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典」的人事物,如何滲入我們的生活中?

二二八紀念碑。(圖∕本報系資料庫,中央通訊社記者鄭傑文攝)
二二八紀念碑。(圖∕本報系資料庫,中央通訊社記者鄭傑文攝)

文∕周婉窈

蔡榮芳教授這本書,是一本很特別的書,需要放到台灣百年來遭受兩度殖民的脈絡中來看,它的意義才能顯現出來。

這本書的書題是:「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台灣菁英林攀龍對上黨國嫡裔曾約農」。我想,對我們的世代—受完整KMT/ROC黨國教育的世代──而言,曾約農是耳熟的名字,雖未必「能詳」,但總是聽過。至於林攀龍,蛤,他是誰?我想絕大多數人沒聽過。這就是問題所在,如同蔡教授在作者序一開始說的,我們的世代對徐志摩「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詩,以及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真的到了可以默背的程度,所以那位號稱兩岸三地的大作家才會也寫「背影」來拼場。同樣是遺書,我們世代想到的一定是林覺民的「意映卿卿如晤」,誰讀過盧鈵欽的「我が愛する妻よ」(我所愛的妻--ah)?那真的令人痛徹心肺、

感動到極點的遺書。盧醫師寫道:「人は一度死するものだ。⋯⋯僕が逃げないのは君が故、子供が故だ!馬鹿かも知れんが、愛は一切を超越する!──」(台語:人就是會死的物件。⋯⋯我所以無來逃亡,是為著你的原故,是為著囝仔的原故!無定這是愚戇的,毋過愛超越一切!──)。請想想盧醫師第二天就要被處決,這種精神高度,以及對妻子林秀媚的愛情(這部分請看原信),實在值得島嶼子孫世世代代傳頌,但沒有人讀啊。這就是台灣的「現實」,一甲子KMT/ROC黨國教育的結果。

去年(2021)是台灣文化協會創立一百周年紀念。台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舉辦「光:台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展覽(「光」展),在籌劃的過程中,黃土水失蹤近半世紀的雕刻〈甘露水〉奇蹟式重現人間,成為「光」展的亮點。〈甘露水〉是黃土水入選帝國美術院第三回美術展覽會(帝展)的雕刻作品,入選作品展示日期是1921年10月14日至11月20日,而台灣文化協會在10月17日成立,可以說是同時發生的大事情。〈甘露水〉是台灣近代藝術的瑰寶,其出現彷如「平地起高山」,令人驚歎!即使今天來看,仍然是不世出的瑰寶。我有美術家前輩朋友,看了雕像說:「今馬嘛無這款物。」(到現在也沒有這樣的東西)但〈甘露水〉在戰後的命運,就如同台灣人的命運,非常坎坷,甚至可能就化為烏有。

台灣前輩藝術家黃土水雕塑作品「甘露水」。(圖∕本報系資料庫,中央社記者蘇木春攝。) 中央通訊社

〈甘露水〉在日本時代為台灣總督府所收藏,陳列於台灣教育會館(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大廳,那是殖民地官方給予的最高肯定。戰後該會館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省參議會(後改為台灣省臨時省議會)會址。據悉:這座大理石裸女雕刻被外來統治當局認為有礙觀瞻,不想保存(當時似已遭人潑墨汁、汙損),因此1958年臨時省議會搬遷至台中霧峰時,〈甘露水〉不在移轉清單中,因緣際會被移到台中車站附近張鴻標醫師診所(兼住家)存放。1974年張醫師將〈甘露水〉封箱密藏於連襟林立生的霧峰工廠,兩年後張醫師過世。〈甘露水〉封箱47年後,終於在2021年重現人間,12月在「光」展,以如光的存在和國人見面。〈甘露水〉奇蹟式的再現,也是戰後台灣歷史悲運的縮影──外來統治者將島嶼的珍寶視為垃圾。

藝術珍寶都可以是垃圾,那麼,島嶼優秀的人才呢?二二八大屠殺,殺了很多台灣菁英、年輕人,以及一般民眾。從「三月做大水」(吳新榮語)到清鄉結束的5月15日,估計台灣人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至二萬之間。這段血腥歷史,75年後很多人還是選擇不要瞭解,甚至認為沒發生過,或只死幾百人。我們在這裡無法細述大屠殺本身,每個死亡都牽動死者的父母兄弟姊妹親朋,以及妻子兒女(如果已成家),這些人還必須存活下去,他們往往活得非常辛苦。我是嘉義人,嘉義在1947年3月18、23、25日,在火車站前公開處決三批人,最後是:潘木枝、陳澄波、盧鈵欽、柯麟。這四位都是嘉義市參議員,他們在3月11日與一群地方領導人士到水上機場和國民黨軍方進行和平談判,結果被捕。柯麟是嘉義「慶昇戲院」的老闆,我小時候慶昇戲院還非常有名。陳澄波不用多提,盧鈵欽是牙醫師,那麼,潘木枝是誰?這是「後人」的問題,在當時嘉義市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他是「仁醫」,那是台灣社會還有仁醫的時代。作為醫師,潘木枝對病患的仁愛,講也講不完,潘木枝和盧鈵欽是好朋友,我們就引盧醫師的妻子林秀媚的話來略窺一二:「潘木枝為人非常好,非常有醫德,他一天患者約五、六十個,一半免費,對窮人他不收醫藥費;不但不收醫藥費,還拿錢給患者,告訴患者:『這五十元給你,你不要因為我沒收錢,以後就不敢來讓我看病,有病一定來找醫生哦。』做人真好,簡直可以當神來拜,做人如此仁慈的人很少。」這是為何他被處決後,士兵不准收屍,圍在四周的民眾開始點香祭拜他。那樣的人,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槍決曝屍!外來政權就是這樣對待台灣人,還管你仁醫不仁醫,還管你是名聞全台灣的大畫家?

不管是二二八罹難者或白色恐怖(白恐)受難者的家人,很多人過得很艱辛,有人甚至活不下去。我們嘉義仁醫的兒女呢?潘木枝和妻子許素霞(我們大林人)生有七子二女,二二八時最小的女兒還是嬰兒,但後來成為許素霞活下去的力量。根據我的觀察,事件發生時已經開始「感知」外在世界的少年受到的衝擊會很大。潘英仁是第四個兒子,1935年生,今年87歲。未滿11歲的他,目睹父親被處決後躺在三哥英三的懷中,而早在3月15日他的二哥英哲據說要去營救父親,結果是一具屍體被抬回來—請想像許素霞才死了一個兒子,十天後又要接受丈夫之死。潘英仁說,若不是可愛的小妹妹,他的母親早就自殺了。他的大姊英雪當時讀嘉義女中,她在作文題目「我的父親」中寫「我的父親為嘉義市民犧牲」,結果被叫到校長室訓話,回來後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從此不再去上學。在這裡,我們看到校長主動當共犯,集體欺凌罹難者家屬,這也是為何我們一定要進行轉型正義的原因之一,加害集團及其共犯都是要被譴責的,這也明白告訴我們,如果哪一天台灣再度陷入類似的境況,我們不能站到加害者那一邊,我們要同情並合力保護受害人及其家屬。

這還不是結束。許素霞擔心大女兒的安危,早早就將她嫁到埔里。在白恐初期的1952年,大兒子英章涉案被抓,英雪也被捕。當時英雪懷孕,快臨盆才被釋放,被關了六個月,英章則從1月23日關到12月23日,共十一個月。潘英章終其一生絕口不講這段過去,他死後,他已半百的兒子想要追索這段歷史,都已經沒辦法了。政治犯不願回想過去,不願吐露一言半語,其實很普遍;不要忘記:刑求是白恐的要項。大女兒很慘,潘英仁回憶說:「有一次回來聽說大姊從埔里來台北到我們住的舟山路家裡時,她突然用墨水塗滿整張臉,嚷嚷著說有人要來抓她,她要變裝逃亡。在那之後她就長年靠藥物控制病情。」為何會住到台大附近的舟山路?因為潘英章考上台大畜牧獸醫系,後來當助教,母親也想離開傷心地嘉義,所以就擠身在這個租屋處。潘英仁後來也考上台大畜牧獸醫系,成為大哥的學弟。父親過世後,他們生活很貧困,能夠考上台大,真的很不容易,後來能出國等等,其實是要靠「貴人」相助。大部分二二八和白恐受難者的兒女都很難「出人頭地」,若要有還算略微成功的人生,「天資+貴人」,好像缺一不可。而且,在黨國時代,誰能是你的貴人?大概只能是黨國中人了,這就是歷史很反諷的地方。

潘家第三個兒子英三目睹父親被處決,去將他抱在懷裡(英三的口述紀錄,見註2),潘英仁回憶說:當時潘木枝「眼睛往上吊,下顎脫臼,我三哥先『喀』的一聲,幫父親把下巴闔上,接著在他耳邊不知說了什麼,然後三哥用右手掌輕輕從父親的額頭往下把眼皮闔上,我就一直跪在父親腳邊,目睹整個過程。」這時候英三才13歲,在那樣悲慘的時刻,就要做這麼大人的事情,這件事給他帶來非常巨大的衝擊,英仁說在那之後三哥性情大變,經常暴怒,成家後大兒子成為他暴怒的對象。真的是悲劇中的悲劇!潘英仁個性內向,不愛講話,在高中時曾兩度企圖自殺,但他當時並不知道這是父親之死帶來的心理創傷。

嘉義市各界前年在嘉義火車站前廣場追思二二八事件在此被槍決者,受難者潘木枝兒子潘英仁(站者,右4)重返事件現場追思父親,他說元凶銅像仍在台灣被崇拜,所以二二八無法走入歷史。(圖∕本報系資料庫,中央通訊社 記者蔡智明)

寫這麼多,好像很離題。其實沒有。如果你不了解二二八及其後的白恐對台灣人造成的巨大衝擊,你就很難在台灣史的歷史座標中定位這本書。作者屬於日治末期誕生於1930年代的台灣人,他們這個世代,以少年開始能「感知」的心經歷二二八,及其後的白色恐怖(至少感受到那種氛圍),他們對台灣的愛和受想行識,與後來接受完整KMT/ROC黨國教育的台灣人很不一樣,後者已經沒有二二八記憶,即使有淡薄印象,也在教育過程中完全被抹除,更可怕的是,在他們的教育中完全沒有台灣史與台灣鄉土;有些人後來努力補學,這也是台灣可以改變的動能之一。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前後誕生的台灣囝仔,比較幸運,在學校可以開始學習台灣的歷史,但分量很微薄,二二八和白恐大概就是占教科書的幾小段。即使是今天,不要說二二八的苦難,很多台灣人應該知道的人、事、物,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那麼,林攀龍是誰?如果我說,他是林獻堂的長公子,應該可以了吧?當然,如果你再問我林獻堂是誰,那真的就沒辦法了。幸好,我想現在大多數的人都知道林獻堂,只是很少人知道他為何要在1949年9月以治病為理由「流亡」日本。說「流亡」不是誇張。他在日本只能居留一年,但他決心不回台灣,後來靠在日本的台獨組織「台灣民主獨立黨」讓他掛顧問,得以用「政治庇護」的方式申請居留。一個摯愛台灣,一生最精華的歲月都奉獻給反殖民運動的全島性人物,就這樣在異國過世(1881/10/22-1956/9/8),而不久前他的二兒子過世他也不回來。如果你知道,在中,林獻堂有多少在日本時代一起奮鬥的同志遭殺害或失蹤(等同死亡),你就可以瞭解他為何選擇自我流放於前殖民國。

回頭講林獻堂的兒子林攀龍(1901-1983)。林攀龍非常特別,他6歲入漢學書房讀書,1910年10歲到日本東京讀書,就讀東京大學(讀政治),1925年4月畢業,旋赴英國,9月進入牛津大學就讀(宗教、哲學),畢業後於1928年11月4日返台。1930年3月他又到法國、德國遊學(哲學、文學),1932年2月2日返回台灣。總共在日本十五年餘,在歐洲五年半。用現在的話來說,他的學歷超「亮麗」的。但他選擇回台灣,而且是在故鄉霧峰進行文化啟蒙與提升工作,如果用現代的概念來說,就是台灣最初的「社區營造工作」。3月19日,也就是他終於學成返台後的第二個月,他糾合族人成立「霧峰一新會」(簡稱一新會)。創這個會是林攀龍的發想,得到父親林獻堂全力支持,可以說這是林獻堂、林攀龍父子兩人共同的文化志業。他的母親楊水心也是重要的支持者和參與者。關於一新會,我個人寫過一篇論文,刊登在《台灣風物》,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

關於一新會的特色,可以簡述如下:一新會就是以家族之力辦社會,一個月平均舉辦三、四項活動,加上每週一次的例行演講,日程非常緊湊。活動項目有:婦人茶話會、老人慰安會、球競技會、兒童親愛會、辯論會、文化劇、演劇批評會、通俗演講、留學生懇親會、納涼會、活動寫真等。另外舉辦過三回運動會,參加者很多,等於全庄運動會,以及兩回的夏季講習會,各12日、11日──讓人想起台灣文化協會的夏季學校。一新會每週固定舉辦的活動有:日曜講座、一新義塾、讀書會、詩文會等。一新會創會後第一次演講聽眾就有三、四百人,其後都有百人上下,請記住:這是一個「庄規模」的活動啊,即使今天要有這麼多人來參加也非常不容易。

最值得特別提的是,每週一次的演講後來定名為「日曜講座」,林獻堂、林攀龍父子非常注重女性的公共角色,相信男女智能平等,鼓勵婦人要走入社會,不要落後於男子。這每週一次的演講會,一定是一男一女,而且女士先講。在七、八十年前很少職業女性,做這樣的安排非常不容易,這是用行動來踐行信念。日曜講座驚人的是,不只每週一次,連續舉辦到二百多回,直到一新會因局勢關係而「無疾而終」。《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不管是150回,或200回版,都令人從心底由衷佩服。

書名:《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台灣菁英林攀龍對上黨國嫡裔曾約農》
作者:蔡榮芳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11月30日

我之對林攀龍有興趣,且想進一步瞭解實在是因為霧峰一新會,也因為研究一新會,非常佩服他。林攀龍的人格特質深深吸引我,他心性淡泊,可以說「胸無大志」,但他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正面的。他喜歡光亮,不喜歡灰暗,因此不欣賞東方式的人世悲慨,在西歐文明中他則崇尚代表陽光的阿波羅(Apollonian)精神,而非悲觀耽樂的酒神(Dionysian)傳統。他相信一個人「自己的向上」,因為「生命就是自內部發生的這一件事」;他認為台灣的再建設要從地方開始,「地方的革新先把清新的氣性廣大地散布開來」、「大眾的心上就是良好的文化的苗床」。因此,「霧峰一新會的誕生決不是偶然。在真理之光和大眾的期待合而為一的地方,才產生了這個會。」他的夢想是:「要讓蕃紅花在大地的沙漠上開放。」八、九十年後,我們好像還在期待「清新之氣」(相對於電視節目整天的自我汙染),以及蕃紅花的綻放。

文化向上是一新會的核心價值,藝術則是文化的呈現。林攀龍愛好藝術,林獻堂是藝術贊助家,顏水龍能到法國留學就是靠林獻堂資助,顏水龍和林攀龍則是至交。林攀龍曾引馬修.阿諾德(MatthewArnold)的話:

   優秀なるものを讃美するのはそのものに次いでよい事である。

   (台文:呵咾優秀的物件是比彼項物件差一屑屑仔的好的代誌。)

   (中譯:讚美優秀的東西是僅次於那件東西的好事情。)

在藝術上,我認為支持肯定藝術的林攀龍,就是那個第二好的存在。現在還有這樣的阿舍嗎?希望有,但首先,我們要知道過去有過,不然,我們的典範在哪裡?

林攀龍的文學造詣很高,我雖然算是熟悉他的《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但也是看了蔡教授的書稿,才知道林攀龍寫了〈近代文學の主潮〉(〔歐洲〕近代文學的主要潮流),那時候他才22歲,而這篇長達29頁的論文,在蔡教授的分析下,真的是非常優秀的作品。也因為這樣,我才注意到林攀龍在1922年就加入「台灣青年社」,積極參與反殖民運動;過去我可能太注意林獻堂和林呈祿等人,而忽略了林攀龍的角色。他真的就是一位積極關心公共事務的台灣青年。

這本書可以說是林攀龍著作的一個總介紹和評析。蔡教授指出林攀龍著作的特色:「用多種語文的思維(包括他非常嫻熟的日語),論政治文筆收斂理性,論人生哲學則博引東西洋哲人之名言,論自然抒情詩文則熱情洋溢、展示自由浪漫主義思想,令人喜悅愛讀。其詩文深度,流露一位博學多聞、純粹教育哲學家的品格與智慧。」(頁327)

林攀龍,如同蔡教授在這本書中呈現的,是台灣第一等人才,是個「奇才」,但是在黨國菁英曾約農眼中,林攀龍是個「庸才」(anonentity)。這裡牽涉的不是一般對人物的不同評價,而是外來統治者如何集體矮化、「庸才化」被統治者的問題。阿,台灣就是沒有人才,即使今天受到七十餘年KMT/ROC黨國教育深層影響的在位者,都還會有這樣的看法──就算他/她是本地子弟。這和認為台灣沒有文學,台灣沒有文化,台語就是低俗,其實差不多。在黨國體制下成

功往上爬的人,基本上就是最受馴化、吸收最好的人,你怎麼可能要他/她反省讓他/她得以成功的東西?

這就連結到蔡教授在這本書指出的「深層權力結構」的問題。KMT/ROC黨國統治台灣將近半世紀(1945-1992),打造出中國/中華文化在上,台灣本土文化在下的文化位階,它已經內化到受黨國教育的台灣人的思維和內心深處,非常難打破。由於長期戒嚴,人民思想僵化,加上解嚴後所謂「寧靜革命」又以不變革體制為原則,導致台灣社會最大派是「維持現狀派」(維持現狀再決定+永遠維持現狀),十幾年來都在六成上下。不要或害怕變動──其實世界就在急遽變動中──造成社會極度欠缺想像力。台灣人不只無法想像未來,對過去也欠缺想像。諸君可能會反問:「過去已經過去了,怎麼能想像?」恰恰要能想像過去,才能想像未來。

你能想像嗎?──如果不是曾約農將台灣第一等人才林攀龍講成「庸才」、不讓他有機會擔任東海大學校長,而是繼他之後某任/某幾任東海大學校長是林攀龍的話,那東海大學會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呢?

你能想像嗎?如果戰後台灣大學校長是杜聰明,台大文學院院長是林茂生,那又會是怎樣一個台灣大學呢?至少還能繼承台北帝國大學的精神和特色吧?你若敢這樣想像,台灣社會整體若敢這樣想像,今天的台大校長哪裡會輪到那些黨國菁英在當?阿,誰才是「anonentity」?

你能想像嗎?如同我的父母輩的想像──想像戰後台灣第一任總統是林獻堂嗎?你又能想像「台灣學術院」(AcademiaTaiwanensis)的院士有黃彰輝牧師、宋泉盛牧師嗎?這在在挑戰我們的想像力。接受這樣對過去的想像,我們才能想像一個真正屬於台灣人的國家。有了自己的國家,才會有「台灣經典」,對於可能是「台灣經典」的人、事、物,您又知道多少呢?這本書將帶領我們認識非常值得台灣人認識的林攀龍,在這同時也體認到戰後台灣「實然」──但萬萬不是「應然」──的坎坷歷程。

親愛的國人,請大膽想像國家吧,想像一個應該存在的台灣人的國家!

●本文摘自《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台灣菁英林攀龍對上黨國嫡裔曾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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