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亞妮／一種分散的中心論

Ursula K. Le Guin、David Naimon／著，韓絜光／譯《勒瑰恩談寫作 》（遠足文化出版）

《勒瑰恩談寫作》這本書來自勒瑰恩晚年與作家、編輯大衛．奈蒙（David Naimon）的長篇對談，藉由大衛主持的文學訪談節目《書封之間》（Between the Covers），兩人的談話從小說、詩、散文一路走到文法、時態、敘事視角、科幻 與奇幻 ，也談女性作家、經典如何形成，甚至是人類之外的世界；似談寫作，更是談構成寫作的宇宙。勒瑰恩名篇無數，寫過《地海》系列、《黑暗的左手》、《一無所有》等作品，到了晚年，她卻依然很少把她名作家的成就，同等於一個能掌握答案的位置。

她談寫作，從細微之處始，勒瑰恩在年輕寫詩時發現：「我會聽見我寫的文字。」對她來說，寫作發生在身體裡，句子自有節奏、聲響與呼吸。這使得她談及文法時，關心的也不限於正確與錯誤，因為在她看來，誰都不能決定某一種語法才算正確。她談舊時的文學作品裡，「他們」（they）這個字，曾經可以作為一種單數代名詞，十八世紀後，卻被視為嚴重錯誤，勒瑰恩不以為然：「若不重新建構英語，我們就無法重新建構這個社會。」

一句話裡的代名詞，能牽連著階級、性別以及一個時代如何理解人，連時態都有自己的世界觀。勒瑰恩注意到當代小說愈來愈習慣現在式，彷彿網路帶來的即時感也進入小說：「現在、現在，每一步都是現在。沒有過去，沒有未來。」當敘事只能緊貼眼前，回望、假設與未來的空間也可能跟著變窄。她對寫作課時經常被討論的問題──「故事裡衝突在哪裡？」──同樣保持警覺。把人生理解成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在她看來是一種狹窄的世界觀，衝突只是人生的一環，故事可以述說的事，遠比衝突廣大。

勒瑰恩回憶她開設寫作班之景，她曾要求學生寫一整頁敘事，完全不能使用形容詞與副詞，連「只有」、「然後」這類容易忽略的副詞也不能留下。當寫作者只能專心面對名詞與動詞，文字卻變得有力，通常能產生一篇異常簡潔的好散文，對這種要求，她很愉快地補上反應：「大家討厭死了！」更折磨人的練習還在後面，難上加難的是她也會要求學生們：拿出一篇已經寫好的文章，裁減成一半，用一半的字數述說相同的內容。

這大概是勒瑰恩談技術層次，最迷人的地方。限制也能成為重新感覺語言的方法，當形容詞重新解開禁制，作者才能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留下它。

我尤其喜歡她對「類型」的看法，勒瑰恩自己寫了一生的奇幻與科幻，也非常清楚虛構世界如何取得自己的真實。多數孩子已經知道獨角獸不存在，「但他們也知道，只要寫得好，描寫獨角獸的書就是真實的書」。龍、巫師與另一個世界有自己的秩序，也替人保存另一種理解現實的能力。她甚至說：「否認龍存在的人，往往也會從內心被龍吞噬。」

今日的寫作者容易看見某種正在流行的題材、類型，便決定進入其中，勒瑰恩認為，這不是一個她習慣的路徑，只有靠近真心喜愛的事物時，作者才會在創作中碰見魔幻時刻：「原來必須這樣寫！」接著理解：「這是只靠自己想不到的，這是體裁本身交付給你的。」這句話放到今日，尤有滋味。

往文學更深處走，又在書中遇見勒瑰恩長久追問的另一件事，在〈消失的祖母們〉裡她寫：「男人寫的小說受討論時，很少述及作者的性別。女人寫的小說受討論時，總會頻頻述及她的性別。男性是常態。女性是例外。」像是智利詩人密絲特拉兒作為女性，與另一位男性智利詩人聶魯達，相同國籍，同樣拿下諾獎，相較於聶魯達，密絲特拉兒得到的注意極為有限，影響力甚至隨著時間褪遠。

這些看似分立的文學題目，如環形廣場般，將重心分散，畢竟誰能成為經典，誰在幾十年後逐漸失去名字，都與人們觀看文學的方法有關。勒瑰恩便由此處，再把這樣的環形思維推向人類以外，她寫動植物、礦石與器物，也談科學如何一次次將人類「移出萬物的中心」：「我們與周圍時時刻刻都在發生的這些奇妙變化過程，其實是一體的。我們每個人都是。」

《勒瑰恩談寫作》的尺度一直在移動，從一位作家該怎麼寫作，逐漸成為一種對閱讀、觀看的見證和熱情，與道家式的宇宙論。寫字一生，她仍坦然面對所有未知，到了最後，所成也如所言──寫作改變的，或許包括那個原先以為自己知道該怎麼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