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典」的人事物，如何滲入我們的生活中？

文∕周婉窈

蔡榮芳教授這本書，是一本很特別的書，需要放到台灣百年來遭受兩度殖民的歷史脈絡中來看，它的意義才能顯現出來。

這本書的書題是：「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台灣菁英林攀龍對上黨國嫡裔曾約農」。我想，對我們的世代—受完整KMT/ROC黨國教育的世代──而言，曾約農是耳熟的名字，雖未必「能詳」，但總是聽過。至於林攀龍，蛤，他是誰？我想絕大多數人沒聽過。這就是問題所在，如同蔡教授在作者序一開始說的，我們的世代對徐志摩「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詩，以及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真的到了可以默背的程度，所以那位號稱兩岸三地的大作家才會也寫「背影」來拼場。同樣是遺書，我們世代想到的一定是林覺民的「意映卿卿如晤」，誰讀過盧鈵欽的「我が愛する妻よ」（我所愛的妻--ah）？那真的令人痛徹心肺、

感動到極點的遺書。盧醫師寫道：「人は一度死するものだ。⋯⋯僕が逃げないのは君が故、子供が故だ！馬鹿かも知れんが、愛は一切を超越する！──」（台語：人就是會死的物件。⋯⋯我所以無來逃亡，是為著你的原故，是為著囝仔的原故！無定這是愚戇的，毋過愛超越一切！──）。請想想盧醫師第二天就要被處決，這種精神高度，以及對妻子林秀媚的愛情（這部分請看原信），實在值得島嶼子孫世世代代傳頌，但沒有人讀啊。這就是台灣的「現實」，一甲子KMT/ROC黨國教育的結果。

去年（2021）是台灣文化協會創立一百周年紀念。台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舉辦「光：台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展覽（「光」展），在籌劃的過程中，黃土水失蹤近半世紀的雕刻〈甘露水〉奇蹟式重現人間，成為「光」展的亮點。〈甘露水〉是黃土水入選帝國美術院第三回美術展覽會（帝展）的雕刻作品，入選作品展示日期是1921年10月14日至11月20日，而台灣文化協會在10月17日成立，可以說是同時發生的大事情。〈甘露水〉是台灣近代藝術的瑰寶，其出現彷如「平地起高山」，令人驚歎！即使今天來看，仍然是不世出的瑰寶。我有美術家前輩朋友，看了雕像說：「今馬嘛無這款物。」（到現在也沒有這樣的東西）但〈甘露水〉在戰後的命運，就如同台灣人的命運，非常坎坷，甚至可能就化為烏有。

〈甘露水〉在日本時代為台灣總督府所收藏，陳列於台灣教育會館（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大廳，那是殖民地官方給予的最高肯定。戰後該會館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省參議會（後改為台灣省臨時省議會）會址。據悉：這座大理石裸女雕刻被外來統治當局認為有礙觀瞻，不想保存（當時似已遭人潑墨汁、汙損），因此1958年臨時省議會搬遷至台中霧峰時，〈甘露水〉不在移轉清單中，因緣際會被移到台中車站附近張鴻標醫師診所（兼住家）存放。1974年張醫師將〈甘露水〉封箱密藏於連襟林立生的霧峰工廠，兩年後張醫師過世。〈甘露水〉封箱47年後，終於在2021年重現人間，12月在「光」展，以如光的存在和國人見面。〈甘露水〉奇蹟式的再現，也是戰後台灣歷史悲運的縮影──外來統治者將島嶼的珍寶視為垃圾。

藝術珍寶都可以是垃圾，那麼，島嶼優秀的人才呢？二二八大屠殺，殺了很多台灣菁英、年輕人，以及一般民眾。從「三月做大水」（吳新榮語）到清鄉結束的5月15日，估計台灣人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至二萬之間。這段血腥歷史，75年後很多人還是選擇不要瞭解，甚至認為沒發生過，或只死幾百人。我們在這裡無法細述大屠殺本身，每個死亡都牽動死者的父母兄弟姊妹親朋，以及妻子兒女（如果已成家），這些人還必須存活下去，他們往往活得非常辛苦。我是嘉義人，嘉義在1947年3月18、23、25日，在火車站前公開處決三批人，最後是：潘木枝、陳澄波、盧鈵欽、柯麟。這四位都是嘉義市參議員，他們在3月11日與一群地方領導人士到水上機場和國民黨軍方進行和平談判，結果被捕。柯麟是嘉義「慶昇戲院」的老闆，我小時候慶昇戲院還非常有名。陳澄波不用多提，盧鈵欽是牙醫師，那麼，潘木枝是誰？這是「後人」的問題，在當時嘉義市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他是「仁醫」，那是台灣社會還有仁醫的時代。作為醫師，潘木枝對病患的仁愛，講也講不完，潘木枝和盧鈵欽是好朋友，我們就引盧醫師的妻子林秀媚的話來略窺一二：「潘木枝為人非常好，非常有醫德，他一天患者約五、六十個，一半免費，對窮人他不收醫藥費；不但不收醫藥費，還拿錢給患者，告訴患者：『這五十元給你，你不要因為我沒收錢，以後就不敢來讓我看病，有病一定來找醫生哦。』做人真好，簡直可以當神來拜，做人如此仁慈的人很少。」這是為何他被處決後，士兵不准收屍，圍在四周的民眾開始點香祭拜他。那樣的人，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槍決曝屍！外來政權就是這樣對待台灣人，還管你仁醫不仁醫，還管你是名聞全台灣的大畫家？

不管是二二八罹難者或白色恐怖（白恐）受難者的家人，很多人過得很艱辛，有人甚至活不下去。我們嘉義仁醫的兒女呢？潘木枝和妻子許素霞（我們大林人）生有七子二女，二二八時最小的女兒還是嬰兒，但後來成為許素霞活下去的力量。根據我的觀察，事件發生時已經開始「感知」外在世界的少年受到的衝擊會很大。潘英仁是第四個兒子，1935年生，今年87歲。未滿11歲的他，目睹父親被處決後躺在三哥英三的懷中，而早在3月15日他的二哥英哲據說要去營救父親，結果是一具屍體被抬回來—請想像許素霞才死了一個兒子，十天後又要接受丈夫之死。潘英仁說，若不是可愛的小妹妹，他的母親早就自殺了。他的大姊英雪當時讀嘉義女中，她在作文題目「我的父親」中寫「我的父親為嘉義市民犧牲」，結果被叫到校長室訓話，回來後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從此不再去上學。在這裡，我們看到校長主動當共犯，集體欺凌罹難者家屬，這也是為何我們一定要進行轉型正義的原因之一，加害集團及其共犯都是要被譴責的，這也明白告訴我們，如果哪一天台灣再度陷入類似的境況，我們不能站到加害者那一邊，我們要同情並合力保護受害人及其家屬。

這還不是結束。許素霞擔心大女兒的安危，早早就將她嫁到埔里。在白恐初期的1952年，大兒子英章涉案被抓，英雪也被捕。當時英雪懷孕，快臨盆才被釋放，被關了六個月，英章則從1月23日關到12月23日，共十一個月。潘英章終其一生絕口不講這段過去，他死後，他已半百的兒子想要追索這段歷史，都已經沒辦法了。政治犯不願回想過去，不願吐露一言半語，其實很普遍；不要忘記：刑求是白恐的要項。大女兒很慘，潘英仁回憶說：「有一次回來聽說大姊從埔里來台北到我們住的舟山路家裡時，她突然用墨水塗滿整張臉，嚷嚷著說有人要來抓她，她要變裝逃亡。在那之後她就長年靠藥物控制病情。」為何會住到台大附近的舟山路？因為潘英章考上台大畜牧獸醫系，後來當助教，母親也想離開傷心地嘉義，所以就擠身在這個租屋處。潘英仁後來也考上台大畜牧獸醫系，成為大哥的學弟。父親過世後，他們生活很貧困，能夠考上台大，真的很不容易，後來能出國等等，其實是要靠「貴人」相助。大部分二二八和白恐受難者的兒女都很難「出人頭地」，若要有還算略微成功的人生，「天資＋貴人」，好像缺一不可。而且，在黨國時代，誰能是你的貴人？大概只能是黨國中人了，這就是歷史很反諷的地方。

潘家第三個兒子英三目睹父親被處決，去將他抱在懷裡（英三的口述紀錄，見註2），潘英仁回憶說：當時潘木枝「眼睛往上吊，下顎脫臼，我三哥先『喀』的一聲，幫父親把下巴闔上，接著在他耳邊不知說了什麼，然後三哥用右手掌輕輕從父親的額頭往下把眼皮闔上，我就一直跪在父親腳邊，目睹整個過程。」這時候英三才13歲，在那樣悲慘的時刻，就要做這麼大人的事情，這件事給他帶來非常巨大的衝擊，英仁說在那之後三哥性情大變，經常暴怒，成家後大兒子成為他暴怒的對象。真的是悲劇中的悲劇！潘英仁個性內向，不愛講話，在高中時曾兩度企圖自殺，但他當時並不知道這是父親之死帶來的心理創傷。

寫這麼多，好像很離題。其實沒有。如果你不了解二二八及其後的白恐對台灣人造成的巨大衝擊，你就很難在台灣史的歷史座標中定位這本書。作者屬於日治末期誕生於1930年代的台灣人，他們這個世代，以少年開始能「感知」的心經歷二二八，及其後的白色恐怖（至少感受到那種氛圍），他們對台灣的愛和受想行識，與後來接受完整KMT/ROC黨國教育的台灣人很不一樣，後者已經沒有二二八記憶，即使有淡薄印象，也在教育過程中完全被抹除，更可怕的是，在他們的教育中完全沒有台灣史與台灣鄉土；有些人後來努力補學，這也是台灣可以改變的動能之一。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前後誕生的台灣囝仔，比較幸運，在學校可以開始學習台灣的歷史，但分量很微薄，二二八和白恐大概就是占教科書的幾小段。即使是今天，不要說二二八的苦難，很多台灣人應該知道的人、事、物，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那麼，林攀龍是誰？如果我說，他是林獻堂的長公子，應該可以了吧？當然，如果你再問我林獻堂是誰，那真的就沒辦法了。幸好，我想現在大多數的人都知道林獻堂，只是很少人知道他為何要在1949年9月以治病為理由「流亡」日本。說「流亡」不是誇張。他在日本只能居留一年，但他決心不回台灣，後來靠在日本的台獨組織「台灣民主獨立黨」讓他掛顧問，得以用「政治庇護」的方式申請居留。一個摯愛台灣，一生最精華的歲月都奉獻給反殖民運動的全島性人物，就這樣在異國過世（1881/10/22-1956/9/8），而不久前他的二兒子過世他也不回來。如果你知道，在二二八事件中，林獻堂有多少在日本時代一起奮鬥的同志遭殺害或失蹤（等同死亡），你就可以瞭解他為何選擇自我流放於前殖民國。

回頭講林獻堂的兒子林攀龍（1901-1983）。林攀龍非常特別，他6歲入漢學書房讀書，1910年10歲到日本東京讀書，就讀東京大學（讀政治），1925年4月畢業，旋赴英國，9月進入牛津大學就讀（宗教、哲學），畢業後於1928年11月4日返台。1930年3月他又到法國、德國遊學（哲學、文學），1932年2月2日返回台灣。總共在日本十五年餘，在歐洲五年半。用現在的話來說，他的學歷超「亮麗」的。但他選擇回台灣，而且是在故鄉霧峰進行文化啟蒙與提升工作，如果用現代的概念來說，就是台灣最初的「社區營造工作」。3月19日，也就是他終於學成返台後的第二個月，他糾合族人成立「霧峰一新會」（簡稱一新會）。創這個會是林攀龍的發想，得到父親林獻堂全力支持，可以說這是林獻堂、林攀龍父子兩人共同的文化志業。他的母親楊水心也是重要的支持者和參與者。關於一新會，我個人寫過一篇論文，刊登在《台灣風物》，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

關於一新會的特色，可以簡述如下：一新會就是以家族之力辦社會，一個月平均舉辦三、四項活動，加上每週一次的例行演講，日程非常緊湊。活動項目有：婦人茶話會、老人慰安會、球競技會、兒童親愛會、辯論會、文化劇、演劇批評會、通俗演講、留學生懇親會、納涼會、活動寫真等。另外舉辦過三回運動會，參加者很多，等於全庄運動會，以及兩回的夏季講習會，各12日、11日──讓人想起台灣文化協會的夏季學校。一新會每週固定舉辦的活動有：日曜講座、一新義塾、讀書會、詩文會等。一新會創會後第一次演講聽眾就有三、四百人，其後都有百人上下，請記住：這是一個「庄規模」的活動啊，即使今天要有這麼多人來參加也非常不容易。

最值得特別提的是，每週一次的演講後來定名為「日曜講座」，林獻堂、林攀龍父子非常注重女性的公共角色，相信男女智能平等，鼓勵婦人要走入社會，不要落後於男子。這每週一次的演講會，一定是一男一女，而且女士先講。在七、八十年前很少職業女性，做這樣的安排非常不容易，這是用行動來踐行信念。日曜講座驚人的是，不只每週一次，連續舉辦到二百多回，直到一新會因局勢關係而「無疾而終」。《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不管是150回，或200回版，都令人從心底由衷佩服。

我之對林攀龍有興趣，且想進一步瞭解實在是因為霧峰一新會，也因為研究一新會，非常佩服他。林攀龍的人格特質深深吸引我，他心性淡泊，可以說「胸無大志」，但他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正面的。他喜歡光亮，不喜歡灰暗，因此不欣賞東方式的人世悲慨，在西歐文明中他則崇尚代表陽光的阿波羅（Apollonian）精神，而非悲觀耽樂的酒神（Dionysian）傳統。他相信一個人「自己的向上」，因為「生命就是自內部發生的這一件事」；他認為台灣的再建設要從地方開始，「地方的革新先把清新的氣性廣大地散布開來」、「大眾的心上就是良好的文化的苗床」。因此，「霧峰一新會的誕生決不是偶然。在真理之光和大眾的期待合而為一的地方，才產生了這個會。」他的夢想是：「要讓蕃紅花在大地的沙漠上開放。」八、九十年後，我們好像還在期待「清新之氣」（相對於電視節目整天的自我汙染），以及蕃紅花的綻放。

文化向上是一新會的核心價值，藝術則是文化的呈現。林攀龍愛好藝術，林獻堂是藝術贊助家，顏水龍能到法國留學就是靠林獻堂資助，顏水龍和林攀龍則是至交。林攀龍曾引馬修．阿諾德（MatthewArnold）的話：

　　　優秀なるものを讃美するのはそのものに次いでよい事である。

　　　（台文：呵咾優秀的物件是比彼項物件差一屑屑仔的好的代誌。）

　　　（中譯：讚美優秀的東西是僅次於那件東西的好事情。）

在藝術上，我認為支持肯定藝術的林攀龍，就是那個第二好的存在。現在還有這樣的阿舍嗎？希望有，但首先，我們要知道過去有過，不然，我們的典範在哪裡？

林攀龍的文學造詣很高，我雖然算是熟悉他的《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但也是看了蔡教授的書稿，才知道林攀龍寫了〈近代文學の主潮〉（〔歐洲〕近代文學的主要潮流），那時候他才22歲，而這篇長達29頁的論文，在蔡教授的分析下，真的是非常優秀的作品。也因為這樣，我才注意到林攀龍在1922年就加入「台灣青年社」，積極參與反殖民運動；過去我可能太注意林獻堂和林呈祿等人，而忽略了林攀龍的角色。他真的就是一位積極關心公共事務的台灣青年。

這本書可以說是林攀龍著作的一個總介紹和評析。蔡教授指出林攀龍著作的特色：「用多種語文的思維（包括他非常嫻熟的日語），論政治文筆收斂理性，論人生哲學則博引東西洋哲人之名言，論自然抒情詩文則熱情洋溢、展示自由浪漫主義思想，令人喜悅愛讀。其詩文深度，流露一位博學多聞、純粹教育哲學家的品格與智慧。」（頁327）

林攀龍，如同蔡教授在這本書中呈現的，是台灣第一等人才，是個「奇才」，但是在黨國菁英曾約農眼中，林攀龍是個「庸才」（anonentity）。這裡牽涉的不是一般對人物的不同評價，而是外來統治者如何集體矮化、「庸才化」被統治者的問題。阿，台灣就是沒有人才，即使今天受到七十餘年KMT/ROC黨國教育深層影響的在位者，都還會有這樣的看法──就算他／她是本地子弟。這和認為台灣沒有文學，台灣沒有文化，台語就是低俗，其實差不多。在黨國體制下成

功往上爬的人，基本上就是最受馴化、吸收最好的人，你怎麼可能要他／她反省讓他／她得以成功的東西？

這就連結到蔡教授在這本書指出的「深層權力結構」的問題。KMT/ROC黨國統治台灣將近半世紀（1945-1992），打造出中國／中華文化在上，台灣本土文化在下的文化位階，它已經內化到受黨國教育的台灣人的思維和內心深處，非常難打破。由於長期戒嚴，人民思想僵化，加上解嚴後所謂「寧靜革命」又以不變革體制為原則，導致台灣社會最大派是「維持現狀派」（維持現狀再決定＋永遠維持現狀），十幾年來都在六成上下。不要或害怕變動──其實世界就在急遽變動中──造成社會極度欠缺想像力。台灣人不只無法想像未來，對過去也欠缺想像。諸君可能會反問：「過去已經過去了，怎麼能想像？」恰恰要能想像過去，才能想像未來。

你能想像嗎？──如果不是曾約農將台灣第一等人才林攀龍講成「庸才」、不讓他有機會擔任東海大學校長，而是繼他之後某任／某幾任東海大學校長是林攀龍的話，那東海大學會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呢？

你能想像嗎？如果戰後台灣大學校長是杜聰明，台大文學院院長是林茂生，那又會是怎樣一個台灣大學呢？至少還能繼承台北帝國大學的精神和特色吧？你若敢這樣想像，台灣社會整體若敢這樣想像，今天的台大校長哪裡會輪到那些黨國菁英在當？阿，誰才是「anonentity」？

你能想像嗎？如同我的父母輩的想像──想像戰後台灣第一任總統是林獻堂嗎？你又能想像「台灣學術院」（AcademiaTaiwanensis）的院士有黃彰輝牧師、宋泉盛牧師嗎？這在在挑戰我們的想像力。接受這樣對過去的想像，我們才能想像一個真正屬於台灣人的國家。有了自己的國家，才會有「台灣經典」，對於可能是「台灣經典」的人、事、物，您又知道多少呢？這本書將帶領我們認識非常值得台灣人認識的林攀龍，在這同時也體認到戰後台灣「實然」──但萬萬不是「應然」──的坎坷歷程。

親愛的國人，請大膽想像國家吧，想像一個應該存在的台灣人的國家！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之《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台灣菁英林攀龍對上黨國嫡裔曾約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