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舍親友一一消失，維吾爾詩人提筆寫下每個擔心夜裡被捕的恐懼

二〇一六年，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維穩」措施，人們被鼓勵監視彼此，店舖刀具被拴住、收音機被銷毀，然而最駭人的是看到熟悉的鄰居、朋友、家人一個接著一個消失蹤影。家園被毀，語言遭禁，摯愛的人隨風而逝。這是無數名新疆維吾爾人的現實，也是詩人塔依爾的生命經歷。此書是首部維吾爾知識分子對中國種族清洗的證詞。

塔依爾是維吾爾最重要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之一，他以飽含詩意的筆觸，寫下他的家園、文化、社會被毀的經歷，並記錄極權體制下，國家發展出的高科技監控與政治信用體系，如何深入日常，扭曲每一個人的肉身、心靈與記憶。（編按）

文／阿潑（媒體工作者）

「這件事猛然提醒我們一件事：我們是戴著鐐銬的猶太人，囚在一處，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無盡的義務。我們必須把情緒擺到一旁，我們必須勇敢堅強，吃苦耐勞，無怨無尤，盡力而為，相信上帝。總有一天可怕的戰爭會結束，總有一刻我們將重新為人，而不只是猶太人！」

十五歲的少女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在日記上寫下自己的經歷，即使她在隔年就死在集中營，這本日記，卻永遠被保留下來，成為直指納粹罪刑的證詞。

這段日記寫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這夜，有個騷動，屋裡的人都擔心會被蓋世太保抓走，安妮則說了句話：「拜託，給我件什麼穿吧！」而後她穿上毛衣、羊毛褲和裙子，以及，兩雙襪子。

在日記中，安妮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在身上套上這麼多衣物，我們卻從維吾爾詩人、導演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的書寫中，得到些許線索。他在回憶錄《等待在夜裡被捕》中寫道：二○一七年，中共對維吾爾的鎮壓趨於激烈，伊茲格爾的朋友陸陸續續被捕，儘管許多人是在白天被帶走，但也有入夜後警察上門的案例。伊茲格爾總在女兒就寢後，準備衣服，等著敲門聲響。

「如果夜半有人來敲我家的門，我打算先換上暖和衣服和秋靴，再去開門。」他說：「雖然（友人）卡米爾是白天被抓的，但我有強烈的預感，他們會在夜裡找上我。」

安妮以少女之齡離開人世的十四年後，伊茲格爾於歐亞大陸的另一頭出生，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新疆喀什市，一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統治的維吾爾文化區。他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整整二十年後，他上北京讀書，還經歷了天安門學運。換句話說，伊茲格爾的前半生，見證了幾個重大的政治運動，而這些運動彷彿大時代的背景，他在回憶錄裡幾無提及；反倒是中國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後，他被烙上政治犯印記，且困鎖在自己的土地。一九九六年，準備出國深造的他，遭指控非法將機密帶出國境，被判入獄三年。儘管如此，他還是走出困境，成家立業，成為影片創作者，也擁有自己的製作公司。前景可期。然而外在環境卻有劇烈改變。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其主導的西北大開發，讓新疆人口與經濟結構逐漸被改變，也造成維吾爾族的生存壓力，族群關係亦趨緊張；隨著中共實施反恐政策，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執行監控鎮壓，乃至於有如古拉格勞改營的「再教育的維安系統」實施，人們開始產生納粹集中營的既視感。維吾爾族縱使未經歷大屠殺，但他們遭受的人權迫害與種族清洗，恐怕不比猶太人仁慈多少──他們是活在地獄裡。

上個世紀，喬治．歐威爾小說裡的去人性化世界，在這個世紀的新疆以超越想像的方式呈現。無所不在的數位監控，沒有道理的偵訊搜索，從個人資訊到生物數據，中共完全掌握維吾爾每個個體，介入他們的思想信仰語言文化，乃至存在的痕跡。伊茲格爾完整經歷了所有階段與程序，也一字一句刻進回憶錄裡。

「人要是被迫持續做這些事，用不了多久，遲早會覺得自己也成為警察，開始習慣彼此監控、互相舉報，他們會時刻提心吊膽，防著不具名的敵人，並經常感覺彼此相互為敵。」

他還詳細描述自己被採集血液、指紋、聲紋、臉部影像的過程，只覺得荒謬，但也忍不住自嘲：「現在監視攝影機從背影也認得我們了。」

美國人類學者戴倫．拜勒（Darren Byler）訪問的一名維吾爾商人，是如此形容族群的處境：維吾爾人只有一種被國家當局和協警認同的生活，就是「電腦看得到的生活」，而政府官員、公僕、協警這些監視系統的建立者或執行者，根本不認為維吾爾族真正擁有存在於系統之外的獨立身分。這個族群是以程式碼或數據方式存在，他們也要調適自己來適應系統，「維吾爾族活著是活著，但他們活著像隔世的鬼魂。」

戴倫．拜勒是新疆科技監控與維吾爾人權侵害議題研究的第一把交椅，伊茲格爾在回憶錄中也提到他。這位學者不僅是位研究者，也是這場人權侵害悲劇的見證者以及倡議者。他總是不斷向世界解釋維吾爾族的遭遇和現況，也嘗試有系統地將所見所聞書寫出來。

如同過往有人質疑安妮日記是虛構，以否定納粹罪行，至今也仍有六四事件「不曾死人」的說法。戴倫．拜勒乃至維吾爾流亡者時常也會遇到這樣的質疑：「憑什麼要我相信你們所言為真？」更不用說，北京當局一再否認，宣稱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

似乎凡是揭露不義者都會遇到同樣的挑戰，我也有類似經驗。之前，我採訪戴倫．拜勒的報導刊出後，若干中國讀者留言質疑這個訪談，進而否定監控與再教育營的存在，但相對地，也有讀者很驚訝，聲稱對國境內發生的這一切一無所知。有個在烏魯木齊成長的同事循著我的採訪讀了書，看了我的稿子，悠悠地說：「我人就在那個城市，我卻都不知道。」

我才真正明白，即使說出真相，也不容易被認可為真相，而我原本以為的「常識」其實是他人的「不知」。人與人之間比我想像得更有距離，且相互陌生。我們也曾這樣問過戴倫．拜勒：「這並不是你的經驗，你如何讓這些故事具有可信度、確實足以成為證詞？」

「這些人第一次完整說出自己的故事時，都是對我說。」戴倫．拜勒解釋，維吾爾、哈薩克的倖存者或流亡者無處可說自己的遭遇，因此當他們開始回顧，必是帶著傷痛、老淚橫流，整個身體都會告訴你這是真實的。當然，戴倫．拜勒訪談愈多，就愈能核實彼此的證詞細節。

這正是伊茲格爾回憶錄可貴的地方，他從自己的經歷出發，細緻且平靜地描述發生在他身上與周遭所有的變化，乃至於蔓延的恐懼與自己的感受。時間、地點、人物、場景、事件無一不缺，正是那麼多可以被驗證的客觀事實的存在，以及足夠豐富的細節，支撐了其真實性。

儘管伊茲格爾沒有被關進再教育營，但小至他身分證字號被刁難的經驗，就可以看到在這半世紀裡，中共治下的個人如何被管理，以及當這個管理放大成嚴密控制時，是如何讓生活成為地獄。

「我很少有辦法寫詩，即使在靜寂的時刻，詩句也不會浮現。」伊茲格爾逃到美國後，被族人的經歷跟回憶的痛楚纏繞。他原本不想談論自己的經驗，因為一再講述創傷，會讓他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而他不想被他人可憐。

然而，當家人朋友陸續被抓進再教育營，令他感到悲傷且內疚，即使入睡也不得安寧，這才發現自己雖然逃亡，但仍被族群命運束縛。原本只想寫詩的他，意識到如果自己不說，將不會有人知道他們的遭遇，為了向世人揭示中共不斷升級的人權侵害與族群暴力，他產生記錄書寫維吾爾族經歷的迫切感。

因此，若要理解當代維吾爾族的處境，我認為《等待在夜裡被捕》提供相當重要的經驗觀點。它雖是本回憶錄，但拜伊茲格爾紀錄片式的社會書寫之賜，也成為一份珍貴的史料。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之《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