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錦／顧毓琇，學術成就橫跨六個領域的奇才（上）

文／張作錦

中國人深受儒家傳統的影響，尊重學有專精的讀書人，稱他們為文學家、哲學家、天文學家或物理學家……總之，一個人如果能成為一個「家」，那就很不容易了。但是，對顧毓琇來說，那太不夠了，他一個人有六個「家」：橫跨科學、教育、詩歌、戲劇、音樂和佛學六個領域。而且在每一個領域裡，都成「一家之言」，受到同行的讚譽。

顧毓琇是第一位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的中國人。二十三歲發明計算機通解方程，二十六歲發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科學研究成果，五十歲鑽研自動控制理論，獲得了電機和電子領域的諾貝爾獎──蘭姆金質獎章。愛因斯坦、泰戈爾、羅斯福、邱吉爾都是他的好友。克林頓、卡特曾給他祝壽。他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航空研究所，創辦了中央音樂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他創作了中國第一部四幕話劇《岳飛》，極大的鼓舞了全民抗日的鬥志。

他一生寫過七千多首詩，是中國歷史上迄今僅次於陸游的最多產詩人。他是第一個把交響樂引進到中國的人，他制定了中國古典音樂的黃鐘標準音。他的巨著《禪史》更是成為佛學必讀書。

他擔任校長時期的中央大學，一度成為亞洲最好的大學。他也擔任過政治大學校長。他培養出錢學森、錢偉長、吳健雄等著名弟子。他的學生有一百多人成為兩岸的院士。

顧毓琇，1902年出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世家，父親早亡，在母親的悉心培養下，他家五個孩子都成為博士。顧毓琇更是天資聰穎，十三歲就考入清華學堂，同班同學有梁思成、梁實秋、聞一多、孫立人。

畢業之後，顧毓琇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僅用三年的時間就獲得學士、碩士、博士文憑，成為受人注目的天才青年科學家，不到二十五歲就成為現代電機分析的奠基人。顧毓琇一畢業就被美國通用電器高薪聘為工程師，不過他只待了五個月就毅然辭職，回到風雨飄搖的祖國，出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與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和法學院院長陳岱孫，並稱為「清華四大院長」。

他認為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必須實行科學救國，於是他創辦了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時，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航空研究所，錢學森就是被他錄取的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員。

都說理工男不懂浪漫，但這位理工界的「扛霸子」，竟然還是中國交響音樂之父。他是第一個把崑曲的工尺譜，翻譯成五線譜的人。他還出版了多部古典音樂著作，被視為中國古典音樂泰斗。他一生創作詩詞歌賦近八千首，出版詩歌詞曲集更是多達三十四部，被世界詩人大會授予「國際桂冠詩人」稱號。

他非常寵愛妻子，他的每本書封面都由妻子王婉婧題寫書名，他在每本書的扉頁上都寫著「獻給我的摯愛」。他與夫人從1929年到2002年，整整相知相守七十三年。真正是「一生一世一雙人」。

1902年12月24日，顧毓琇生於江蘇無錫虹橋灣的一個名門望族之家。祖父顧維楨經營藥房，也是一位書法家，祖母是宋朝詞人秦觀的後裔。

顧毓琇的父親顧賡明畢業於保定法政學堂，曾在山東省財政廳任職，後全家遷回原籍。父親將子女全部送入新式學堂求學，但於三十五歲時，因感染猩紅熱去世。母親王鏡蘇培養五個兒子都獲得博士學位：顧毓琦（德國漢堡大學博士）、顧毓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顧毓瑔（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顧毓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工程博士）、顧毓瑞（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其中，顧毓琇成就最大，在無錫有「一門五博士、毓琇稱翹楚」之說。

1915年，十三歲的顧毓琇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1923年畢業。他與梁啓超的兒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學，因而常常到梁家用餐，並聆聽梁啓超的教誨，他赴美留學時，梁啓超曾親筆書寫對聯送給他。顧毓琇與梁實秋在清華學校上學時既是同班同學，還是室友，到了美國波士頓後仍然合租公寓一起住。

顧毓琇於抗日戰爭中受蔣中正委員長任命為特使，走訪全國各地。曾於湖北省臨時省政府所在地恩施，向省主席陳誠提出土地政策；後來台灣實施之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乃依據該藍圖。

1950年，顧毓琇移居美國，歷任麻省理工學院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1959年獲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三屆（數理科學組）院士。

1973年八月，顧毓琇夫婦與女兒返回中國大陸訪問，與周恩來長談。1997年，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是他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江對美國進行國是訪問時，曾專程前往費城看望這位老師。

2002年，顧毓琇病重後與夫人王婉靖遷離費城，到奧克拉荷馬州的女兒顧慰民處居住。2002年9月9日病逝，享年一百歲。2006年四月，顧氏夫婦的骨灰被送回無錫，安葬於太湖畔湖景公墓。

綜觀顧氏一生的影響與貢獻：

教育家

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政務次長、上海市教育局長、中央大學校長及政治大學校長。

科學家

顧氏以專研「非線性自動控制」，創立顧氏變數、顧氏圖解法、顧氏定則而聞名於世界。早在1962年，他就發表了「四次方程通解法」。

詩人

顧氏乃國際桂冠詩人，發表散文小說43篇，作有約八千多首詩歌詞曲，出版詩詞歌曲集34部，包括《蕉舍詞曲五百首》、《蕉舍詩歌一千首》、《蕉舍旅遊三百詠》、《顧毓琇詩選》、《顧毓琇詞選》、《顧毓琇詞曲集》等書。

戲劇家

顧氏醉心戲劇，創作有《孤鴻》、《張約翰》、《國手》、《琵琶記》、《白娘娘》，《荊軻》、《岳飛》、《蘇武》、《項羽》、《芝蘭與茉莉》及《古城烽火》等。且創辦上海戲劇專科學校（上海戲劇學院前身），獲頒巴西人文學院金獎。

音樂家

顧氏1940創立國立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前身）擔任院長（1940-1941），並通過了以348頻率為黃鐘標準音。也擔任過國立交響樂團團長，將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之席勒〈歡樂頌〉歌詞譯成中文，並將姜白石之自度曲譜翻成五線譜。

禪學家

顧氏精研禪學，尤其禪宗史。出版有《禪宗師承記》、《日本禪宗師承記》及英文《禪史》等書。

顧氏著作甚多。有關於非線性系統（51篇）、電機（34篇）、電氣網路（9篇）、其他領域（6篇）等的科學論文，1922年至2000年出版的戲劇、小說、詩詞（留學期間6篇，教學期間25篇，退休後28篇），還有2000年出版的《顧毓琇全集》16卷。

顧毓琇一生結識了不少中外名流，各行各業都有。其中梁實秋、吳文藻、謝冰心、許地山等和顧氏於1923年八月同搭輪船到美國留學。江澤民為他在上海任教交通大學運算微積分課程時的學生。李元簇從政治大學畢業時他任校長。朱鎔基乃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的學生。他自與陳立夫於教育部共事（陳任部長，他任次長）以後，迄陳立夫去世前，兩人時相來往，包括陳立夫在美國養雞為生的不得意時期。

顧毓琇的一生非常精采，有內容，也許由他家人來講述更為詳實、親切。他的次子顧慰慶曾撰〈追憶我的父親顧毓琇〉，刊於2022年第一期的《世紀》雜誌。這篇文章不僅記錄了顧毓琇的大體生平，也能顯示當時政治、社會和教育文化的情況。現摘刊若干章節，為歷史存真：

顧慰慶〈追憶我的父親顧毓琇〉

我的父親顧毓琇，他的百年人生，見證了整個二十世紀，也見證了我們中國近代歷史。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從小就接受家族教育，秉承江東顧氏祖先顧炎武先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遺訓，熱愛國家。

我們老家在無錫城，父親是祖父的第二個兒子。祖父很重視對子女的培養，送我大伯父到上海同濟學醫，送我父親到北平考進清華學堂，送我叔叔到上海南洋公學求學。1923年，父親公費到美國留學，進了麻省理工學院，專門學習電機工程，後成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科學博士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在留學期間，他發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和用於電機分析的「顧氏變數」，當時就已經聞名國際電機界、電工界，後來他被公認為國際上的電機權威。

1932年，母校清華大學要成立工學院，但是沒有電機系。校長梅貽琦是我父親的老師，要我父親回清華創辦電機工程系，於是我父親就成為清華第一任電機工程系主任，隔了一年他又擔任了工學院院長。父親為了國防和經濟建設的需要，創辦了兩個研究所，一個是航空研究所，一個是無線電研究所。航空研究所之前先成立了航空工程組，招收的第一批學生中就包括錢學森。以後這個工程組就變成了航空研究所。

盧溝橋事變以後，祖母和母親帶了我們家四個小孩，坐火車南下逃到上海。我父親到重慶以後，我們家才從上海先到香港，然後再到了重慶，當時我才五歲。

父親到了重慶後，擔任了六年半國民政府的教育部政務次長。在這期間，他走遍了大後方的大專院校，對中等教育、普及教育他也很關注，視察了好多省分，如福建、新疆等。他還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的團長，率團訪問過印度，在印度看望過遠征軍。孫立人是我父親在清華的同班同學，我父親參觀了孫立人的新軍訓練站，然後會見了美國的將軍，包括和蔣介石鬧矛盾的史迪威。另外，父親還曾陪同時任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蘭州等地的學校考察、訪問。在抗戰時期，父親為了戰時的教育盡心盡力，客觀地講，他為我們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才。

顧毓琇不知，周恩來面告顧家三子女是共產黨員
張作錦

顧家次子顧慰慶曾回憶他們參加共產黨的經過：

抗戰勝利，回到上海後，我們幾個小孩都進了上海南洋模範中學，我去的時候是初三，大哥慰連是高一，大妹慰文是初一。我和大哥、大妹看了許多進步小說和書刊。我們都很愛國，以為抗戰勝利後我們國家會和平，會逐漸富強。但是現實卻讓我們越來越失望。出於愛國心和正義感，我們參加了學生運動，在這中間受到了共產黨的影響。開始我們是參加共產黨的周邊組織，後來我們先後加入了共產黨，但是我們三兄妹互相不知道。父母雖知道我們思想左傾，對國民黨不滿，但是沒想到我們會是共產黨員。上海臨近解放時，父母離開大陸，帶著我三弟慰華、四弟慰中、小妹慰民，經台灣、香港去了美國。我五弟慰國以後也去了美國。我和大哥、大妹三個大孩子不肯跟隨，從此父母與我們相隔了二十四年才再相見。

1973年，周恩來總理接見我父母，我跟大哥、大妹還有美國回來的小妹一起在場，周總理風趣地對我母親講：顧太太，感謝你給我們生了三個共產黨員。這時我父母才知道我們是地下黨，是共產黨員。而且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結束，周總理說我們是經過「文化大革命」考驗和鍛鍊的共產黨員，我父母才知道我們在「文革」中都吃了不少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