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如何把「信仰」變統治工具 讓人民停止思考、甘願服從

文／勞倫斯‧瑞斯

濫用信仰

希特勒相信自己知曉人心的大祕密。「請放心，」他於一九二七年說道：「我們同樣把信仰放在首位，而非理性認知。人當胸懷大志，唯有信仰才能成就國家。是什麼激勵眾人為了宗教理想而投身戰鬥？不是理性認知，是盲目的信仰。」

這是希特勒史上發表過最重要的聲明。他雖非傳統定義上的宗教信徒，卻竭盡所能將德國打造成一個以信仰為依歸的國度—國內子民「盲目信仰」的對象並非超自然神靈，是他本人及納粹政權。

希特勒也自覺掌握了培養信仰的最佳門道。關鍵在於激起人們的情緒，而非說理服人。「政治宣傳之道，」他在《我的奮鬥》寫道：「在於洞悉民眾的情緒需求，然後經由適當的心理管道讓這些情緒得到關注，接著從此出發，深入廣大群眾的內心。」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總統興登堡去世，從此希特勒便能將前述概念付諸實踐了。前一日，內閣才通過《德意志國家元首法》（Law Concerning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German Reich），規定興登堡亡故之後，希特勒不只能任總理，更會成為德意志國的「元首」（Führer）。八月十九日，該計畫於人心惶惶的氛圍下，經全民公投於形式上無異議通過。

希特勒既成新任國家元首，武裝部隊一個個成員也聽令宣示效忠他本人。對於約翰·阿道夫· 馮·基爾曼塞格這樣的軍人來說，這一刻就是重返往日榮光的象徵。「普魯士－ 德意志歷史滿載個人的忠誠誓言，」他說道：「確實，我們幾乎全都偏好這樣，而不是對著一張紙立誓。以前我們得依《威瑪憲法》來宣誓，但那部憲法根本沒人懂。」然而向希特勒宣誓卻是代表永久的義務。「德國軍官，」他表示「絕不違背在上帝跟前許下的誓言。」

對許多人而言，這種對「元首」許下情感承諾的展現是足以改變人生的。空軍軍官卡爾·博姆－泰特爾巴赫（Karl Boehm-Tettelbach）說道，那誓言「隨了我一輩子。誓言就是誓言……我不能背棄誓言，否則我只能自殺。」誓言代表著永久的義務。

有些宣誓儀式（尤其是親衛隊的儀式）會藉著火炬的光於夜間舉行。執行者總是找機會營造靈性氛圍，讓人聯想到神聖的儀式。那是在刻意營造對希特勒的信仰，讓人認定他就是全能的領袖。

希特勒專注於培養民眾的信仰，卻不顧理性認知，他利用的是心理學家已知悉數年的現實。光憑理性論述，是幾乎不可能說服具有強烈情緒信仰的人改變心意的。畢竟信仰並不仰賴理性，理性又怎麼有辦法說服一個人他的想法是錯的呢？

希特勒綜合以上想法，與另一個更深入的概念串聯起來。他認為，大群體中的人類基本上是愚鈍的。「大眾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他寫道：「他們的智力不靈光，反而極其健忘。」因此，「所有有效的政治宣傳」都應當內容簡單明瞭，還要再三重覆。

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見相同。戈培爾的私人隨扈威爾弗雷德·馮·歐文（Wilfred von Oven）記得老闆曾告訴自己：「政治宣傳就如戰爭裡的車隊，須在軍事的嚴密保護下前往目標。它得調整自身的行進速度，來配合軍隊裡最緩慢的部隊。這就是宣傳的常態。我們的政治宣傳也應比照辦理。政治宣傳不適合搞得太高深。大眾不懂諷刺。宣傳者只須專注於自己想傳達的基本訊息即可，並用最通俗、最形象生動的手法傳遞給大眾。」

戈培爾表示，這並不代表宣傳訊息一定要莊嚴誠懇。恰恰相反，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告訴德國廣播電臺的高層人士：「第一原則：千萬要不計代價避免無聊。這點是我的重中之重。」戈培爾不若許多極權主義宣傳家，他體悟到，要想強迫民眾吞下意識形態訊息，只會適得其反。馮·歐文猶記，當年「他不斷告訴手下負責製片的人：『別拿政治題材給我。政治片全都慘不忍睹』……他老是重複說著：『別碰政治片。』」

一九三四年二月，戈培爾於《人民觀察家報》撰文，將前述觀點重述為大眾易懂的形式：「我若相信哪一部電影背後的藝術態度是真心誠意，那我就會保護它……我不要求每部片從頭到尾都塞滿國家社會主義遊行的畫面。納粹遊行交給我們處理就好，我們更懂得如何詮釋。」

因此，於戈培爾擔任宣傳部長期間產出的大量電影，都去除了明顯政治宣傳的成分—主要是娛樂之作。根據曾效力於戈培爾的導演亞瑟·瑪麗亞·拉本奧爾特（Arthur Maria Rabenalt）所述，戈培爾自認為很有資格評判他們的價值。「他對電影很狂熱，」拉本奧爾特表示：「他喜歡看漂亮的女人，所以說他的喜好基本上與觀眾無異。」

然而，戈培爾明白，這些娛樂片在納粹國家體制內還是能發揮寶貴功效。它們其實具有讓觀眾逃離「家庭煩惱和憂慮」的「政治作用」。此外，戈培爾也能藉由題材的選擇（例如用愛情故事來支持人民共同體的觀念）來潛移默化影響德國民眾，不為他們察覺。

「就連娛樂也能提供特殊的政治價值，」戈培爾寫道：「因為一讓人察覺到那是政治宣傳，政治宣傳就會失效。」正是這樣的洞見—更勝過其餘因素—使戈培爾得以脫穎而出，成為他那時代首屈一指的宣傳家。這也順帶解釋了現代宣傳工作者若欲仿效戈培爾的話，為何應當選用連續劇式的劇情或社交媒體上的娛樂內容來影響受眾，以達到至少和傳統媒體一樣強大的效果。

戈培爾為自己訂定了一項艱巨任務。「這個政府若下定決心，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妥協，」他在一九三三年接任宣傳部長時說道：「那政權就不必仰靠毫無生氣的刺刀；長遠來看，政府不該僅因擁有五十二％的支持就覺得滿足，卻用恐嚇手段壓制其餘四十八％。他們應該將贏下這四十八％ 反對者的芳心視為當務之急。」

這種對娛樂片的重視，正是戈培爾「贏下」四十八％的關鍵環節。但他眼前卻有棘手障礙。首先，雖然他告誡宣傳人員一定要避免無聊，但在他主持下產出的大部分新聞卻恰恰很乏味。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間的新聞流通率便下降了十％，大抵是因為記者再也不能寫出自己所想；他們只能遵守戈培爾宣傳部規定的路線。於是文章裡也就沒有什麼變化與火花。

戈培爾面臨的第二道關卡更是棘手。納粹的經濟「遠見」與現實有著根本的落差。納粹黨自詡為小企業與小農的支持者。可是希特勒對重整軍備的堅持，意味著國家應當把重點放在大型工業及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上。像鋼鐵和軍火巨頭克虜伯這樣的大型企業對政權就更有利用價值，遠勝於小型工坊的若干匠人。戈培爾嘴上雖然稱頌德國森林之美、貶抑大都市的「柏油」文化，但希特勒心心念念的武器，卻是由國家骯髒的工業心臟地帶負責製造—那裡一棵樹也看不到。

戈培爾與同僚破解難關的方法，就是繼續宣傳人民共同體的模糊理想，一邊吹捧符合種族標準的德國「內群體」，一邊強調「外群體」（主要是猶太人）持續構成的危險。在這樣的背景下，戈培爾也親自領略到一個大道理：黨員往往更容易經由自己憎恨的對象來凝聚身分認同，而不是因喜歡的事物而齊聚。但這在宣傳上卻是個問題：每個人感受到的仇恨程度都不同。一端是以暴力聞名的衝鋒隊流氓；另一端則是戈培爾盼能說服投靠納粹陣營的前社會主義者。

●本文摘選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納粹心態：12個來自歷史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