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眼中的法蘭西》「雨巷詩人」戴望舒所要尋找的生命印記

文／陳三井

「雨巷詩人」巴黎行

首先，讓我們探討戴望舒留法的動機。赴法留學是戴望舒早就為自己擬訂下來的一個人生計畫。據施蟄存的說法，前往法蘭西求學，去被藝術家們視為藝術之都的巴黎，去雨果（Victor Hugo）的故鄉，去更接近印象派詩人們的情感審美世界，早已經是詩人為自己制定的人生目標的一部分了。另一方面，一九二五年夏，他在震旦學院法文特別班結業之後，便有去法國留學的準備。因為憑震旦的一張文憑，可以進巴黎大學聽課。

這時，勤工儉學的大浪潮已過去，李、吳、蔡等人所發起的民初旅歐教育運動，代之而起的是里昂中法大學的時代，代表旅歐教育的發展歷經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重要過程。里昂中法大學成為國內多少莘莘學子留法的最後一個希望，家境並不寬裕的戴望舒不得不攀上這一根稻草。

戴望舒留法的目標雖然訂下，但仍然欠缺東風，也有婚約上的束縛和承諾。東風指的是經濟上的條件。他不是廣東籍，無法享受公費生的優惠。里大雖可免費提供住宿，但仍須繳納一筆膳食費。原先講好「文人三劍客」一起出國，因施家是小康之家，戴杜衡家道豐裕，若同時三人行出國，可在經濟上相互支助。如今戴望舒單槍匹馬出國，極可能在經濟上失去依靠。

其次，戴望舒看上了施蟄存的妹妹施絳年，而且屬於「一頭熱」的關係，雖然兩人在出國前訂下了婚約，但女方卻要求「結婚必須在戴望舒取得大學學歷，並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職業之後」，可見戴望舒此番出國，是在經濟毫無保證的窘境下，以及婚約上背負承諾的雙重壓力下成行的。具體而言，戴望舒雖有留學目標，但在倉促勉強成行下，卻缺乏一個具體可行的求學計畫。

戴望舒留法的第一站選在巴黎。他很忙，既要讀書，又要譯書，靠《現代》預支給他的稿費，支撐在巴黎緊張而困窮的生活。他也開始與法國文壇的重要人士接觸，如馬勒侯（André Malraux）、艾田蒲（René Etiemble）等人；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參加了法國文學家召開的抗議法西斯大會，這是法國革命文藝家協會（A.E.A.R.）組織召開的大會，旨在對「德國法西斯的恐怖」作最猛烈的反抗。

在滯留巴黎的時候，戴望舒最喜歡的兩件賞心樂事：一是看畫，二是訪書，常在索居無聊的下午或傍晚出門，把時間消磨在各畫廊和塞納河邊的舊書攤。戴望舒道出書攤的特色和搜書之樂。

戴望舒在里大

戴望舒在巴黎生活不過半年，因生活費用昂貴，便南下里昂，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正式註冊里昂中法大學，里大提供給他一年免費的住宿和伙食，條件是他必須和其他的中法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一樣，在國立里昂大學正式報名註冊，選習一張文憑。學年終了，如考試不及格，可以再念一年，第二年考試不及格，即會被中法大學開除學籍，遣送回國。

戴望舒到里昂之後，選修國立里昂大學的法國文學史，雖說這是文科比較難考的一張文憑，但他在註冊繳了學費後，從不去上課聽講，也不和法國同學一樣按期繳交作業。到學年終了，當然不能去應付考試。那他究竟在忙些什麼呢？據他的室友羅大岡的回憶：他整天在宿舍裡窗前埋頭用功，既不是寫詩，也非搞創作或寫論文，更不是給他在國內的未婚妻寫情書。他忙的有兩件事：

一是將一部《比利時短篇小說集》翻譯成中文。這是他出國前向中華書局預支了一筆稿費，書局不斷來信催他交稿。所以他急著還文債。這部譯作後來於一九三五年六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是他也把中國當代短篇或中篇小說，例如丁玲的《水》譯成法文，經過艾田蒲的加工與介紹，發表在當時的法共的文學刊物《公社》上。換言之，戴望舒在當時已著手向法國文學界，翻譯介紹中國的左翼文學。

此外，他在個性上，是一種「閒散藝術家」性格和青年政治家憤怒脾氣的矛盾結合。他在上海因為政治活動而被捕，在里昂期間也曾冒著生命風險而上街遊行示威。最不該的是，在里大住宿、國立里昂大學修習文憑的緊要關頭，他卻請假前往西班牙旅行，名義上為查閱搜集在馬德里圖書館的中國古代小說此一不急之務而去，卻又好管閒事的熱情重犯，在馬德里參加左派群眾運動。事為法國警察所悉，通知了學校。戴望舒請假逾時未歸，又參加了學校所不允許的政治活動，又因已註冊的法國文學史一課一直沒有成績，所以數罪併罰，被學校勒令退學遣返。里大同學錄上，註明戴望舒離校的時間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

戴望舒在里昂逗留的時間比巴黎長，若以＜巴黎的書攤＞一文，代表他對巴黎的懷念，那＜都德的一個故居＞一文便是他描繪里昂的代表作。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6-1897）是里昂人，他的著名小說《小東西》（Le Petit Chose）與同時代的另一位作家拉馬丁（Lamartine）的散文《里昂絲綢工人—苦難的象徵》，都是戴望舒所要尋找的生命印記。

在多少中國留學生心目中充滿詩情畫意的里昂，卻在戴望舒文中一開頭便是：

「里昂是多霧出名的，一年四季晴朗的日子少，陰霾的日子多，尤其是入冬以後，差不多就終日在黑沉沉的冷霧裡度生活；一開窗霧就往屋子裡撲，一出門霧就朝鼻子裡鑽，使人好像要窒息似的。」

這段文字與其說是戴望舒於三零年代初期在里昂生活的真實經歷。不如說是對都德《小東西》某段文字的改寫。而十九世紀中期的里昂，也就是都德小說《小東西》中的里昂印象，在同時代另一位作家拉馬丁的散文《里昂絲綢工人－苦難的象徵》一文中得到了證實。一個來自中國的詩人筆下的都德故居是這樣的：

「誰知（都德故居）竟是一條陰暗的陋巷……那是一排很俗氣的屋子，因為街道狹窄的原故，裡面暗是不用說，路是石塊鋪的，高低不平，加之里昂那種天氣，晴天也像下雨，一步一滑，走起來很吃勁。找到了那個門口，以為會柳暗花明又一村，卻仍然那麼俗氣，一扇死板板的門，虛掩著，窗子上倒加了鐵柵，黝黑的牆壁淌著淚水，像都德所說的一樣，伸出手去摸門，居然是發黏的。這就是都德的一個故居！而他們竟在這裡住了三年。」

一個不遠千里而來採訪名人故居的中國詩人，他的心情是失望、吃驚或感到挫折，或意味著。一個沉悶壓抑甚至還有些俗氣愚昧的城市，並不是千里迢迢來求學的理想所在。當然，旅人永遠不過是個過客，他所追逐的「法蘭西之夢」，可能不是霧氣沉沉的里昂，也不是古舊繁華、徐志摩筆下「肉艷的巴黎」！那麼是在何方？那個夢，或許存在於每位過客的心靈深處！

●本文摘自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之《華人眼中的法蘭西：從華工、留學生、記者到外交官，橫跨二十世紀的旅法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