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舍親友一一消失,維吾爾詩人提筆寫下每個擔心夜裡被捕的恐懼

書名:《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
作者: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
出版社:衛城出版/讀書共和國 
出版時間:2023年11月8日
書名:《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
作者: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
出版社:衛城出版/讀書共和國
出版時間:2023年11月8日

二〇一六年,中國政府在自治區實施「維穩」措施,人們被鼓勵監視彼此,店舖刀具被拴住、收音機被銷毀,然而最駭人的是看到熟悉的鄰居、朋友、家人一個接著一個消失蹤影。家園被毀,語言遭禁,摯愛的人隨風而逝。這是無數名新疆維吾爾人的現實,也是詩人塔依爾的生命經歷。此書是首部維吾爾知識分子對中國種族清洗的證詞。

塔依爾是維吾爾最重要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之一,他以飽含詩意的筆觸,寫下他的家園、文化、社會被毀的經歷,並記錄極權體制下,國家發展出的高科技監控與政治信用體系,如何深入日常,扭曲每一個人的肉身、心靈與記憶。(編按)

文/阿潑(媒體工作者)

「這件事猛然提醒我們一件事:我們是戴著鐐銬的猶太人,囚在一處,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無盡的義務。我們必須把情緒擺到一旁,我們必須勇敢堅強,吃苦耐勞,無怨無尤,盡力而為,相信上帝。總有一天可怕的戰爭會結束,總有一刻我們將重新為人,而不只是猶太人!」

十五歲的少女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在日記上寫下自己的經歷,即使她在隔年就死在集中營,這本日記,卻永遠被保留下來,成為直指納粹罪刑的證詞。

這段日記寫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這夜,有個騷動,屋裡的人都擔心會被蓋世太保抓走,安妮則說了句話:「拜託,給我件什麼穿吧!」而後她穿上毛衣、羊毛褲和裙子,以及,兩雙襪子。

在日記中,安妮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在身上套上這麼多衣物,我們卻從維吾爾詩人、導演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的書寫中,得到些許線索。他在《等待在夜裡被捕》中寫道:二○一七年,中共對維吾爾的鎮壓趨於激烈,伊茲格爾的朋友陸陸續續被捕,儘管許多人是在白天被帶走,但也有入夜後警察上門的案例。伊茲格爾總在女兒就寢後,準備衣服,等著敲門聲響。

「如果夜半有人來敲我家的門,我打算先換上暖和衣服和秋靴,再去開門。」他說:「雖然(友人)卡米爾是白天被抓的,但我有強烈的預感,他們會在夜裡找上我。」

安妮以少女之齡離開人世的十四年後,伊茲格爾於歐亞大陸的另一頭出生,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新疆喀什市,一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統治的維吾爾文化區。他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整整二十年後,他上北京讀書,還經歷了天安門學運。換句話說,伊茲格爾的前半生,見證了幾個重大的政治運動,而這些運動彷彿大時代的背景,他在回憶錄裡幾無提及;反倒是中國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後,他被烙上政治犯印記,且困鎖在自己的土地。一九九六年,準備出國深造的他,遭指控非法將機密帶出國境,被判入獄三年。儘管如此,他還是走出困境,成家立業,成為影片創作者,也擁有自己的製作公司。前景可期。然而外在環境卻有劇烈改變。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其主導的西北大開發,讓新疆人口與經濟結構逐漸被改變,也造成維吾爾族的生存壓力,族群關係亦趨緊張;隨著中共實施反恐政策,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執行監控鎮壓,乃至於有如古拉格勞改營的「再教育的維安系統」實施,人們開始產生納粹集中營的既視感。維吾爾族縱使未經歷大屠殺,但他們遭受的人權迫害與種族清洗,恐怕不比猶太人仁慈多少──他們是活在地獄裡。

上個世紀,喬治.歐威爾小說裡的去人性化世界,在這個世紀的新疆以超越想像的方式呈現。無所不在的數位監控,沒有道理的偵訊搜索,從個人資訊到生物數據,中共完全掌握維吾爾每個個體,介入他們的思想信仰語言文化,乃至存在的痕跡。伊茲格爾完整經歷了所有階段與程序,也一字一句刻進回憶錄裡。

「人要是被迫持續做這些事,用不了多久,遲早會覺得自己也成為警察,開始習慣彼此監控、互相舉報,他們會時刻提心吊膽,防著不具名的敵人,並經常感覺彼此相互為敵。」

他還詳細描述自己被採集血液、指紋、聲紋、臉部影像的過程,只覺得荒謬,但也忍不住自嘲:「現在監視攝影機從背影也認得我們了。」

美國人類學者戴倫.拜勒(Darren Byler)訪問的一名維吾爾商人,是如此形容族群的處境:維吾爾人只有一種被國家當局和協警認同的生活,就是「電腦看得到的生活」,而政府官員、公僕、協警這些監視系統的建立者或執行者,根本不認為維吾爾族真正擁有存在於系統之外的獨立身分。這個族群是以程式碼或數據方式存在,他們也要調適自己來適應系統,「維吾爾族活著是活著,但他們活著像隔世的鬼魂。」

戴倫.拜勒是新疆科技監控與維吾爾人權侵害議題研究的第一把交椅,伊茲格爾在回憶錄中也提到他。這位學者不僅是位研究者,也是這場人權侵害悲劇的見證者以及倡議者。他總是不斷向世界解釋維吾爾族的遭遇和現況,也嘗試有系統地將所見所聞書寫出來。

如同過往有人質疑安妮日記是虛構,以否定納粹罪行,至今也仍有六四事件「不曾死人」的說法。戴倫.拜勒乃至維吾爾流亡者時常也會遇到這樣的質疑:「憑什麼要我相信你們所言為真?」更不用說,北京當局一再否認,宣稱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

似乎凡是揭露不義者都會遇到同樣的挑戰,我也有類似經驗。之前,我採訪戴倫.拜勒的報導刊出後,若干中國讀者留言質疑這個訪談,進而否定監控與再教育營的存在,但相對地,也有讀者很驚訝,聲稱對國境內發生的這一切一無所知。有個在烏魯木齊成長的同事循著我的採訪讀了書,看了我的稿子,悠悠地說:「我人就在那個城市,我卻都不知道。」

我才真正明白,即使說出真相,也不容易被認可為真相,而我原本以為的「常識」其實是他人的「不知」。人與人之間比我想像得更有距離,且相互陌生。我們也曾這樣問過戴倫.拜勒:「這並不是你的經驗,你如何讓這些故事具有可信度、確實足以成為證詞?」

「這些人第一次完整說出自己的故事時,都是對我說。」戴倫.拜勒解釋,維吾爾、哈薩克的倖存者或流亡者無處可說自己的遭遇,因此當他們開始回顧,必是帶著傷痛、老淚橫流,整個身體都會告訴你這是真實的。當然,戴倫.拜勒訪談愈多,就愈能核實彼此的證詞細節。

這正是伊茲格爾回憶錄可貴的地方,他從自己的經歷出發,細緻且平靜地描述發生在他身上與周遭所有的變化,乃至於蔓延的恐懼與自己的感受。時間、地點、人物、場景、事件無一不缺,正是那麼多可以被驗證的客觀事實的存在,以及足夠豐富的細節,支撐了其真實性。

儘管伊茲格爾沒有被關進再教育營,但小至他身分證字號被刁難的經驗,就可以看到在這半世紀裡,中共治下的個人如何被管理,以及當這個管理放大成嚴密控制時,是如何讓生活成為地獄。

「我很少有辦法寫詩,即使在靜寂的時刻,詩句也不會浮現。」伊茲格爾逃到美國後,被族人的經歷跟回憶的痛楚纏繞。他原本不想談論自己的經驗,因為一再講述創傷,會讓他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而他不想被他人可憐。

然而,當家人朋友陸續被抓進再教育營,令他感到悲傷且內疚,即使入睡也不得安寧,這才發現自己雖然逃亡,但仍被族群命運束縛。原本只想寫詩的他,意識到如果自己不說,將不會有人知道他們的遭遇,為了向世人揭示中共不斷升級的人權侵害與族群暴力,他產生記錄書寫維吾爾族經歷的迫切感。

因此,若要理解當代維吾爾族的處境,我認為《等待在夜裡被捕》提供相當重要的經驗觀點。它雖是本回憶錄,但拜伊茲格爾紀錄片式的社會書寫之賜,也成為一份珍貴的史料。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之《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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