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比比鳥／人生沒有一定要怎樣：她從譯者轉戰司法界

兩年前，聽到我中年轉業的採訪計畫，出版社朋友馬上推薦我她熟識的譯者李淑珺。朋友說，李淑珺後來不接翻譯，跑去當檢察官了。採訪那天，我坐在咖啡館窗邊，看著身著花衣、神采奕奕的李淑珺走進來。我是先從臉書看到她跳佛朗明哥舞的照片，之後聽她說話，才感受到司法人的沉穩。她語速不快，但每句話都是思考過的完整句子。

「也許別人會覺得我的職涯轉變很大，但我只是做我很想做的事情，走去最想去的地方。我覺得人生沒有一定要怎樣。既然翻譯與跳舞很快樂，那就努力做到最好，如此而已。」

轉職的摸索包括考慮去跳舞

她一開始選擇翻譯並非想離群索居，純粹喜愛自由與文字。除了書，也翻譯電視節目、法律文件與電腦手冊。「時間拿來做什麼，就會累積什麼。時間是最寶貴的。自由業最難的不是專業，是自律。」李淑珺說，很多人接了一本書的翻譯工作，認定翻完就有三、四個月的生活費，但往往無法在預期時間內完成，最後認定翻譯無法當成正職。「兼職翻譯的缺點是量不多，專業能力就拉不上來。」

她一周只工作二十小時，但一年會翻譯三到四本書，像她這樣翻譯量的譯者是極少數。她當時收入好，案源充足。她興趣廣泛，熱衷跳舞，還到處旅遊，沒什麼不能繼續的理由，可是「翻譯很靜態，做了十幾年後慢慢覺得有點無聊，開始思考其他可能性。」

她有段轉職摸索期，其中一個選項是專業舞者。她很喜歡佛朗明哥舞，除了上課，參加舞團，甚至跑去西班牙學。老師也幫她介紹工作，投入後她發現當舞者要賺得到錢，除了尾牙場的商業演出，就是經營舞蹈教室。前者短時間內要南北奔波，後者則要管人，違背她愛自由的天性。

摸索兩、三年後，李淑珺決定重回校園。這時，她三十五歲。我問她不覺得風險很大嗎？畢竟準備研究所考試、念書到考取證照與執業，前後需要好幾年。李淑珺說：「我的轉職選擇是風險最低的。我完全不用放棄翻譯工作，不像我有些同學考取後得辭職。」她只是變得比較忙，卻能邊工作邊讀書。

她在財經、法律與心理諮商幾個科系中猶豫，選擇法律是因為她有好幾個朋友是律師或相關工作者，對這圈子並不陌生。她報考的學士後法律研究所不考法律專業，考的是英文、中文與邏輯等。她考取政大法律所那屆錄取十二名，同學來自各行各業，醫藥、生物與政治都有。有人剛大學畢業，更多是已經有社會經驗的，還有一位大學教授。

選擇門檻高的職業來體驗人生

李淑珺研究所滿三年就同時考上律師與司法官。她當時很猶豫，司法官得服膺體制規定，要受訓兩年，薪水又不高，「加上碩士論文寫完後，我就超過四十了，不知道是否值得。」老師聽到她與同學的討論，鼓勵李淑珺選擇司法官，因為很少人考得上。「以人生體驗的角度來說，老師說的有道理。司法官作為職業的體驗是有門檻的，不是有膽或有錢就能有。」

受訓完實習，她發現檢察官的主動性比法官高很多，無論是調查的程度與採取何種措施，決定權也很高。做了幾年後，她發現自己的確比較適合當檢察官。「與法官相比，檢察官的工作較活潑，需要比法官更近距離接觸當事人，更能感受案件對人的影響，而且法官需要迴避任何可能引人誤會的人事物，交友設限比較多。」那檢察官與律師呢？「進入體制還是比較清楚內部的運作，畢竟檢察官有很多考量，是即使很資深的律師也無法從外部得知的。」

李淑珺有段時間覺得無法運用原本的語言能力很可惜，但後來發現「做過的所有事情都會是有用的，就連人生經驗都能用來理解當事人」。她曾遇過一個日本女生指控前男友強暴，由於間接證據薄弱，前一位檢察官不予起訴。當事人不服，提出再議。這個女生的母語是英語與日語，因此李淑珺直接用英語和她溝通，結果聊出連當事人的律師與社工都很驚訝的關鍵證據。「我們語言沒有隔閡，而且我之前曾翻譯過大量心理諮商書籍，對這個領域算是熟悉，因此我詢問的方式讓她有安全感，才讓她安心到願意告訴我。」

在新北當七年檢察官的生活高速運轉，儘管擁有權力執行心中的正義，最後卻被底層瑣碎的詐欺案淹沒。李淑珺請調到台東一年後對於檢察官基層的困境看得更清楚，她決定轉職當律師。第二次採訪時，她轉任律師一年，自承還是菜鳥，為了上手，「什麼案件都接，有很多學習壓力，應該需要做到七、八年以上才能得心應手吧。」再次順著天性做出職業選擇，李淑珺說現在工作的優點是比較自由，也有餘裕安排生活。「有些人看我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放棄，問我會不會覺得可惜，但我從沒這樣想過，我只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覺得人生終究會結束，累積的一切也都帶不走。所以不如在過程中儘量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才是真正享受人生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