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知識一定要有用？看似無用的事才能真正深入靈魂深處！
文／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看似無用的事」
靠出賣朋友而聲名大噪的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會斷言：「知識 就是力量。」這無疑是他從人生 經驗中總結出的成熟教訓，但它並不適用於所有知識。例如，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曾希望知道神話中的女妖塞蓮（Sirens）唱的是什麼歌，但就算他弄清楚了，也無法幫助他從地方法官升任爲郡長。培根所設想的那種知識，是所謂的「科學」。他強調科學的重要性，其實是姍姍來遲地延續了阿拉伯人和中世紀早期的傳統，根據該傳統，知識主要由占星學、煉金術和藥理學組成，而所有這些學科在當時都屬於科學的分支。那時所謂的博學之士，是皆掌握了這些學問並因此獲得魔力的人。十一世紀初的教宗西爾維斯特二世（Pope Silvester II），只因博覽群書，就被世人認定是與魔鬼勾結的魔法師。莎士比亞筆下的普洛斯彼羅（Prospero），雖然只是個虛構人物，卻代表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博學之士的普遍想像——至少在法力方面是如此。培根相信，科學能提供比古代通靈術士所夢寐以求的更強大的魔杖。（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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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根時代文藝復興正盛行於英國，這其實是一場反抗「功利知識觀」的運動。古希臘人熟悉荷馬史詩，就像人們熟悉流行歌曲一樣，是因為喜歡，並非為了追求學問。但十六世紀的人若不先吸收大量的語言學知識，根本無法讀懂荷馬。他們仰慕希臘人，且不希望被拒於希臘人享受過的那些樂趣的大門之外，因此他們模仿希臘人——無論是在閱讀經典上，還是其他較難啟齒的方面，皆是如此。在文藝復興時期，學習是「生活樂趣」（joie de vivre）的一部分，就像飲酒或談戀愛一樣。這不僅適用於文學，也適用於更嚴肅的研究。大家都知道霍布斯（Hobbes）第一次接觸歐幾里得幾何的故事：他隨手翻開書，看到畢達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驚呼道：「天哪，這不可能！」然後他倒著讀回去證明，直到讀到公理部分，終於心服口服。沒人會懷疑，這對他來說是個銷魂的時刻，完全沒有被「幾何可以用來測量土地」這種用途的功利念頭所玷汙。
狹隘的功利教育觀確實有其道理。在開始謀生前，時間有限，而「有用」的知識無疑非常有幫助。它創造了現代世界。沒有它，就沒有機器、汽車、鐵路或飛機。但也必須補充一句，沒有它，也不會處現代廣告或現代宣傳。現代知識大幅改善了平均健康水準，但同時也發明了用毒氣毀滅大城市的方法。與過去相比，這個世界的所有獨特之處，幾乎都源於「有用」的知識。目前沒有任何社區擁有足夠的這類知識，教育無疑必須繼續推廣它。
當有意識的活動完全集中在某個特定目標時，對大多數人而言，往往會引起神經紊亂，精神失衡。例如，大戰期間主導德國政策的人，在潛艇戰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導致美國加入協約國一方。任何一個剛接觸這議題的人都能看出該政策是不明智的，但當權者由於精神過度集中，缺乏休息，無法作出理智判斷。同樣的情況也可見於任何長期壓抑自發衝動去執行任務的團體。日本帝國主義者、俄國共產黨人和德國納粹分子，都有一種因過度專注於某些特定必須完成的任務，而產生的緊繃狂熱（tense fanaticism）。當任務真的像狂熱者所想像的那樣重要、那樣可行時，結果或許是輝煌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狹隘的視野導致他們無視某種強大的反作用力，或者，使他們將所有這些反作用力都視爲魔鬼的傑作，認爲必須以懲罰和恐怖來對付。不僅孩子或成年人都需要「遊戲」。所謂「遊戲」，指的一段純粹爲了享受當下快樂，而不帶有任何其他目的的活動。然而，如果要讓「遊戲」真正發揮調節身心的功效，前提是你必須能夠在那一些與工作完全無關的事物中，找到樂趣與興致。
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其中那些關於人文、修養的成分，如果不僅僅是死記硬背，而是真正被「消化」並融入靈魂深處的話，就會塑造一個人的思想與欲望的特質，使他至少有一部分的心思會去關注那些宏大的、非個人的事物，不再只盯著那一些對他個人有切身利害的小事。人們過去總是過於輕率地假設，只要一個人透過知識獲得了某些能力，他就會把這些能力用在對社會有益的地方。這種狹隘的功利教育觀，犯了一個大錯：它只顧著訓練人的「技能」，卻忽略了人的「目的」與「動機」也同樣必須訓練。
稀奇古怪的學問不僅讓不愉快的事變得好受些，也讓愉快的事更愉快。自從我知道了以下的知識，吃起桃子和杏子來就更津津有味了。桃子和杏子最早是在漢朝初年就已在中國栽培，後經由貴霜王迦膩色伽（Kanishka）扣押的中國人質傳入印度，再傳至波斯，最終在西元一世紀抵達羅馬帝國；「杏」（apricot）這個詞源於拉丁文的同源詞「早熟」（precocious），因爲杏樹早熟，且字首的 A 是因爲錯誤的詞源學觀念被加上去的。
文化修養帶來的瑣碎樂趣可以緩解實際生活中的瑣碎煩惱，但沉思的更重要價值，在於它讓我們能面對人生更大的惡：死亡、痛苦、殘忍，以及各國盲目走向戰爭的趨勢。對於那些無法再從宗教教條中獲得安慰的人來說，如果不希望生活變得塵俗乾枯、生硬粗礪並且充滿無謂的意氣之爭，就需要某種替代品。當下的世界上充滿了憤怒且自我中心的群體，每一個群體都無法將人類生活視為一個整體，每一個都寧願毀滅文明，也不願退讓一寸。對於這種狹隘心態，再多的技術指導也無法提供解藥。就個人心理層面而言，解藥存在於歷史、生物學、天文學，以及所有那些能讓人在不破壞自尊的前提下，看清自己真實分量的學問中。我們所需要的，並非零碎片段的資訊，而是能啟發對人類生命終極意涵產生宏觀理解的知識；這包含了藝術與歷史、對英雄生平的熟稔，以及對人類在宇宙中那既偶然又短暫之奇特處境的體悟——凡此種種，皆應交織著一股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自豪感，亦即那種觀照與認知力量、那份恢弘的感受力，以及那種充滿洞見的思考力。唯有將宏大的視野與超然的情懷相結合，智慧才最易從中湧現。
人生總是充滿痛苦，這在我們的時代比前兩個世紀更甚。試圖逃避痛苦驅使人走向瑣碎、自欺，或創造巨大的集體神話。但這些暫時的緩解，終究只會增加痛苦的來源。無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不幸，唯有透過意志與智慧的交互作用才能掌控。意志是拒絕逃避罪惡或接受虛假的解方，而智慧則是去理解痛苦：尋找可行的治療魔法，若不能，則透過將其置於關係中看待，接受其為不可避免，並記住在它之外還有其他區域、其他時代，以及還有星際空間的存在，從而使痛苦變得可以忍受。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悠閒頌：當世界愈來愈快，羅素留給不安時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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