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我們在人生最糟糕的時刻被侵犯了隱私」──嗜血報導如何造成被害者家庭二次創傷？

《鏡頭前的二次創傷》結合了調查報導和回憶錄，是一本令人大開眼界的著作，媒體對創傷倖存者和報導者都會造成有害的影響。犯罪新聞報導該如何進行，才能不對倖存者和記者造成傷害？（編按）

文／塔瑪拉．雀莉

道德預設的一搭一唱

你的親人過世後，你第一次與媒體接觸的經驗是什麼？

「當他的遺體被放進靈車時，媒體就在我跟孩子的面前……他們從來不問任何問題，卻可以談論我們。」 ── 潔娜‧ 華斯，問卷內容，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我要向你講述珊娜•布朗(Shauna Brown)的故事，以及她兒子德馬爾在家門外遇害後發生的一切。但首先，我想說說在幾個小時前、大約一英里外的另一起槍擊案。這是加拿大最大城市不好過的一天。這麼多的創傷，空間和時間卻如此有限。

它發生在淸晨夜色尙未褪去的時候，多倫多酷暑難耐，一場燒烤生日派對從週六一直延續到週日。三人中槍，其中包括壽星。她活了下來，但其餘兩人沒有。其中一名男性被揭露了姓名和十三年前在警方的幫派掃蕩中被捕的過往，記者報導「據稱他與幫派有關連」，但沒有提到經過了這麼多年之後，這些指控是否屬實。另一個電視臺的記者去了解了他的前科紀錄，報導他的確在幾年前被判有罪。另一名男性受到了比較友善的對待，也許是因為有人為他說話，無論是在現場還是在網路上──「朋友們形容這名育有兩子的父親是一個溫柔的巨人。」不過，一名記者指出，兩人都「為警方所知」。

這場生日狂歡是一年一度的傳統，也是男女老幼聚集在一起享用自製美食和開心慶祝的機會，甚至還有正式的邀請函和服裝要求，但今年，一連串的槍聲讓一切都變了調。鄰居質疑槍手是否為受邀賓客之一。警方呼籲目擊者挺身而出。接著一名記者提供了進一步的說法。有案底的不只兩名男性死者。她表示：「三名受害者皆為警方所知。調查人員正在釐淸誰才是凶手的目標。」

幾十年來，加拿大和美國各地的記者都說過這樣的話。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知道對證實或傳遞這些消息給記者的調查人員來說，「為警方所知」的意思可能是此人有前科，也可能是此人與某個有前科的人有關，又或者是此人曾遭指控（不管多微不足道、多無關緊要或多久以前的事情）但從未被定罪。（同時値得注意的是，大多數犯罪，無論暴力還是非暴力，從未被報警──僅二○一九年就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犯罪未被報吿。因此，僅僅因為某人不「為警方所知」，並不代表他們不是罪犯。)

我知道我在新聞生涯中曾多次在描述犯罪受害者時輕率地使用「為警方所知」這個字眼。一般來說，如果你是守法公民，你不太可能被槍殺，當時我覺得讓大眾知道這一點很重要。話是這樣說沒錯，但現在我了解到，在沒有釐淸來龍去脈的情況下使用這個字眼，的確弊大於利。為了進一步解釋，我把麥克風交給那位身穿淺藍色襯衫、戴著藍鳥隊帽子、辯才無礙的年輕人，事發兩天後，他從舉辦生日派對的兩層磚房中走出來，代表倖存的受害者發言：

為了那些依然重視尊嚴的社區成員，也為了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家屬希望能夠發表以下正式聲明。我們摯愛的女兒、姊妹、阿姨、姪女、表親和朋友在生日派對這樣歡樂的場合中受了重傷。她是個充滿活力、企圖心、同情心、膽量和決心的人，在工作上十分勤奮。她為很多人帶來啟發，受到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們喜愛。她有一份體面的工作，而且計畫繼續深造。她的朋友圈就像她居住的多倫多一樣多元化。不管從她生活的哪個方面去合理評估，都不應該推斷她和犯罪扯上邊。然而，我們卻一再看到媒體報導這起傷害她的暴力慘案時， 一搭一唱地稱她「為警方所知」。

家屬對這種充滿道德預設的一搭一唱深感遺憾。它一次又一次地凸顯其本身模稜兩可和怠惰懶散的態度。這麼做無法讓讀者得到正確資訊，而是用來貶低、傷害和妖魔化受害者的手段。簡單來說，這不過是赤裸裸的影射。它促使觀眾不去同理受害者，反而將受害者視為咎由自取的罪犯。這樣的一搭一唱如何有助於社會打擊犯罪？ 如何促進告知大眾資訊的社會利益？ 除了將暴力之下的受害者妖魔化之外， 還能帶來什麼好處？ 這樣的一搭一唱只帶來迫害和抹黑。最終，它要是繼續下去，將讓所有人身受其害，因為它試圖剝奪共同人性中的同理心和同情心。

家屬對暴力行為表示譴責，尤其是在這歡欣鼓舞的慶祝場合對我們施加的恐怖行為。我們相信社區的力量。我們主張進步和向上提升，特別是對我們所屬的非裔加拿大人和擁有加勒比海血統的族群。如同詩人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所說的，我們是擁有非洲想像力的美麗民族，充滿面具、舞蹈和響亮歌聲，然而我們飽受痛苦，有時無法恣意翱翔。

這段未經編輯的影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大為震驚，這麼多年來不知有多少個城市裡的多少個家庭深有同感，但卻選擇了沉默。

就在這名年輕人發表有力談話幾小時後，全市的新聞編輯室都收到了多倫多警察局的一份新聞稿，附有一名年輕男子的姓名和照片，他在生日派對槍擊案發生後數小時、距離不到一英里處遭到槍殺身亡。他的母親珊娜•布朗思考著該說什麼。

和媒體談話不是珊娜的第一要務。和孫女談話才是。她請求凶殺案調查員不要公布德馬爾的名字，直到她能找到合適的話吿訴他六歲的女兒，她在街上玩耍時聽到的巨響不是煙火，而是槍聲。事發後，她馬上被朋友的媽媽帶進屋內。而她爸爸不太好。他死了。

這場極其不幸的對話也極其不幸地在德馬爾十二歲時發生。那時珊娜必須吿訴兒子，他爸爸死了，不是因為子彈，而是因為鐮狀細胞疾病的併發症。

當這座城市得知德馬爾的名字，看到他的黑白照片、他的山羊鬍、他向左看的淘氣表情、他從棒球帽下面垂下來的辮子時，珊娜和孫女一起坐了下來，她開始向孫女講述一切。根據她在多倫多接受電話採訪時的回憶，她用了汽車來比喻。

「就像如果缺了一個輪子，車子就沒辦法繼續開。我是這樣起頭的。然後我說，人的身體也是一樣，如果一個器官不再運作……像是心臟之類的。」珊娜看到了兒子的心臟不再運作，因為有人開槍讓它停止跳動。她是第一個來到他身邊的人。當時她在屋內，兒子在車道上。「然後她看著我說：『爸爸死了嗎？』我回答是，她就崩潰了。」

珊娜在準備進行這場對話的同時，也在哀悼兒子、安排葬禮、安慰女兒們，還有媒體守在門外。「我記得很淸楚，第二天他們就出現在我家外面，但我沒有和他們說話。」珊娜在問卷中寫道。媒體並不是事發第二天出現的，而是事發當天就在了。當天，一名自由攝影師上傳了一段影片到社群媒體，他拍到德馬爾蓋著白布，血流得整個車道都是。珊娜寫道：「這個畫面怵目驚心，我覺得我們在人生最糟糕的時刻被侵犯了隱私。」

大多數失去兒女的父母必須做出選擇和鼓起勇氣才能走一遭孩子被殺的地點，而珊娜只消從前窗望出去即可。在接下來兩天，當她從前窗望出去時，看到的不只是警方在調查和尋找目擊者，還有媒體在觀看、等待、希望她能開口說話。「事發後兩天，我感到不知所措，某種程度上就像是被囚禁在自己家中一樣，因為記者守在門外，想要與任何走出來的人交談。」她寫道。「我記得我還必須保護和掩護女兒，她才不會被媒體騷擾。」

有十一名凶殺和死亡車禍倖存者在問卷中描述自己受到媒體騷擾或類似行為，珊娜是其中之一。其他倖存者使用的字眼還包括：搭訕、跟蹤、攻擊、糾纏、尾隨和追殺。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鏡頭前的二次創傷：嗜血新聞背後的真相與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