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本質不是經濟或技術，而是意識形態和政治

文／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借用已故作家費雪（Mark Fisher）的用語，「資本現實主義」（capitalist realism）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人們腦海中可能經常浮現「世界的終結」（極端氣候、資源耗竭、戰爭威脅、全球疫情），但少有人會設想「資本主義的終結」。對許多人而言，資本主義是人性之必然、大勢之所趨，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沒有現實感的人，才會思考「後資本主義」、「非資本主義」等社會、經濟與政治組織形式的可能性，或嚴肅檢討過去各種「社會主義」實踐的得失。

皮凱提（Thomas Piketty）近年來一系列著作，已為他確立世界頂尖經濟學者的地位；他與各地的研究團隊建立的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Inequality Database）也已成為重要的公共財，成為許多公共討論與政策制訂的參照點。但《資本與意識形態》這部鉅著的意義，不只是他進一步分析了「不平等制度」（他將其界定為「一整套論述與一系列體制安排，用來合理化與結構化存在於社會的經濟性、社會性與政治性不平等」）的歷史演變過程，更在於他試圖提出的論點：「不平等的本質不是經濟或技術，而是意識形態和政治」。換言之，他強調的是「思想範疇（亦即政治意識形態範疇）的真正自主性」。因此，本書許多篇幅讀來像是政治與經濟思想史，因為對他而言，這些思想都扮演了關鍵角色，見證了「不同時期社會用來合理化不平等的解釋」。

由此觀之，本書的寫作恰恰是為了挑戰「資本現實主義」。既然思想與政治有自主性，也就意謂「存在著許多不同方式，可以用來建構經濟、社會及政治體系，定義所有權關係，組織財稅制度和教育制度，處理公債或私債的問題，調整不同人類社群之間的關係」，並藉此開闢「超越資本主義的道路」。

本書在理論觀點上當然有許多可商榷之處。比如說，熟悉馬克思主義的讀者很可能對他的方法論與認識論感到不滿，認為本書（和先前的著作一樣）未能對「資本」本身（甚至包括「資本主義」）進行充分的理論化，也可能認為他為「思想範疇」賦予了過多的自主性，未能清楚勾勒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與運作機制。但無論如何，本書清楚指出兩件事。其一，「資本主義」不是不能挑戰的，我們應該透過細緻的歷史耙梳與比較研究，「構想各式各樣的新型運作體系與合作方式」；其二，「社會主義」除了「國家權力曖昧不明而又畸形膨脹」的黨國式社會主義之外，還有許多可能性，例如本書便主張權力分散化、民主化、跨國連結的「參與式社會主義」。類似的倡議，近年來所在多有。已引入中文世界的包括如萊特（Erik Olin Wright）的「真實烏托邦」、沃夫（Richard Wolf）的「勞工自主企業」、施韋卡特（David Schweickart）的「經濟民主」、凱莉（Marjorie Kelly）與霍華德（Ted Howard）的「民主式經濟」等；尚未譯為中文但極具價值的則有沙洛姆（Stephen Shalom）的「參與式政制」（Parpolity）、艾爾伯特（Michael Albert）與何內爾（Robin Hahnel）的「參與式經濟」（Parecon）等。

不少論者也正在深入挖掘這類倡議背後的政治哲學意涵，將其扣連至新共和主義、社會共和主義、委員會民主（council democracy）、自我管理式社會主義（self-governing socialism）等政治與思想傳統。

本書與這些倡議的共通點， 在於都從某種「社會培力」（social empowerment）的角度來理解「社會主義」，而不是繼續將其界定為「由國家掌控生產體系與分配工具」的政治經濟體制。借用萊特在《真實烏托邦》中的說法，「社會主義」的真實意涵是一系列「強化社會培力，使社會能控制國家與經濟的過程」；換言之，「在對經濟資源和經濟活動的所有制、使用與控制上，社會培力的程度愈高，就可以認定一個經濟體愈接近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評估本書的幾項基本倡議。比如說，強化企業內部的權力分享（本書一再提及德語系和北歐國家的「勞資共治」制度）是為了確保資本受到社會多數成員（而非大股東或董事會的少數成員）的控制，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可視為「社會培力」。但除了勞資共治外，似乎也應思考：在一個「社會主義」的體制中，是否應該積極提升各種合作經濟的規模及比例，並促進合作事業彼此的橫向合作。唯有如此，才有機會逐漸使資本主義之下以「追求利潤與增長」為目標的競爭性積累，逐步轉移為以「滿足基本需求與促進社會連帶」為核心的經濟體制，也才能貨真價實地將經濟置於社會的控制之下。

持平而論，本書擘畫的「參與式社會主義」的要素固然豐富，但仍至少有兩種反思的方向。首先，本書並沒有像萊特一樣，將各種不同的挑戰資本主義的方式加以分類，並評估其各自的效應及限制。舉例來說，萊特區分出五種反資本主義的策略邏輯（打碎、拆解、馴服、抵抗、逃離），並思考如何將不同的邏輯結合，以達到弱化資本主義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萊特還討論了集體行動的問題：哪些行動者有潛力或機會促成這些變革？工人階級（以及其政治及經濟組織，包括政黨與工會）仍然是最重要的集體行動者嗎？比較可惜的是本書在這方面的討論明顯不足。

其次，本書對生態問題的著墨相當有限。但面臨迫在眉睫的生態危機，我們必須更加重視「棄成長」（degrowth）的思潮。2019年，來自153國、超過一萬一千名科學家共同呼籲各國政府「從追逐GDP成長和財富，轉移到維持生態系統和增進人民福祉」；2020年5月，希克爾（Jason Hickel）、蒙貝特（George Monbiot）、史坦伯格（Julia Steinberger）等一千餘名各國人士亦發表公開信〈棄成長：經濟新根源〉（Degrowth: New Roots for the Economy），提出五大訴求：（1）將生活（生命）置於經濟體系的核心；（2）徹底重估要多少工作、什麼樣的工作，才能讓所有人過好的生活；（3）社會的運作原則應該是提供基本的產品與服務；（4）使社會更加民主化；（5）讓政治與經濟體系建立在團結原則之上。我認為，任何嚴肅的「社會主義」方案，未來都必須積極與這類「棄成長」的思潮對話，將人類的社會經濟組織模式置放在整個生態系統當中來思考，才有機會澈底擺脫追求經濟成長的盲目力量，也才能追求可長可久的自治與民主。

儘管本書在闡述「參與式社會主義」時有某些侷限，但也有顯而易見的長處，就是能夠將其制度倡議（如勞資共治、累進稅制、累進碳稅、公平教育、「民主平等券」、跨國正義）與既有的制度架構及長期的制度演變連結起來。這種誠懇的做法將有助於公共討論與溝通。就像作者所堅持的，我們只能透過「參與」和「審議」來逐步逼近公平正義，而這必然是漫長而艱辛的路程。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讀書共和國之《資本與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