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大戰早有端倪？「現代沙皇」普丁治下的真實俄羅斯

NPR海外特派員安娜．葛瑞兒深入俄羅斯內陸核心，探訪前蘇聯軍事工業重鎮，一窺「現代沙皇」普丁治下「沉默的大多數」！

在《普丁的國家》書中，不僅揭露了真實俄羅斯的神祕面紗，同時也記錄蘇聯解體後的餘波。當普丁將權位抓得更牢，而烏克蘭戰爭引來西方制裁與生活水準降低，本地人民心中同時混雜著不惜一戰的國族主義，以及對於國家走向的深沉矛盾。俄烏大戰期間，本書是關注國際趨勢者案頭必備的讀物。（編按）

文／安娜．葛瑞兒(Anne Garrels)

俄國實驗新聞自由的期間短暫。一九八○年代晚期，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走得比他想像的更遠。新一群記者決心揭開長久隱身於布幕後的國家面紗。但是誰要在國家停擺後給付薪水給新聞記者呢？

安．庫柏（Ann Cooper）曾任海外特派員，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教授。她為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巧妙概述俄羅斯新聞史，解釋經濟因素是怎麼迅速奪得主控權，而非新聞倫理。道德淪喪的新富階級建立媒體帝國，使調查報導染上個人恩怨。到了一九九六年，總統葉爾欽遇上強而有力的共產黨競選對手，電視新聞記者撤除一切客觀偽裝，將汙衊共黨人士的行為辯白為支持民主。

當葉爾欽把總統大位讓給普丁，媒體大亨在忠誠和服從上習得更嚴厲的新教訓。機智的嘲諷節目遭到停播，再也看不見對當局的巧妙諷刺和調查報導，普丁清楚表明他不容忍針對他或他周遭官員的批評。六家全國電視台和台內記者收歸國家管理，有一家堅持不讓步的全國電視台叫Dozhd，或稱為「雨」，報導主要持反對立場，但是在二○一四年同樣遭受束縛。在克里姆林宮的壓力下，幾乎全部的有線電視網絡撤下Dozhd，使這個頻道只能付費在網路上收看。與此同時，嗅到政治壓力的屋主將電視台總部逐出原有的住址。Dozhd 在尋找新家時困難重重。

訪談艾默生電氣俄國分公司總監安東．德魯日寧（Anton Druzhinin）時，我問他是否擔憂媒體情勢的縮減，他服務的美國公司在車里雅賓斯克雇用了一千多人。走遍世界各地，薪資優渥、懂多國語言且富有見識，他把問題拋回來給我。「有什麼問題？」他問道，提及Dozhd 和網站做為沒問題的佐證。

問題出在大多數俄國人收看電視頻道獲知新聞，而非瀏覽縮減中的網站或部落格，而這些頻道已成為陰謀論和反西方宣傳的尖刻供應來源。格列柏．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是一位政治顧問與高超的政治化妝師，曾協助普丁的首次競選，後續擔任克里姆林宮顧問多年，在最近分道揚鑣。他擔心普丁缺乏策略思考、狂熱反烏克蘭、反美，以及普遍仇外電視節目的後果。「這使得人們處於精神損傷的狀態。」他說。「他們喪失了理智思考，他們變得偏執而好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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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代地方電視台尚能稍稍獨立於克里姆林宮及其身邊富商之外，如今表現得全然順從。它們幾乎完全受到倚仗克里姆林宮的地區政府控制，或是聽從仰賴當局餽贈的工業家。所謂的獨立地方媒體遠非真正獨立；它們倚靠利潤豐厚的政府合約，依約必須播出官方發言，不能附加批判評論。商業營運的網路平台也倚靠企業廣告，罕有企業會支持反對言論而損害與政府間的關係。俄國常見的「下單」寫作使新聞染上更大汙名。新聞機構常設置一個部門，投入此種違反道德準則的行徑，構成便利的收入來源。我曾讀到一篇有趣的文章，聯繫掛上署名的記者。他很尷尬，最終承認他不清楚這篇報導是否真確，因為那是有拿酬勞的委託寫作。

車里雅賓斯克一個重要線上新聞網站的主編，只在不具名的條件下願意受訪，他說他想起服務的網站最後一次批評政府的內容。通常，他說，「我們試著避免衝突」─意指他和他的雇主不想冒犯官員和廣告主的好聽說法，後果可能得上法院或更糟。法院界定文字誹謗和毀損名譽的標準浮動，罰款具沉重打擊威力。

這位編輯在一頭熱的一九九○理想年代成為新聞記者，是這行業裡又一位如今處境尷尬的工作者。俄國憲法禁止內容審查，而他描述的是自我審查和自保的不道德網絡。我問他有沒有報導處境跟我朋友類似的人，因拒絕出席普丁支持者集會而被非法懲處，他說沒有，雖然他坦承知情許多人蒙受同樣命運。他的消息來源不願公開坦率發言。假如他們不去承擔直言的責任，他就不碰那個題目。「人們感到害怕，」他解釋，而「自我審查是最大的惡魔」。他就是一個自我審查的絕佳範例。

當前政府管控緊縮下，國內最受歡迎的社群網站VKontakte 突然遭受壓力。據其創辦人與前執行長保羅．杜洛夫（Pavel Durov）所說，聯邦安全局命令他交出參與基輔暴動社運分子的個人資料。杜洛夫說他拒絕照辦而被開除。他逃出俄國，聲稱VKontakte 如今全權掌控在克里姆林宮的密友和官員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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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掌控了媒體，政府仍然不滿意。假定媒體上充斥危害國家形象的負面新聞，是權力高層持續討論的議題。有些議員甚至批評綁手綁腳的國家電視頻道，埋怨它們寧可報導車禍而非新工廠開設。假如這些政治人物得逞，勢將回歸蘇聯時期，所有新聞皆幸福快樂。

文化部長弗拉基米爾．梅丁斯基（Vladimir Medinsky）正是那種人。他靠一系列暢銷的修正主義大眾歷史書籍成名，揭穿他所謂關於俄國的「骯髒迷思」，此大多由他稱之「西化人士」者所宣揚。他寫過，沒有國家像俄羅斯面臨這麼多恆長的妖魔化。他痛斥俄國的知識分子，表示：「知識精英停止用只看見過失的觀點挖掘我們共有的過去，這是很重要的事。夠多自我揭露了。我們的歷史充滿偉大的軍事開拓。這將教導我們往何處去，以及是什麼構成了我們的國家。」

鋪天蓋地的政府宣傳不只針對媒體和部落客，還包括廣義上的言論自由。安德烈．馬卡列維奇（Andrei Makarevich）是俄國最受喜愛的搖滾樂手之一，他擔任時光機樂團主唱，由於公開批評莫斯科的烏克蘭政策，他被烙印叛徒標記。儘管曾獲頒克里姆林宮的最高獎章，他的演唱會在政府威脅和施壓下突然取消。

電影和舞台劇導演弗拉基米爾．米爾卓耶夫（Vladimir Mirzoev）是少數膽敢簽署公開信的公眾人物，這封信在獨立報紙《新報》（Novaya Gazeta）刊出，抗議烏克蘭發生的戰爭，以及信中描述為俄國自我孤立與恢復極權主義的行為。米爾卓耶夫的擁護者僅限有在觀看戲劇的知識精英族群。跟搖滾樂手馬卡列維奇相比，他造成的威脅微不足道，未曾因此受到懲罰。

在公開評論中，米爾卓耶夫訴諸心理學來解釋這個國家的狹隘心胸。「我了解我們的全體人民在整個二十世紀深深受到創傷。有群人輕易就能陷入狂喜與愛國主義導致的精神變態，並且同樣容易落入抑鬱。這是一種躁鬱症，人們以完全不恰當的方式回應一般而言令人恐懼之事。他們否認戰爭正在繼續。當然可以說俄國人是電視宣傳的受害者，可是畢竟上網找別種資訊來參詳比較，依然不是那麼困難。然而他們不想做任何比較；他們無法接受自己國家、自己祖國是侵略者的想法。」

塔瑪拉．美洛娃（Tamara Mairova）可能是米爾卓耶夫想的那種人。身為自軍事工廠退休的工程師，受過高等教育，她是熱中電視節目的觀眾，每當在廚房餐桌上面臨不同觀點，她會為國家電視台辯護，固執地聲稱：「事實就是事實。」討論烏克蘭事件時，話題立刻回到她深信西方長久以來企圖破壞俄羅斯的根基。她仍記得一九九○年代，絕望地看著軍事工廠遭到管理階層掠奪，賣掉所有他們能賣掉的。她回憶：「沒人對生產任何東西感興趣，沒人在思考，每一個人都在偷。」她怪罪總統葉爾欽和他的西方顧問群。「所有那些財務操弄，倉促進行的私有化，這些想法不是來自本地，而是從你們那裡來，從西方來的，可是西方不必承擔後果。」

「可是貪汙該怪的不是俄國人嗎？」我問她。「喔，是啊，我們俄國人學得很快。」她說，發出苦澀的笑。「是啊，我們俄國人用最有創意的方式調適，但是環境是你們製造的。」

美洛娃創立一間服務石油產業的新公司而存活下來。在一九九八年的金融危機再次擊垮她以前，當時俄國拖欠國際借貸，她設法蓋了一棟大屋。建築工人裡有些工程師和科學家，是她失去了工作和生存方式的朋友。經歷過住在公社的童年時期，接著幾年搬進一處簡陋房舍，如今她擁有對抗不確定未來的堡壘。儘管坐擁廣廈，她和丈夫過著中庸生活，吃自家庭園種的菜並靠自己完成各種修繕。她有點開玩笑地假裝射擊自動武器，展示她準備好要捍衛她的俄羅斯，抵禦所有外敵。

她女兒年紀三十出頭，對國家資訊抱持一種更加懷疑的觀點，試著在她母親展現令人無所適從的款待以及對西方的憤怒時幫我說話。她在這兩方面雙雙落敗。美洛娃經常跟住在烏克蘭東部的朋友談天，而她完全信服官方說法，認為分離主義分子正拯救俄國人和俄語使用者，免於遭受烏克蘭法西斯分子和西方陰謀者的掠奪。她指出，烏克蘭政府切斷國內某些東部地區的補貼和養老金，離間原本可能立場中立的人民。

美洛娃將任何違背她觀點的「事實」貶為西方散播的謊言，不幸的是她並非完全錯誤。雖然跟俄國的粗暴宣傳相去甚遠，西方做出的烏克蘭報導仍不算公正。西方媒體將烏克蘭發生之事描繪成公眾抵抗獨裁的民主起義，然而那也能理解成違憲推翻時常作風蠻橫的政府。

西方新聞記者總在未加確認之下，重述烏克蘭政府立論薄弱且未經證實的聲明，同時在未查核下迅速駁斥俄國報導。他們對基輔支持的武裝國族主義者較不體面的行為缺乏報導，且鮮少留意烏克蘭「挺西方」政府的過失，例如欠缺如何使國家團結的視野，以及在遏止貪腐和推展經濟改革上的無能。這一切僅僅讓最低劣的俄國宣傳火上添油，且增加談成長程協議的難度。

我問記者伊黎娜．岡達瑞娃，對於向強權讓步的資訊、貪汙官員、順從政府的法庭和一場偷偷摸摸的戰爭，俄國人會忍受多久。她只搖搖頭說：「等待那麼久之後，人們想要享受當下可得的。現在每一個人都有罪，每一個人都付錢賄賂。俄國人有耐心，他們相信政府。店鋪裡香腸沒貨和再一次拿不到薪水時或許會爆發抗議。我還是不知道紅線在哪裡。」在俄國，針對接管克里米亞、普丁干預烏克蘭東部，以及他要求忠誠否則懲處的種種議題，使家人和朋友因此分立。有時情緒如此高漲，有個朋友甚至說：「你親眼目睹一位朋友可以有多好，以及一旦從朋友變成敵人後有多可怕。」直到二○一五年初，輿論天平仍然明顯落在普丁這一邊。

即使在烏克蘭事件爆發前，我注意到朋友間公開說話時愈發小心翼翼，在電話上也是如此。蘇聯老用語「這不是電話交談」重回人們嘴邊。還有我先前提過的事件，據稱有位鄰居抱怨我這個外國人住在這棟建築物裡。我被帶往警察局，詳查我的簽證。起初警察說要花一小時，然而時間不斷流逝。這時我的屋主打來，問我是不是沒關門：一位巡警發現門沒關上於是打給他，而且提出前所未有的提議，要免費幫他修鎖。這相當驚人，因為我離開時確實鎖了房門，而且我無法相信巡邏這一帶的警察碰巧走進去，「注意」到我位於無電梯公寓五樓的門有點不對勁。警察提議找一位鎖匠來免費修鎖甚至更不可置信。

隨後在當天晚上，我剛巧要參加一個英語俱樂部，在本地大學定期聚會。我提到剛剛發生的事。有人會打給警察說他們之中有個外國人嗎？「噢，不會，那不可能發生。」一位年輕女子說，她還補充，「我們全都恨警察，而且從來不會有人告發誰。」隨後，另一個年輕女子私下要我小心，說她祖母曾被鄰居告發，而且從史達林時代至今一切並未真正改變。

這群人來自一個叫「自由發言」（Speak Freely）的團體成員，在幾年前「自由發言」還是常態時取的名字。現在這詞彙意指「盡其所能說英文、談論中性議題」。聚會正式結束後，幾個成員來找我，跟其他人離得遠遠的，告訴我他們猜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認為我被蓄意騙去警察局，好讓肯定躲在我周圍某處的調查員能入侵公寓，查看我的所有物，包括我的電腦。他們推論，無能的調查員離開時找不到方法重新鎖上門，導致那通打給屋主的電話，提出要修鎖的奇怪建議。

●本文摘選自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之《普丁的國家：揭露俄羅斯真實面紗的採訪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