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表態、真自私、搭便車!善用人類學找出周遭的偽善之人
可趁之機:當有機會,你會不會作弊?
無可否認,人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時通常會過得更好。因此,合作 並不違背自利,也就是我們的自身利益。這裡的自利不同於自私,自私指的是讓他人承擔成本。合作時,我們共擔風險,也把資源分給有需要的人。
至少在許多民主國家裡,我們的行為不會由具攻擊性的支配者掌控。不過,生活在專制國家的人恐怕無法這麼說。即便如此,就算每個人都有政治發聲權,支撐合作的那些機制仍可能遭人利用、甚至成為剝削的工具。現實中也確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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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現代社會已經有個名詞,專門稱呼親擇干擾合作體系時造成的現象,那就是「裙帶關係」(nepotism)。當政治人物或是各個產業裡握有權勢的人偏袒自己的家人,把家人的利益擺在其他人之上時,我們不會因為幫助親族的動機有其演化根源,就對這種偏袒視而不見。我們反而會說,他們的子女得到了不公平的優勢。
如果我們合作,只是為了避免背叛後受罰,或避免日後被排除在合作體系之外,那麼,一旦背叛不太可能招來懲罰,也不太可能讓人失去未來的合作機會,我們難道不該預期背叛會出現嗎?而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我們不是也看見了這種模式嗎?雇主如果在合法範圍內苛待員工,員工有辦法懲罰雇主嗎?富裕國家如果苛待貧窮國家的人民,貧窮國家有辦法懲罰對方嗎?一般來說,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是特斯拉執行長,後來也成為X的執行長,而且好幾次成為全球首富。眾所周知,他曾經領取美國政府補助用來資助自己的新創事業。然而,輪到自己為巨額財富繳稅時,他卻連連抱怨。根據非營利調查媒體 ProPublica 的報導,馬斯克在二○一八年繳納的聯邦所得稅為零。如果借用囚徒困境的語言來說,國家選擇與他合作,他卻背叛了國家。這個現實案例雖然無法和前面那個假設情境完全對應,卻已經相當接近了。
更廣泛地說,已有相當充分的證據顯示,人們確實會為了個人利益而發出假的合作訊號,其中一種就是「美德訊號」(virtue signaling),也就是刻意展示自己的道德 傾向,好讓別人對自己印象更好。舉例來說,俄羅斯於二○二二年初入侵烏克蘭後,世界各地的藝術中心取消了俄國歌劇的製作,美國串流巨頭網飛(Netflix)也停止製作一部以當代俄羅斯為背景、改編自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作品《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影集。
然而,抵制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化作品究竟怎麼幫得上烏克蘭贏得戰爭,兩者的關連其實並不清楚。況且,俄國藝術作品裡常有反威權主題,未必是在替俄國政權服務。把這些作品一併取消,看起來更像是一種不必付出成本的支持訊號。它除了提升發出訊號者的聲譽之外,似乎沒有太多其他作用。
一群來自愛爾蘭、西班牙與英格蘭的研究者曾探討,這類表態能不能預測一個人後來是否真的付諸行動。他們發現,那些為了博取大眾讚賞而公開宣稱自己有意捐款給慈善機構的人,真正捐款的可能性反而較低。如果套用薩哈維「缺陷原則」中的訊號邏輯來看,他們比較不願意做出真正需要付出代價的行動。在這套理論裡,正是這種代價才能證明先前的表態可信。
人們一旦看出這類道德表態幾乎不必付出代價,原本被它拿來支持的運動也可能反而受到傷害。假如某個人因為社群媒體上的事件而憤怒不已,例如美國的警察暴力問題,並因此成為這場運動中廣為人知的支持聲音,後來卻在另一件更吸引他的事情出現之後轉身離開,這就可能讓其他人不再認真看待原本的議題。只要人們開始認定運動中的知名人物關心的只是自我宣傳,這場運動就可能被削弱。因此,說出口的話最後有沒有落實,不只關乎我們自己,也關乎我們所相信的議題。
然而,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能成功利用合作體系來剝削的人,往往會比沒有剝削這套體系的人更占優勢。假如我可以在合作關係中背叛,或不公平地偏袒自己的家人,而其他人既不知道,也不在乎,甚至還願意繼續和我合作,那我不就能比其他人占到更多便宜嗎?
這就是可乘之機的問題。一旦有機會作弊,許多人就會這麼做。而且到頭來很可能沒有人能夠有效阻止他們,也沒有人能懲罰他們。
意圖:那些善意是真心還是表演?
美德的訊號讓我們必須面對一個重要,且其實占去我們許多心神的問題,有時我們甚至沒有察覺自己正在為它煩惱:那些公開宣稱支持某些理念的人,究竟有誰是真心投入的呢?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二○一九年一篇文章的作者認為,在那些發出美德訊號的人之中,我們無法把真心信奉者和作假者區分開來,或許也不該這麼做。借用一些當代人類學家的說法,我們很想分辨身邊誰才是真正的「虔信行動者」。可是我們不一定分辨得出來,甚至多半分辨不出來。
事實上,有些人認為,模仿那些我們認為真心投入某項理念的人,是一種重要的人類行為,甚至可能不可或缺。背後理由不難理解。一個人只要看起來真心支持某些道德理念,就可能得到聲譽上的好處。
同樣,讓自己看起來像那些投身相關運動的人,也可能得到同樣的好處。只要讓別人覺得自己有原則,本身就能替自己加分。即使有些人後來偏離了原則,研究也顯示,他們仍很擅長替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讓那些行為看起來沒有違背自己真正相信,或至少看起來相信的理念。
解讀意圖的難題,是判斷誰值得信任 的基礎;也正是這個難題,使人類在根本上有別於其他物種。當狗露出牙齒時,可能是在表示牠有攻擊意圖。而牠最後有沒有真的攻擊,能讓我們判斷這個訊號是否誠實。可是面對人類,要判斷一個訊號是否空洞就困難得多。
人可以謊稱自己的意圖,我們自己的偏見也會左右我們是否相信對方。把這個問題和前面談過的可乘之機放在一起看,就會得到一個結論:我們不能指望電腦模型告訴我們,一個人究竟是真心想幫助他人,還是其實想作弊,只是還沒有機會這麼做。
從最基本的層次來看,社會規範可以看成一套防止搭便車與剝削的規則。可是誰又能斷定,大部分的人不是因為害怕被抓到,才願意遵守這些規則的呢?
語言與互惠結合之後,合作體系變得比那些缺少這些機制的體系更複雜,分布也更廣。社會腦假說有力說明了合作對智力演化的重要性。人類之所以智力最高,是因為我們最會合作;反過來說,也正因為我們智力最高,才最能合作。也因為有了這些特質,我們才避開了一些智力較低靈長類至今仍面臨的命運,不必受那些明目張膽自私的支配者擺布。
依照自我馴化假說來看,人類不只是壓低了反應性攻擊。即使這並非本意,我們也讓另一種人更容易留下來。他們最懂得掩飾自己的自私意圖,也最擅長有效規劃自己的攻擊傾向。換句話說,我們篩選出的正是有時被稱為「主動性攻擊」的特質。「友善者生存」這個流行又令人安心的說法其實不完全正確:真正留下來的是機會主義者,他們有時友善,有時並不友善。
●本文摘選自三采文化 出版之《害群之人:看穿以善意包裝的惡,在信任崩壞的時代找回互信》。👉 前往琅琅讀墨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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