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命案為何難以預防？多數加害人事前竟沒有犯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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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添圍

家庭 內殺人 ，除了短期內占據媒體版面，引人噓唏之外，向來是精神醫學關切的主題，更一直是犯罪 學的難題。但是這類事件所引發的公眾關切常常比較短暫，而且，很容易被歸類於家庭內的事件，視為一種不定期卻例行上演的家庭悲劇。

實際上，犯罪學者統計全美二十世紀近百年的大規模殺人（mass murder）案件（至少四人死亡），其中家庭內殺人事件將近一半，一直是最大宗。但無論國內外，媒體關切的時間不久，公眾反應亦不及其他特殊殺人事件。

統計揭示還有許多引人深思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解答。家庭內殺人指加害人與被害人是家屬關係，也包含廣義的伴侶、配偶和前配偶。更特別的是，除了與明顯仇恨和財產犯罪目的有關之案件外，常常伴隨殺人後自殺的情形。這種殺人後自殺的現象，在其他殺人案件中，相當罕見。另一方面，自殺行為也鮮少傷及他人。

多數統計發現，最常見的家庭內殺人後自殺案件，是現為或曾為配偶、親密伴侶間的殺害。加害人絕大多數是男性，被害人多數是女性；可能出於爭執、分離與懷疑不忠，而殺害對方後自殺。這類行為，通常雙方都是青壯年。如果家庭內殺人後自殺出現在中老年的族群，則反應出另一種困境。常常是主要照顧者轉變為加害人，由於不忍久病的對方繼續苟延殘喘，而終結對方的生命，然後自殺。

另一類家庭內殺人後自殺，最常見的是父母殺害子女。精神科醫師向來熟悉，產後憂鬱或精神狀態不佳的母親，在殺害嬰幼子女方面，有高於一般母親的危險性；然而，隨著子女漸長，父母都有可能成為加害的一方。離異、失和以及憂鬱、精神疾病，都可能是原因。最極端的類型，殺害配偶同時殺害子女，而且這類又多數是男性的犯罪類型，學者稱為「家庭殲滅者」。

極端行為到底是如何產生的？

的確有相當多的比例，殺人後自殺的加害人，都呈現憂鬱的狀態。但是這些人的憂鬱狀態，或者更恰當地說，伴隨著憂鬱的短期適應問題，其實和你我在遭遇逆境時，所可能有的反應，並無顯著不同。換言之，就精神醫學而言，常常是不符合臨床診斷，也無立即需要藥物治療的疾病狀態。實際上，近來更多的研究也發現，過往會認為處於憂鬱狀態下的加害人，是因為擔心對方無法存活、乏人照顧，因此殺人後自殺（稱為「慈悲殺人」或「利他型動機」）。然而，憤恨、無望、遷怒等等複雜的情緒，也可能存在。一個平凡的人，遇到離異、挫折、失落、困頓等諸多逆境，一時之間無法跳脫，就進入惡性循環，以殘害家人、傷害自己為終結。

臺灣發生過北投父親殺害子女的悲劇，人們既悲傷亦不解：為何這類案件，在官方社會安全網絡中，無法及早預警；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亦表示，這類案件，一部分確實出現在高風險家庭。但此個案並非高風險家庭，也毫無過往家庭暴力之紀錄。

值得省思的是，女性殺害配偶或伴侶者，多數不會自殺。而男性殺害配偶或伴侶者，確實有相當高的比率出現自殺行為。論者以為，女性殺害對方，多數是因為男方其實是俗稱「恐怖情人」的加害者，當女性走投無路而殺害對方，諷刺的是，女性的壓力因此頓時解除；而男性加害人，不論是殺害配偶，或是其他家人，常常是因為自己處於一種共生的依賴保護關係，當對方不復存在，自己也失去生存的意志。這種性別暴力或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社會對於性別刻板角色的反映，赤裸裸地呈現不同性別與認同各自的社會期待與負擔。

多數的加害人都無法預警

1999年的柯倫拜校園槍擊事件（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之後，美國教育單位與美國特勤局（U.S. Secret Service），合作成立專案，陸續研究校園槍擊案。最後的報告認為，所謂校園槍擊案的犯罪人，並沒有所謂的常見特徵；簡言之，很難藉由側寫或描繪（profiling），辨識出類型化的加害人，加以預防。唯一有效的預警方式，就是鼓勵學校師生、社區民眾，對於人們開始出現危險行為，加以留意。因為，所有的加害人，都不只一次向周邊的人揭露，自己可能會涉及暴力或犯罪行為。換個角度而言，這些加害人，在事發之前，多數沒有精神疾病，多數沒有校園輔導或犯罪紀錄，多數不是所謂孤癖或離群的人，換言之，和你我並沒有多大差異。然而，他們卻會藉由揭露自己煩亂的心事，向外求援。人是如此脆弱，因為一些事故、不順遂，行差走錯，而導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悲劇。如果周圍的人多一點關心，把他們曾經揭露的威脅言談，視為求援的聲音，隨後啟動目前現有的系統，或許，才有機會阻止悲劇發生。沒有進入社會安全體系事前預警的家庭內殺人自殺案件，也可能會如此。

這並不是說，臺灣的系統沒有發生功效。因為警政、衛政、社政或民政體系，早就阻止了許許多多的悲劇。弔詭的是，我們很習慣地把系統默默地運作視為理所當然，或是視若無睹。

透過理解，希望可以減少悲劇，絕不是讓犯罪行為合理化。人性的脆弱，總是會穿破所有的羅網，悲劇性地揭露。思考的蘆葦，脆弱的人，因為我們是在意而有情的生靈；而在意與關懷，也永遠是面對脆弱的解答。

殺害親生子女，反映人類最終極的痛苦與挫折，難以理解。表面看似單純的個案，背後可能是深層複雜的結構困境。若能深入探討極端案例背後的成因，而非一味譴責加害人，或許能及早介入，找到防治或解決的契機。

●本文摘選自心靈工坊出版之《那些無法輕易定罪的人：司法精神醫學的人性、倫理與犯罪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