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紹宇／《童年往事》：成長何其殘酷，何其迷人

長大後，總會在某個時候，又想起童年時的日子，那些平凡到甚至有些乏味的兒時日常，不但沒有隨時間過去而變得模糊，反倒更加清晰，清晰的像是可聞見家鄉空氣中的氣味，感受得到當時的潮濕或熾熱，也看見那些已不見的房屋，以及年輕的父母、輕狂的同伴，與無限青春的自己。

我不會知道那些童年時發生的種種，往後將如何影響著心境，當然也不可能意識到那時的時空背景，默默地為我種下何種因果。因為對當時的我而言，童年似沒有結局，沒有盡頭，直到青春期悄悄過去，抬頭才驚覺，童年竟已是遙遠的鄉愁。

唯有在電影裡，腦海裡的童年又鮮活了起來，但童年從不是只屬於誰的私密回憶，對那些劇變年代下成長的個體，童年不只是回憶，更是一部發展史，映照著社會、群眾，甚至國家的集體命運。1950年代的台灣便是如此，而電影《童年往事》細緻地保存了那個年代的台灣縮影，也在影像中折射出大時代下的島嶼光景。

男孩阿孝的父親來自廣東梅縣，1949那年因公調派至台灣，先是台北，而後全家搬到鳳山，如同那個年代從大陸來到島嶼的人們，台灣對他們而言不是家園，只是暫時不得已落腳的中繼站，因此從未好好看待腳下土地的他們，雙眼始終朝著海峽另一岸脈脈望去。

成長有時不是悄悄滲入，而是一腳闖進安靜的時光。阿孝小學畢業那年，父親去世，慘綠少年在學校打架闖禍、混幫派、四處鬧事；叛逆如半敞的中學制服，在體制與血氣間搖擺，試探權威底線，也在衝突中摩擦稜角。然而時間從不寬慰，不知不覺，大姊結婚、大哥離家求學，懵懵懂懂的歲月在母親罹病過世後劃下句點。如夢醒，似幻滅，隨著母逝，總說「要帶著阿孝回大陸」的祖母也相繼離開人世。阿孝在生離死別間，習得成長苦澀，揮別青蔥歲月。少年終究脫下那套曾經潔白，如今已然陳舊的制服。

倏忽間，家庭不再，故鄉不再，而那也正是一個時代的告終。

「這部電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記憶，尤其是對父親的印象。」──電影以這樣一句口白開場，熟悉的人可能聽得出來那便是導演侯孝賢的聲音，1985年的《童年往事》是侯導帶有濃厚自傳風格的作品，也是他創作前期的經典代表作。1947年出生在廣東梅縣的侯孝賢，就是片中阿孝的原型人物。電影透過廣播放送出時代群像，諸如美國總統艾森豪、蔣介石引領軍隊、陳誠副總統去世等等，勾勒當代時空背景──那是外部兩岸對峙，內部獨裁統治的非常年代，沒有誰能不受牽連，也沒有誰能置身事外。

上世代總期盼回到故土大陸，下個世代卻對那片廣袤土地沒有情感，如此斷裂的世代差異，萌生對台灣土地的認同，但那卻是好久之後我們才能看清的，對「祖籍」掛念的人們依然未醒，或不願醒，就像那個喊著要回大陸的祖母，看見的一切皆是故鄉既視感，所規畫的未來也向著故鄉而去，但卻早已沒人聽懂她在說些什麼。那不斷重複的聲音，被藏在她爬滿螞蟻的僵硬身子底下，積成一灘無人知曉的腐水。

侯孝賢在影像中回顧成長，私密但不私人，從《風櫃來的人》（1983）開始，在《戀戀風塵》（1986）作結，《童年往事》居於中段，角色宛如樞紐，記錄他從童年至大學前的記憶。儘管看似是對過往歲月的懷念與致意，電影卻沒有落入窠臼，沉浸於貴古賤今的惆悵或自溺，反倒傳遞出一種道家式的豁達生死觀，透過其英文片名＂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Die＂便可窺見──成長與死亡，看似相悖，實則互稱。每次成長都象徵著一部分過往自己的死去，那些不再重來的自我同時也帶來新生，讓成長何其殘酷，也何其迷人。

片中男孩阿孝經過三場死亡（父親、母親、祖母），從不知死亡為何物的輕狂，到明瞭自己在生死前的渺小；死亡彷彿快轉了緩慢童年，催化著一切改變，每當親人離開都換來一些成長，堆疊成嶄新的他。那張大合照中，當眾人皆穿著整齊正式，面容拘謹，唯有阿孝衣服未紮，灑脫不羈，似要穿破這個家庭、國族甚或歷史的桎梏，但那彷彿是好久之前的事了。

《童年往事》不僅是導演的記憶，也是一代台灣人的真實樣貌，電影裡訴說的情感與家庭群景更跨出島嶼，影響眾多後輩創作者──「《童年往事》如棵廟口大樹，看盡人類的生老病死。」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如此言，亦曾多次表示《童年往事》之於他的意義。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也這樣形容：「它與我過去常看的電影完全不同，感覺不像電影，像紀錄片記錄著生活。」不僅如此，此般觸動也滋養與啟蒙無數導演，如韓國導演奉俊昊與中國導演張大磊等等，都在片中望見各自輪廓。

侯導那般關照生命、由小見大的風格在電影中昭然若揭，讓這部書寫離散的家族史，昇華至一條人人皆能共感的歸鄉路。路途中，我們背負著行囊，行囊裡裝著思念的重量。赤腳穿越波瀾，走過泥淖，而那條路似乎總飄蕩著芭樂的滋味，在被日光曬過頭的南國土壤上，記憶裊裊升起，歲月也晃晃悠悠地重演。

那都是未曾老去的童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