊姊花太多時間在電影劇本上太可惜了。

朱天文卻說：「寫劇本時其實只動到腦皮層，只有寫小說、使用文字的時候，才是動員整個人。」

朱天文認為，在本業小說上已經是堂奧之堂奧裡的人，「電影對我最大的意義，就是鑑賞力」。她舉例，要專心致志寫多久，才能獲得文學的鑑賞力，在電影上也是追求這一點，尤其合作的是侯孝賢導演，可以跟著「一進二進三進地進到殿堂，去開拓邊際。」

朱天心 受負面引導的創作

朱天心小時內向、敏感，父親曾說她「就是心眼多，被心眼壓得長不高」。朱天文形容妹妹像「全身布滿了纖毛」，早別人之前感知，「她說她是希臘卡珊德拉，沒人信她的預言，她就看著災難一直發生。她寫『古都』、『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時，她就是很受苦。」

「我一路是靠著我不想變成這樣的人、不想做那樣的事，各種負面的力量，像是一個河堤，把我豐沛的水一路導過去。」朱天心說：「我覺得這是很荒涼的，等於是靠著負面的力量在前行。」難得碰到她認同的「志士仁人」，也常常到一個階段後，「同志，我們就此分手吧」。

朱天心說，自己是有東西才寫，沒東西就很誠實地不寫，面臨人生各種的困惑時，也專心面對困惑，絕對不強作解人，不回頭去寫一些讀者很期待或是曾經銷路很好的東西。

不回應讀者、出版社、評論、文學獎，很多人指朱家「傲慢」。朱天心說：「我不覺得是傲慢。我自己喜歡的作家是這個樣子，坐下來把這些一股腦關在門外。我在幹這一行活的時候，也會以我喜歡的作家當成學習的對象。」

朱天心也謹守分際，絕不讓創作和社會運動等「業外」的事模糊了界限。她會去參加資源少、聲量小但主張獲她認同的社會運動，但絕不拿創作當成宣傳工具，「我這輩子再急切的主張，我都不願意讓我的文學去服務它，我用公民的身份去參與這些讓我急死的事情，還我文學一個空間。」

關於小說

朱天心承認，到某個階段後，文學作品就看得少了，「只要看第一段，就知道之後，就有一股便當味。」像被蒸過的便當，一打開聞到水氣，就知道今日菜色，就不想吃了。

朱天文呼應，所以到了某個年齡後，「創作的人喜歡看素材。」或者如波赫士說的，比閱讀更好的一件事情是重讀，「這次拍紀錄片，也在重讀父親的東西。」

朱天文以前很崇拜父親，讀中山女中時，放學回家書包一扔就衝二樓，翻找父親前一夜寫的「八二三注」新篇，像追劇一樣，總覺得更新太慢太少，但辦三三集刊後，就不大看父親的文章了，「那時覺得重要的是做天下事，小說不過是工匠技藝。我看輕了小說這一門行當。」

朱天文到寫完「巫言」後，大概50歲時，才發現不該是這樣，「小說變成一個鑰匙，你還可以對這世界再看再想。」回溯曾經對小說的偏離，她說：「大概是胡蘭成讓我們分心走開的。」

「這次拍紀錄片也是還我父親一個公道。」朱天文說：「到了現在，我覺得他作為一個小說家，是比我們都更有自覺跟意識，對小說的開發跟語言的拓展，我們兩個大大不及。我覺得紀錄片是我對父親的懺悔錄。」

胡爺 胡蘭成

大多數人知道胡蘭成，是因為張愛玲，也因為張愛玲，大多數人不喜歡胡蘭成。朱家那時給了胡蘭成庇護，朱天心說：「被拖累慘了。」

最初是因朱西甯要寫張愛玲傳，認識了在文化大學教書的胡蘭成，當胡因「漢奸」罪名在幾天內要被驅離文化時，朱家租下隔壁空房，接「落難」的胡蘭成接過來，繼續寫作、並在周末開課。

一開始這些課很搶手，到後來「漢奸」說愈演愈烈，胡的書被禁，很多曾聞風而來的人背棄而去，還有人直接跟朱西甯說「你要是再跟他在一起，我們就絕交」，也有出版社揚言不再合作，等於是威脅到彼時已經退役專職寫作的朱西甯經濟來源。

在天文和天心看來，當初父親已在思考「華太平家傳」，想的是自己和先輩受基督教入中土後的滋養，因此在中國貧弱時，仁人志士要如何在以西學為體之下找到「中體」，為中國的近代化盡一點力量，就在此時，他看到胡蘭成的「華學、科學與哲學」。

朱天心說：「在胡蘭成的談中國文明這上頭，我覺得他有找到答案。」朱天文說：「所以父親對胡蘭成是執弟子之禮的。」後來還跟著學習了易經，在易經上找到「中體」。

朱家的現在式

父親的遺作「華太平家傳」50萬字未盡，中華民族的太平盛世未到，文學朱家走了兩老，曾經人聲鼎盛的餐桌如今鋪滿老貓的護墊。

朱天文不是在家、就在家附近的丹堤咖啡，或在其間的路上；朱天心和先生唐諾也是每天到忠孝東路的咖啡店寫作。都不在家裡寫，是因為不想動父母的書桌。

「我覺得很幸運，我們幾個想法都滿接近的。」朱天心舉自己和唐諾為例，「我們到現在還可以把生活過得很學生，跟大學沒有差很多，這樣，自由就出來了。」

她每天走17、8公里，以「直立人猿」的高度與周遭世界互動，會知道每個街角有什麼、那棵桑椹熟了，還成為朱家對外的聯絡窗口，要每天跟還用傳統手機的姊姊回報今日來電，唐諾也不用3C設備，所有出版社、邀約都到她這來，由她編理由婉拒。於是有了這樣的傳說：「朱家好窮，共用一支手機。」

朱天文穿著長袖的圍裙，在小叮噹百寶袋似的口袋裡裝著各種藥，每天穿街走巷照顧流浪貓。家裡更像「野戰醫院」，病貓、病狗，拼拼補補的護墊，生生把一位小說家、劇作家變成拼布專家，但她甘之如飴。為了紀錄片，家裡意思意思粉刷了一下，至少可堪入鏡。

接下來，兩人要回到大隱於市的生活，朱天文有一直要寫的長篇，想寫出「我們在場的、我們記憶的父輩的台灣」，還要著手侯孝賢新片「舒蘭河上」的劇本，那是基於朱家第三代謝海盟的書，講一個亞斯伯格孩子跟河神的友誼。

朱天心也迫不急待：「上片完，我們就趕緊解甲歸田，要做自己的事情了。」

文學朱家，根還是在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