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緬懷摯友的自我探尋之旅──讀《換取的孩子》

緬懷摯友的自我探尋之旅──讀《換取的孩子》

異於川端康成的曖昧日本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大江健三郎剛寫完了《燃燒的綠樹》，演講中提到另外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詩人葉慈，因為這個書名就來自葉慈的詩句。不過分量更重的意義在於葉慈得獎時愛爾蘭國會頒給的頌詞，裡面說：「這個世界原來對於愛爾蘭的認識將因為你的得獎而有所改變，世界將透過葉慈的人與詩重新考慮他們對於愛爾蘭的印象。」

　　前後連結之下，大江的意思很明顯：過去人們藉由川端康成認識日本，以為日本就是那樣的傳統之美，但從此之後，世界將透過大江健三郎的小說，重新調整對於日本的印象。真實的日本，大江健三郎所呈現的日本，和川端康成所刻畫的很不一樣，日本當然不是只有那些傳統文人、禪宗哲理，另外日本也不是只有Sony、Honda、Toshiba等品牌。

　　藉由大江健三郎得獎，世界會看到另一種日本，那就是「曖昧的日本」。能夠代表日本的，不會是坐在寺廟裡終夜看月亮的禪宗和尚，從對天空與月亮的冥思得到各種領悟。日本是一個有著黑暗心靈，經歷了黑暗命運試煉的國度。那是一個不斷自我矛盾、衝突、掙扎的日本，包括了戰爭、發動戰爭的邪惡，也包括了戰後一整個世代的反省檢討。

　　故意對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引用的都是西方的詩人。在葉慈之後，他引用了奧登（W. H. Auden）的詩來探索什麼是小說家、為什麼需要小說家、小說家的身分與責任為何？

　　一個人必須「suffered dearly all the wrongs of men」，必須真切地經歷了人間的所有錯誤與過失，才能成為一位小說家。因為你有責任要替這個世界準備災禍降臨的時刻來臨。這是身為小說家的意義。

　　當發生了廣島核爆、當家中生下了一個腦性麻痺的小孩、當人們需要理解無法理解的災難從中取得安慰時，他們可以到哪裡去尋找協助、得到力量？小說家為了提供協助與力量，所以需要經歷所有的錯誤過失折磨，否則就無法寫出具備對這個世界產生慰藉力量的作品。

　　再下來，他引用了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所說的「小說家的習慣」。每一種行業、每一種技藝都會將人帶入一種日常習慣中，給人一種不一樣的內在深層心理結構。因為太習慣了，所以一般不會察覺其存在，但當遭遇非常災厄，尤其是無法解釋的災厄時，習慣凸顯出來，成為你賴以應付災厄的僅有資源。

　　小說家有其特權、優勢，他每一天不斷在想像世間發生的事，不斷詮釋人與人互動的細節。寫久了，十年、二十年過去了，必然在你心中根植下和一個老師、一個政治人物或一個卡車司機很不一樣的內在心理力量。遇到不預期災厄時，小說家是相對能夠動員最多精神資產來應對的人。

　　應該是故意對抗川端康成當年引用長串的日本傳統文人、作家名單吧？大江健三郎列出了歐威爾、凱薩琳．雷恩、米蘭．昆德拉、克里斯多夫．尼羅普、巴赫金，都不是日本人。他提到的日本人，除了自己的兒子大江光之外，只有渡邊一夫。

伊丹十三之死

　　台灣繁體版的《換取的孩子》成於資深翻譯家劉慕沙之手。劉慕沙日治時期受日本教育，後來累積了豐富的翻譯經驗，然而大江健三郎大量運用外來語，甚至套襲法語或英語文法的風格，有些地方超出了她擅長應對的範圍。

　　像是用上外來語Changeling形成的書名，譯做「換取的孩子」實在有點彆扭。更直接、更平實易懂的中文是「被掉包的孩子」。那是來自歐洲黑森林的典故，但一點也不神祕，很容易理解。幾乎任何養過小孩的父母都了解這種感覺：我的兒子、女兒原本很乖很好帶啊，怎麼突然之間變得那麼皮、那麼叛逆，簡直不敢相信還是同一個小孩！是啊，應該是有一個從森林裡來的魔鬼把我的小孩掉包了吧？

　　至於刺激大江健三郎寫這本書的事件，就稍微複雜一點了，牽涉到他高中時認識的好朋友，後來成為他的大舅子，他太太的哥哥伊丹十三。伊丹十三長得很帥，而且是看起來不像日本人的那種帥法，有一段時間參與了很多西方電影的拍攝，後來又擔任導演，拍出了在國際受到肯定、注目的高度風格化電影。

　　日本出過不少國際級大導演，最有名、成就最高的當然是黑澤明。黑澤明一方面很日本，拍出了淋漓盡致呈現武士道精神的《七武士》，但他同時又極度嫻熟西方電影語彙以及西方電影節奏與戲劇性，所以他的《七武士》也就能夠跨越文化界限改編成為以美國西部拓荒為背景的《豪勇七蛟龍》。他還拍了好幾部從莎士比亞劇本改編的名片如《蜘蛛巢城》、《亂》等等。

　　伊丹十三和黑澤明最不一樣的地方，也是他驚人的成就，是他靠著喜劇、而非悲劇在國際間大放異彩。我們看過很多日本綜藝節目，熟知從志村健到北野武的表現，很明白日本人搞笑的本事，但一般西方社會卻對日本的這一面很陌生。伊丹十三異軍突起，拍了照道理說一點都不好笑、絕對不該笑的題材──《葬禮》，藉著諷刺日本社會總總禮俗的僵化與算計，親族間的詭異互動，呈現了日本式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