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過海的書架／「飛地nowhere」創辦人張潔平：為台灣增加多樣性、幫香港保留種子、給中國打開一扇窗

「飛地nowhere」是一間位於西門町的獨立書店，雖然距離捷運站僅約二百公尺距離，居小巷之中卻頗有大隱隱於市的儀態。相較動輒上萬本藏書的大型獨立書店，飛地藏書量約 2500 至 3000 本左右，規模精簡卻是小而美小而巧，既有效控制店租成本，也讓書店更靈活地舉辦各種活動。

在選書策略上，他們著重思想性和美學，並積極引進香港的獨立出版品，為幾經變故的香港保存文化種子，同時也舉辦講座、讀書會、電影放映等活動，將香港、中國大陸議題與台灣社會連結；近期，飛地為海外中文書店提供台港書籍選書服務，如前身位於上海，2024年於美國華盛頓特區重啟的季風書店，店內便設置「飛地書櫃」，由飛地策展並提供港版、台版繁體書，協助將華文世界多元的文化及思想，帶到美國東岸讀者身邊。

面對面的交流可以填補語言無法傳達的東西，讓彼此更容易理解——書店創辦人張潔平認為，網路時代雖然提供更多自我表達的機會，卻也使人們習慣同溫層的低摩擦力模式，遇上不同觀點便起過敏反應；飛地書店因此專注實體空間營造，提供舒適安全讓參與者放下戒心的空間，通過真實互動打破演算法結成的資訊繭房。

「我在實體空間找回了一點因為經營網路媒體而對溝通失去的信心。」張潔平笑言，雖然書店的連結規模遠不及網路媒體，但每一次與讀者見面，那種收復失土的感覺還是非常踏實。

飛地書店現址曾是香港影評人蒲鋒所開設的「電光影裡書店」，以及店長同樣來自香港，以人文科學及史地書籍為主題的「意念書店」。當意念於2021年宣告結束營業，張潔平接手了這個與香港緣分甚深的空間，並將其命名為「飛地nowhere」。「飛地」一詞源於人文地理學，象徵此處是一個獨立於主流、超越地域限制的思想空間。
飛地台北誕生後，其概念也延伸到世界各地，飛地清邁、飛地荷蘭陸續開設。張潔平表示，飛地是給異鄉人的空間，它不只是專屬香港人的書店，而是一個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都能夠找到歸屬感的世界。

張潔平出生於中國大陸江蘇省，2005年在香港大學取得新聞碩士學位後，於香港投身新聞媒體工作，長期關心中港議題。她曾任職多家知名媒體，包括《亞洲周刊》、《號外》雜誌，並參與創辦《端傳媒》並擔任總編輯。2018年，堅信媒體應肩負連接不同社會群體責任的她，創辦了去中心化內容平台「Matters」，試圖在資訊爆炸時代確保優質內容、嚴肅議題仍能脫穎而出，受到更多關注及傳播。

作為一名八零後，她稱自己是「被連結感養大的小孩」——成長於2000年至2015年之間華人世界頻繁來往，呈現融合的年代，其價值觀、人生選擇，都因為這段經歷而奠定。作家陳冠中在 2010 年代前後提出的「華文讀者共同體」理念對她影響尤其深刻，該理念主張華文作家應致力培養一群具有文學品味、閱讀能力和鑑賞力的讀者，這個讀者群體不拘泥單一地區的作品，對整體華文文學抱持開放心態。

「華文讀者共同體」，能成就的不僅僅是促進作家創作，提振文學水準，亦可打破地域、政治的藩籬，為兩岸三地帶來更具包容性的未來；遺憾的是，當前發展卻與陳冠中的理想背道而馳。人們獨沽一味對其他地區議題不感興趣，彼此的關懷和探索方向，以至於文化皆漸行漸遠。「來自香港、中國、台灣的朋友，各自憂慮的事情在許多時候很相似，卻很難共情互相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意指在特定社會生活中，人們共同感受到的情感及認同）。」張潔平同意，過去存在於華人世界的連帶感正在消退，並走向部落化和相互隔閡的狀態。

同樣的現象也體現在全球政治極化的趨勢中，社群媒體或許是肇因，人們受困同溫層，難以聆聽、理解不同聲音；然而華人要面對的境況只會更為險惡，在明顯的審查機制與強權干預中，言論環境的基礎不公正，且因為人們熟悉彼此的語言及文化，更懂得如何用狠毒的字句去傷害。這是共通書面語的詛咒，具體案例便是過去幾年屢見不鮮的中港網路筆戰。

「但它應該是一種增進理解的祝福。這個時代或許會走向連結瓦解，但書店也好、媒體也好，我們個人在微觀層次，能做的只有一點點去維繫這個連結，而不是讓它成為仇恨的工具。」張潔平期待飛地能夠成為思想綠洲，台灣的自由與多元令異於主流的知識體系、群體命運可以有所安放，「飛地確實很小，它如果能做到幫台灣增加多樣性、為香港保留種子、給中國打開一扇窗，我就覺得夠了，已經是謝天謝地。」

張潔平觀察到，店內的台灣顧客大多是原本就對香港文化感興趣，對於現況卻是相對陌生。他們來到飛地是希望透過閱讀和參與活動，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的文化和歷史。中國大陸顧客由於在飛地可接觸到境內遭屏蔽資訊，是以多抱持著一種好奇的心態，店內也特意挑選較易理解引發共鳴的書籍，幫助他們瞭解香港和台灣的社會狀況。

經歷2010年代多起大型社會運動後，許多港人因政治氣氛漸趨緊張而選擇避走他方，地理位置相鄰的台灣成了港人尋求新生活的其中一個落腳點。然而台灣社會對移民潮的態度卻莫衷一是，部分台人傾向對香港及中國大陸議題採冷漠態度，認為事不關己，多數人雖抱有同情，關注程度卻也相當有限。這樣的環境與來台港人迫切的情感需求形成鮮明對比。

身處異地，又經歷劇烈動盪，令部分港人處於類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狀態，在心理上亟需支持、安慰或補償。「他們來到飛地書店，不一定是真的要買很多書，而是心理上需要這樣的空間。因為他們失去太多。」張潔平與我們分享，在「47 人案」宣判當晚，一位中年顧客在店裡逗留時忽然哭了起來，「對這些失根在外的人而言，飛地可能保存了他們在香港已不容易完整擁有的東西。」

飛地適時承接來台港人的渴望，提供保存和分享文化故事的空間，同時也為台灣人打開瞭解香港的窗口，呈現與一般獨立書店不同的文化風景。身處文化斷裂時期，張潔平將個人對連帶感的認同投射到飛地書店的經營，希望以書店為平台，提供人們重新凝聚的場所。

她指出關鍵在於跨越議題的地域性，「飛地做的並不是要求人們去認識香港，而是從香港特有的現象出發，抵達更generalize、更具普遍性的問題。」如中港台在女性主義對話上有各自社會脈絡，但一部處理中國女性主義的獨立紀錄片，卻會在三地引起共鳴，又或者涉及移民焦慮的「潤學」，也能吸引到港台民眾注目。

有他者在場，交流才可能發生。也因此飛地書店在活動策畫上著力於發現共通關懷，講題在台灣社會可以怎麼被理解，與台灣人自身生活的關聯性，精選與談人與講者配對，那都是飛地書店作為提供多樣性存在的重要前提。

張潔平坦言，飛地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書店本身經營問題，而是時代的局限及文化產業萎縮。

網路平台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資訊消費模式，以致資金及流量集中到少數大型平台手中，並掌握內容分發和收益分配的權力。在新的商業模式中，傳統內容生產者如出版業、新聞業處於弱勢地位，只能免費提供內容，而無法獲得合理的報酬。

獲利困難便無法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金，接著到來的便是人才流失，進而動搖文化產品品質及產業發展。演算法主導的流量經濟則讓情勢更是雪上加霜，令評價標準趨向單一化，僅僅以流量和點擊率為指標。為追求商業利益，內容生產者不得不迎合大眾口味，製作更容易吸引流量的媚俗化內容，難以進行大膽創新的嘗試，導致整體文化視野下降。

但這些現象都可能通過發展新的商業模式、創造文化消費場景應對（如在生活用品店、咖啡館等場所銷售書籍）。真正令人擔憂的是公共生活的實踐及參與。張潔平留意到，台灣社會雖然肯認言論自由存在多元聲音，但這些聲音往往停留在噭噪階段，未能形成有效討論。

獨立書店雖無法直接促成共識，卻能讓多元性浮現，使少數群體的觀點與主流並立交織，在維護公共利益方面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她憂心這樣的空間在未來可能被邊緣化。「我對飛地的想像是它成為連接各個社群的空間，但也深深明白要毀掉它有多麼容易。」

她在香港及中國大陸見過太多人付出同樣心血卻在一夕間付諸流水。張潔平不諱言台灣社會潛藏著同樣的風險。「經營飛地的感覺，就好像遇上過很多次渣男，但還是要再談一次戀愛——用心良苦可能一場空，卻像初戀一樣投入熱情去建立它。」風險甚至不來自外力，而是不同群體間的張力緊繃至一定程度時，人們會築起心防，失去與持不同觀點的人溝通的意願。屆時，多樣性空間很可能遭敵視或者拋棄。

「如果最壞的結果必然發生、對未來感到恐懼，當下要怎麼提起勁？這才是最困難的。」張潔平說：「弔詭的是，正因為局勢升溫，我們才須要異議；倘若情況剛好相反，飛地在做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會發生，不須要逆風而行，為不同的聲音爭取一席之地。」

「由治及興」四字，原是中共高層用以描繪香港在實施《國安法》後，將由混亂走向繁榮的願景。然而，隨著香港社會自由度的持續收窄，民生問題日益嚴峻，此一口號已淪為網民嘲諷的對象。每當香港出現負面消息，網民便會以「由治及興」回應，其諷刺意味不言而喻，成為了一個時代的黑色幽默。圖片／飛地nowhere書店提供

張潔平認為人們能否達成共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無共同目標，若缺乏目標，強求共識也無意義。在後一種情況須要做的是傾聽，留意彼此觀點，填補自己在經驗或知識上的空白。在自媒體發達時代，人們太輕易便能做到自我表達，「這是個作者比讀者多的年代，但我們能不能多做一次讀者，聽見別人說什麼？」她強調傾聽在立場相異的群體間尤其必要，無論將來走向合作或對抗，那都是必須的基礎。

飛地書店的顧客群體年齡層偏高，主要集中在 35 到 45 歲之間。那與購買力可能有關，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較有能力購置書籍。但張潔平有獨到的觀點，她認為該年齡層的顧客，恰好也是經歷過 2005 後十年間互動頻繁時期的人們。對於那個年代的遺失感，以及希望重建溝通的渴望，可能是他們來到飛地書店的原因之一。

書店，絕不僅是販售書籍的場所，而是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能夠在此相遇，並從彼此的經驗和觀點中學習。

張潔平提出「肌肉記憶」一詞作為比喻，形容經歷過 2005至2015年盛況的 30 多歲至 40 多歲世代。她認為那十年在兩岸三地都是一段相對開放的時期，言論空間較為寬鬆，人們可以從容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對不同的社會議題進行討論和辯論。這樣自由開放的氛圍，成為當時青年共同的「肌肉記憶」，是腦海中的回憶，也深刻烙印在他們的行為模式、思考方式和價值觀中，就像肌肉經過反覆訓練後形成的自動反應一樣。

她呼籲曾獲得開放年代啟發的文化工作者扛起責任，在艱鉅的時代洪流中重建平台，讓下一代長出自己的經驗。「我想我這個世代的人都該勤奮一點——勤奮不是佔據著有權力的位置不退，而是以當時累積的資源和人脈，盡可能的、無中生有的開拓新的文化空間。

「因為肌肉記憶不是只屬於你的，是整個時代澆灌在你身上，你其實有責任把它活出來，將它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