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鴻全／人生辨色憂患始

他們說我童幼時曾經歷的眷村環境有著特殊的顏色：大門紅、窗框黃、石綠漆、天青藍、屋瓦黑、麵粉白──那是色彩地理學家讓-菲力普‧郎科羅（Jean-Philippe Lenclos）提出，透過觀察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來檢視色彩，便能辨識地方的風景語彙；從河川或土壤的顏色、樹木與植被的色澤，到屋宇建築、日常服飾、節慶裝飾等配色，皆是自然與人文交織出的視覺語言。因此地理條件、文化形態、氣候環境與建築材料，造就了地方獨特的生活樣貌，也形成了所謂的文化色彩與心理景觀。

可是，我童幼時所見到的眷村顏色，究竟是什麼顏色呢？是趴在地上用手指彈射出去的七彩彈珠，是國慶時節插在門口的旗幟？還是在巷口雜貨店買來吃了舌頭會紅紅的辣梅或魚干？

逛書店

NT$

我真的記不得了。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顏色悄悄從我生活中離開？

記憶似乎是卡在小學時健康檢查中的色盲檢查，我無法看出圖形中的數字和線條開始，那時有的同學還有砂眼、蛔蟲、頭虱等問題，這些都被老師和同學一併看成是異常的學生，那種看待的眼光像是你們就是來自有病的家庭。從那時候開始，只要有視力檢查，我就會躲到操場的角落，蹲在單槓下的沙堆，直到檢查完畢，直到收到蓋有「全色弱」的通知單。

我是全色弱嗎？我沒有辦法分辨眼中的色彩嗎？我看到的顏色和大家一樣嗎？美術課時，我都會偷偷問同學，這個是藍色嗎？是綠色嗎？有時我會猜對，有時會換來「不是啦，你色盲哦」的訕笑；我對辨色毫無自信，對顏色無特別喜好，也開始不在意了，反映在穿著上，我好像對於明亮鮮豔的色彩有著恐懼和不安全感，深怕別人覺得那是什麼顏色你竟然敢穿在身上。

單調。暗沉。灰撲。我缺乏指認辨識顏色的能力，連帶地讓我失去描述顏色的能力，世界於是也變得扁平無趣。一直到當兵體檢，我在中壢百年歷史國小的禮堂，陽光從窗外斜射進來，照在我最感到恐懼的色盲測試圖本上，我還是看不出數字，但醫官說沒關係，你用手指出你看得出來的線條就好；離開視力檢查這一站，我看到體檢表上並沒有蓋上「全色弱」，隨著體檢隊伍緩慢的前進，陽光刺眼，我揉揉眼睛，突然有流淚的感覺。

肉眼之所以能辨識七彩繽紛的世界，是仰賴眼底視網膜的感光細胞，其中錐狀細胞負責色彩知覺，可接收光譜中紅、綠、藍色不同光能量，而色弱是因為某個感光細胞較差，因此會有紅、綠色弱或色盲的情況。但「色盲悖論」（color-blind paradox）卻給色盲另一種複雜的解釋，如果一個社會或個人宣稱自己「不看顏色」（即完全不考慮種族差異），理論上似乎是平等的；但實際上，這樣的「色盲」態度反而可能掩蓋現實中存在的歧視、不平等與結構性壓迫，使問題無法被看見，更難以解決。又或者，在哲學與語言學裡，「顏色」常被用來討論「語言如何形塑知覺」，不同文化對顏色的命名不同，我看到的天空是「綠色」，但大家都說天空是「藍色」，於是我以為綠色是藍色，這裡就產生了認知意義上悖論式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沒有」對某種顏色的命名，他是否就「看不見」那個顏色？或者，他其實能感知，但卻無法表述？

薩克斯在《色盲島》書裡描述南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的平克拉普島上（Pingelap），因為遺傳因素，島上有相當比例的人口是全色盲，他們看到的世界只有灰階。為了因應這樣的狀況，他們發展出特殊的生活方式，對光影、紋理和動態極為敏銳，在語言表達上，他們的顏色詞彙也相對簡化，顏色在日常文化中的象徵與區分作用也大幅下降。

人對色彩的情感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身處在環境中，受到長期經驗影響而被形塑，對我來說，灰暗鏽蝕的鐵窗花和門把、帶著詭魅氣味像永遠蓋不緊的水泥色水井蓋、比草還要深沉的綠色軍毯和衣物，這些伴隨著個人孤獨記憶的物件，都讓我對顏色有了私密而無法向他人轉述的意義，也都構成了一種色彩地圖，在潛意識裡標示著自己與地方的關係。

在多次逃避色盲檢查的經驗中，總有被老師警告要通知家長的時刻；有一次母親被學校通知到校，要告知我的情況，母親氣急敗壞地來到教室，指著色盲檢測圖說：「這就是5啊12、36啊，這麼簡單你怎麼都不會，你這樣我要怎麼辦，你知不知道你已經沒有爸爸了……」看著母親憤怒又傷心的樣子，我知道那是因為她為了父親遭受的無妄冤屈，四處奔走求援，無助無望之時，還要為了我在學校的事操煩，我想她當時對我一定非常失望，或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他人把我的世界塗上不同的顏色，不過也許我真的無法細緻地分辨色差，但善意到惡意間再微小的差異，我都能清楚辨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