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會鬥得那麼狠,是因為爭的東西不值錢?看余英時與錢新祖交鋒始末。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圖/本報系資料庫,搜狐新聞提供)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圖/本報系資料庫,搜狐新聞提供)

文∕江勇振

我在一九七七年到芝加哥大學讀研究所的時候,是錢新祖到芝大任教的第二年。我在芝加哥那一年跟錢新祖和他的太太Anne來往頗多。我去他們在「海德公園」(Hyde Park)住處的次數是否頻繁,已經印象模糊了,但他們室內的擺設,我到今天還記憶猶新。他手裡握著煙斗、舉著酒杯的模樣;Anne總是笑容可掬、溫聲細語的可親,也都仍然一一印記在我的心頭。

在那一年裡,錢新祖叮囑我的話,有許多讓我終身受用。有些話是在讓我知道申請美國大學的內幕。比如說,他告訴我說我申請芝加哥大學那一年,他其實有一個他自己要支持的申請者。在看了我的申請資料以後,他決定轉而支持孔飛力(Philip Kuhn)所支持的我。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申請美國的研究所,有沒有內援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他告誡我說,不要相信才氣。他說才氣不但不足恃,而且是我們社會裡最害人的一個觀念。以芝加哥大學的學生為例,他說能進得了芝大,哪一個沒有才氣?才氣沒有努力是空的。

錢新祖叮囑我要好好學英文,不只是要勤看書、勤寫作,還要多聽、多說。不只是要學好學術上的英文,而且也要學好日常的會話。

「比如說,我們兩個人坐在這裡,你身旁的電話鈴響了。電話在你身旁,當然是你接,但你知道該怎麼說嗎?」

我搖頭說不知道。

「很簡單。『I’ll get it.』像這些日常的用語,你看肥皂劇就會學到。所以,偶爾可以看看肥皂劇。」

我在芝大的第一個學期選了錢新祖和研究唐史、後來離開學術界的Michael Dalby合開的「中國思想史」。第一次交報告的時候,我把報告交給坐得比較靠近我的Dalby,不自覺地隨口說道:「請不要介意這份像垃圾一樣的報告!」Dalby作勢要把我的報告丟進他身旁的垃圾桶,但隨即微笑地對我比了一個手勢。第二天,我去見錢新祖的時候,他很嚴肅地對我說:「即使你的報告真的是垃圾,你絕對不可以對美國教授說那句話。美國學生會說那是他所寫的最好的一篇。你要知道,因為Dalby是研究中國史的人,所以他知道那是你的文化包袱,是你在你的文化制約之下表示自謙的話;說者無心,聽者也無意,彼此行禮如儀而已。然而,脫離了其文化社會的脈絡,這種自謙的話就會失去了其文化上約定俗成的意義,而被異文化裡的人就字面上的意義來理解。你要記住:你現在是在美國!」

我跟隨著孔飛力轉學到哈佛大學以後,在美國就沒有再見過錢新祖了。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在離開台灣十一年以後第一次回去的時候。我是到他在台大系的辦公室去見他的。那天,我們說的話不多,也不深入。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因為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我們談了不久以後,他就帶我去參加一個——我想大概是《當代》雜誌一些朋友——的聚會。我很後悔在台北的時候,沒再跟他再見一次面。多年以後回想起他當時的模樣,我總覺得那篇毀滅性的書評,再加上他沒有拿到芝大終身職,給了他很大的創傷。

我在走投無路,沒有史料可用,開始嘗試寫小說以後,很快地就想到了錢新祖戲劇性的一生,包括了余英時的強詞、殘酷以及錢新祖令人扼腕的早逝。余英時存心就是要摧毀錢新祖那件往事是一直縈繞在我心頭,永遠讓我無法釋懷的。我開始在網路上找有關錢新祖的事蹟。我以Anne所寫的有關錢新祖在台北、香港、芝加哥的點滴為基礎,開始寫錢新祖初到美國的一段。

然而,網路上所能找到的有關錢新祖的生平資料畢竟有限。我要寫錢新祖,即使是以小說的方式,就必須要了解他的一生;不只他在美國留學、教書的生涯,而且還有他回到清華、台大,以及後來到香港科技大學,又復回到台灣在文化大學任教的各個面向。在欠缺文字資料的情況之下,要了解他的一生,我就必須做採訪的工作。在因為疫情而必須蝸居的情況之下,那也成為不可能。

於是,我又回到了同樣的老問題,亦即,不管是寫小說或者寫歷史,我都須要掌握足夠的資料。即使是寫小說,我也必須先了解主人翁的生平、背景、以及其生活在當中的大環境,方才能夠用自己的想像,用虛構的方式去塑造出一個栩栩如生的人物。

最後,我決定以錢新祖跟余英時在學術上的交鋒作為骨幹,揉合了傳記、回憶錄、小說、紀實文學的寫法,刻劃出錢新祖在美國成為一個明代思想史家的心路歷程:從留學到成為美國大學教授、從服膺實證主義到潛心宋明理學、從批評余英時到為其所噬、從「他鄉」易位為「家」的美國到台灣中國香港的旅行、從單戀到贏得美人歸的人生的軌跡。

歷史學家余英時。(圖/本報系資料庫,聯經出版提供)

揉合歷史與小說的寫作方式有久遠的歷史,最常見的就是歷史小說。近年來在全球最暢銷、被翻譯成四十四種語言、甚至被改編成為賣座電影的《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小說就是一個最好、也最聚訟紛紜的例子。作者丹.布朗(Dan Brown)在開場白裡信誓旦旦地宣稱:「本小說裡所有有關藝術品、建築、文件、和祕密儀式的描述也都是真確的。」然而,這本歷史懸疑小說之所以會聚訟紛紜,重點還不在於其「有關藝術品、建築、文件、和祕密儀式的描述」是否真確,而是在於它提出了一個被天主教視為異端的耶穌基督的事蹟。這本小說提出了一個另類的詮釋,說耶穌不但跟《新約聖經》裡提到的追隨他的馬利亞(Mary Magdalene)結了婚,而且還生了一個女兒。這個女兒的後裔後來成為法國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的君王。

《達文西密碼》的成功以及它所呈現的另類的基督教史,在在地說明了它不是歷史小說裡的典型,更不會是大部分歷史小說的作者的典範。對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分際,歷史小說的作者當然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一般說來,歷史小說的作者都能戒慎地拿捏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分際,不會把虛構的說成是事實。

以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底特律電動汽車公司」(The Detroit Electric)的少東為主人翁寫了一系列懸疑小說的詹森(D.E. Johnson),對歷史小說有一個相當平實的說法。詹森那一系列小說裡的主人翁威爾.安德森(Will Anderson)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他的父親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則是真有其人,是「底特律電動汽車公司」的創業老闆。詹森說得好:

「我寫歷史小說所得到的樂趣之一,是能把拼圖拼起來,亦即,能夠把屬於虛構的拼圖片跟屬於歷史的拼圖片拼湊在一起。」

然而,不管是《達文西密碼》也好,或者是詹森以「底特律電動汽車公司」的少東作為主人翁所寫的懸疑小說也好,都不是我寫《留美半生緣》的典範。《留美半生緣》誠然是一本有關錢新祖的傳記小說,但它傳記、回憶錄、紀實文學的成分要遠遠超過小說的成分。事實上,在全書十六章裡,只有兩章有關林可慧的部分是虛構的。以篇幅來說,不到全書的百分之九。換句話說,全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幅寫的都是事實,用的是傳記、回憶、紀實文學的寫法。

《留美半生緣》所刻畫的,是台灣二十世紀下半葉留美浪潮之下的兩個面向。用兩個大而化之的名詞來形容,一個是共相,另一個是殊相。這個共相是:「留美」是留學生「學留」——學習如何留在美國——的先聲及其所普遍呈現出來的心態;這個殊相則是唸中國歷史的學生在從留學與「學留」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挑戰,從高標準的英文、戀愛、找工作、到得到終身職。

這兩個台灣二十世紀下半葉留美浪潮之下的共相與殊相,本書並不是第一個刻畫的。台灣在一九六○、七○年代所流行的留學生文學對這個共相與殊相都有所著墨,特別是在於梨華的筆下。她所寫的名著《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作。

然而,從前台灣學生留美的目的,以及一九六○、七○年代所流行的留學生文學已經雙雙成為歷史。時代已經改變了。在留學生方面,以長期的趨勢來看,台灣留美學生的人數並沒有顯著地減少。然而,由於台灣本身經濟的發展、美國長期經濟的不景氣、以及移民政策的緊縮等等因素,以致於「留美」已經不再是「學留」的序曲;今天台灣學生留美的目的已經迥異於從前。隨著留學的新鮮感以及「學留」的動機消失,留學生文學也走入了歷史。

從台灣今天民主、多元、眾聲喧嘩的政治、社會、文化的現狀去回顧,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就明顯地反映出其所產生的時代的侷限性。最顯著的侷限,是當時台灣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在政治方面是空白的,不但完全沒有對台灣政治情況的描述,對在美國的留學生以至於華人社區的政治生態也完全沒有著墨。一九七○年代以後,在美國留學生以及華人社區裡所風起雲湧的「釣魚台運動」、統一派、台獨運動,更不可能是當時的留學生文學所可能去觸及的題材。

如果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在政治上空白,作者們在文化、社會上對台灣是沒有認同感的。成名的留學生文學作家裡,很多都是跟隨著父母流亡到台灣,在台灣受教育長大的。他們是無根的一代;他們的根在有家歸不得的中國。他們毫不諱言台灣不是他們的家。只是,在人人爭先恐後地「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以後,驀然回首,他們卻發現美國再好,畢竟不是他們能安於斯土的「家」。雖然留學生文學裡的主人翁都已經從「留學」過渡到「學留」了,但不管是因為他們在美國就是有紮不了根的感覺,還是因為種族歧視,或者是因為其它的問題,他們總是處處要透露出美國不是他們的家的心境。從某個角度來說,在回到他們的根所在的中國以前,所有他們所到之處都會只是暫時的漂泊。

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第三個主要的侷限,不但在於大都聚焦在留學生身上,而且留學部分的著墨,要遠多於畢業留在美國以後的部分。而且,即使留學生文學描繪了「學留」以後的留學生,其所呈現的仍然是學成以後的留學生及其所屬的朋友圈,而不是已經成為亞裔美國人的事實,更不是他們在美國社會裡生活的諸多面向。這適足以變相地助長了留學生是美國社會裡永遠的邊緣人、或永遠的「外國人」的形象及其感受。

書名:《留美半生緣:余英時、錢新祖交鋒始末》
作者:江勇振
出版社:暖暖書屋文化
出版日期:2023/01/06

這個永遠的「外國人」的形象及其感受的反面,就是永遠活在自己的種族中心主義裡,以致於錯把美國當中國。有一個最可笑又最足以讓人深省的真實的笑話。有一年,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年會上,有一群人在進了電梯以後,發現整個電梯裡就只有一個白人,其他都是亞洲人。其中一個人脫口說出:「哇!全都是中國人,就一個外國人!」那個白人碰巧是研究中國的,會說中文。他很機智地回說:「不!全都是外國人,只有一個本國人。」說得大家捧腹大笑。只是,在大笑之餘,不知道有幾個人會去反省這種種族中心主義的陰暗(insidious)面。

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深深地意識到我自己是這個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歷史的一部分,從讀者的身分過渡到自己也成為留學生,然後又復成為「學留」的一份子。作為一個學歷史的人,我在回顧、省思當年台灣的留學生文學的同時,除了立意要突破其侷限並填補其空白以外,更有心要為那個時代留下見證。

●本文摘自出版之《留美半生緣:余英時、錢新祖交鋒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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