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曉煒／情‧字

近年「有溫度的文字」這個詞蔚為流行，一時間大家似乎是配合地球暖化般，競相在字裡行間走著「情字這條路」，粲花吐論，煙蘸敷演起來。

的確，在文章評論裡傾吐所感，挹注情緒，期待受眾能像花沐春陽，木霑雨露般，全盤接收並共鳴作者的感覺，是所有作家寫手騷人墨客的夢想。這個，從「為文如行雲流水，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的蘇東坡，到融合俗語、駢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創出風靡民初的「新民叢報體」，並自謂「筆鋒常帶感情，筆端直指良心」的梁任公，千年以來都是如此。

只是，「筆鋒常帶感情」，對比較嚴肅，需要思考分析的議題，真的好嗎？

無論傳播媒體還是網路論壇，評論蓋過事實，情緒又壓倒評論的現象愈來愈嚴重。通篇嘵嘵，激情咒詛，教條式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態度灌注充盈，點點滴滴，說到high時，帽子與栽贓齊飛，扒糞共罵槐一色，這次第，怎一個爽字了得！

什麼樣的文字，才能成就好的論說？

在形塑自身思考邏輯與價值觀的啟蒙年代，我受惠於勞勃‧蕭勒士1932年出版的《如何使思想正確》這本書良多。作者並不反對「有溫度的文字」：「……如果我們用它於詩中，傳奇性的浪漫文章裡，或是一篇充滿情感的動人演說裡，那就恰得其所，可以收到難以估量的效果。」

不過對實際的問題而言，「當我們亟須作責任重大的抉擇時，那就絕對沒有它活動的餘地。今日，在政治的見解裡，普遍（幾乎可說是全世界普遍）使用了那些富有感情上意義的字句，其不得當正如在一首詩中滲入了一個化學方程式或統計的公式。當國內或國際間一切問題之解決乃基於思考的客觀科學方法，且絕對不滲入那不合時地的感情用事時，那才算是真正民主的表現。」

容我借用湯姆‧佩恩論宗教的話語，闡釋為什麼煲醞論述性的文字時，不應加上太多的感情調味劑：「真正的宗教有二個敵人：一是無神論，一是宗教狂熱。」

這話乍聽之下有點不通：無神論與宗教狂熱，不是光譜的二個極端？而且，我的行為愈純潔，信仰愈虔誠，行為愈狂熱，為什麼還會讓我變成我深愛的信仰的敵人？

因為一旦自以為「唯一正確」與「永遠正確」──這種人真的不少，那麼在他們眼中，寬容就是原宥錯誤與邪惡，就是道德的淪喪；若有任何「不夠純潔」、「不夠虔誠」、「不夠狂熱」，就會引發「天哪，世界要毀滅了吧」的恐懼；而恐懼推到極致，便是所有專制的根源。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避免言論場上鋪天蓋地的極端偏執、扭曲變造、張冠李戴，或情緒勒索的原因。特別是宣傳性很強的政治性文字──一個生物學上的困境是：人腦的思考會被「媒介」所影響──尤其是我們接受訊息、進行思考活動時的情緒和運用的語言。人類大腦在帶有強烈刺激性的訊息撩撥下，很多時候當我們自以為是在獨立思考，其實是在情緒的綁架下，反射性地進行著他人──特別是其他熟諳群眾心理學的語境製造者，他們事先設定好的「群眾反應」而照表操課、依樣畫葫蘆般的活動。

要記得：凡是讀了會心跳加速、眼眶泛紅、腸胃絞痛、猛起雞皮疙瘩或是瞬間覺得我種我人我國我島無比偉大的文字──特別是嵌有「正義」、「傳統」、「愛國」、「普世價值」、「台灣不能輸」之類的標題或內容，都不適合用來思考。

談到感情豐沛的文字，古往今來莫如「情書」這類文體。結合了政治的情書，讀來更是山陵水竭，驚心動魄。

像俄國史上的首屈一指的風流人物凱薩琳大帝，籠絡手下第一大將兼情人波將金時簡直肉麻無比：「我嬌美的心上人」、「我親愛的大姐」、「我可愛的玩偶」、「我心愛的寶貝」等等；跟動物有關的像是「我的灰狼」、「我的老虎」、「我的金公雞」、「我的小鸚鵡」、「我的叢林之獅」（我個人最喜歡的是：「我的大理石美男子」！） 以下這一段情書堪稱甜言蜜語的經典：

「我已向我的全身，甚至最短小的頭髮下達了正式命令，要它們不要向你表示情愛；我把愛情關在我心裡，上了十道鎖，它在裡面感到窒息難熬。」

另外，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名句知名的汪精衛，也曾是熱血男兒，曾計畫以炸彈行刺清朝末年的攝政王載灃，日期定在1910年3月31日。北上行動前，汪曾嚙指出血致書胡漢民自誓：「我今如薪，兄當為釜」──這是汪在他的舊文〈論革命道德〉中的說法：「革命之人只有二途，或為薪或為釜。薪投入火，光熊然，俄頃灰燼，而釜盡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飯以供眾生之飽則一。」他自稱「素鮮恆德」，擔任不了「釜」的重任，是以願為「薪」。

為這整樁恐怖暗殺染上一抹粉紅的，是在行動前夕，汪主動向戀人也是同志的陳璧君告白，願意正式確定夫妻名分：「明日黎明，君我便成功成仁，能在此消息報告君母時，以我兩人已訂有婚約以慰老母？」於是他們兩人正式私訂婚約，先作了名義上的夫妻。

但我們都知道：凱薩琳的情人沒有一百也有八十；而汪陳這對熱情澎湃，許身家國的革命模範佳偶，後來也以「曲線救國」名臭千古。

只看有感情的文字就斷定感情的貞否、事功的良窳，政策的好壞，或人物的賢不肖，這法子是靠不住的呵。

而「筆鋒帶著感情」，竟然曾是台灣與新加坡，這二個島國政壇交往的佳話哩。曾幾何時「超越新加坡」成了我島的顯學，無論哪個政治人物，都用這個也是華人為主的城市國家為比較的基準與標竿。一般人也都認為：台、新二國的緊密連結關係，是在蔣經國與李光耀二位強人政治家手中奠定的──從1973年他首訪台灣，直到1988年蔣經國去世為止，李幾乎每年都訪台一到二次，兩國領導人往來非常密切，還曾多次共遊故宮、陽明山、日月潭等景點。

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李光耀含淚宣布獨立，而國防安全是他心中最大的隱憂。李曾向美國、澳洲、印度、泰國、以色列與南韓等國試探建立長期軍事合作的可能性，都不得要領。英國更落井下石：宣布將於1971年底之前自新加坡完全撤軍。一旦失去英國協防的保障，新加坡的民心勢將受到巨大的打擊。

此時台灣伸出了援手，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親自審核擬定協助新加坡建軍方案，以及代訓部隊等議題，成為日後「星光計畫」的濫觴。蔣中正還傳話給兒子：「新加坡要什麼，做得到的給什麼。」

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記述了這二位「政治閨密」往來情的細節。蔣經國與李光耀能無需翻譯交談，李還稱彼此談得來，在於雙方反共的立場一致：中共乃兩蔣父子之敵，而馬共則是李的仇敵，「我們可說是同仇敵愾。」

書中還引述錢復及馬英九的追憶。一次錢銜命轉告：蔣因住院，無法親赴機場迎接的消息，向來面容嚴肅的李光耀聽聞此段話之後，突然出現難以置信的感動表情，對錢復表示：「我是真正對蔣總統的周到和友誼深受感動，請你務必轉達我衷心的祝福和謝意。」當時擔任蔣經國英文祕書的馬英九也憶及，每當代蔣草擬致李信函時，他奉命必須「筆鋒常帶情感，要有 personal touch（個人感受）」，以突顯兩人深厚友誼，數年後馬發現李光耀在與蔣經國通信時，對部屬也有相同的交代。

但透過新近公開的蔣經國私人日記，在二人深厚友誼的外表下，蔣一直都以冷靜與務實的態度對待與李的關係，對於李所領導的新加坡並無不切實際的幻想。1959年夏天當李帶領「人民行動黨」投入新加坡自治邦首次大選時，兩蔣父子竟把他視為破壞亞太和平的一大威脅，而暗中支持李光耀的政敵林有福，及其領導的「新加坡人民聯盟」。選前半年，兩蔣父子還會見林的特使，密商「接濟」與反共合作的問題。蔣還祕密派遣留俄同窗前往新加坡駐點活動。即使後來李光耀勝選，蔣還以為李光耀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上台後「決難持久」。

而當國府希望新加坡在外交上給予台灣某種形式承認時，李光耀不但不願意配合，甚至在聯合國議題上投票支持北京。1975年春天，蔣經國由特殊管道得知，李光耀竟私下勸泰國政府盡速承認中共，他感到既意外又氣憤，批評「政客以及貪圖小利（者），莫不如是，亦不作奇。」

從日記裡觀察，老於政治的蔣經國，始終清楚知曉「個人情誼必須服從國家利益」的分際。蔣曾在日記裡寫道：

「三天來與李某相處，發覺其為一利害人物，不過如此而已，此人之政治生命似乎不會太長，非善類之人也。」又稱「李光耀之名，聞之已久，此次被來台作私人訪問，彼此見面談話多次，發現其為一非常現實的政客，並無政治理想，不過善於運用各種矛盾以求自保而已。」

而無論何種「交情」或是個人好惡，都需讓位給國家的實際利益，蔣冷靜地評論李「親台反共」但又「友美聯中」的終極原因：

「余與李光耀本無交情……以政治而言，李是不敢反共到底的，事實上新加坡已經開始與共匪交往，希望苟安，新加坡因為馬拉格海峽 （按：即馬六甲海峽）的戰略地位之重要，成了美、匪、蘇必爭之地，東南亞之赤化，泰、菲承認共匪，馬來西亞之暴動不安，一旦印尼之外交如果轉向，則新加坡難以自保矣。李是一個會運用各種因素的政客。」（以上台、新有關史事均取自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情隨事遷，物換星移，世間的佳話往往會質變成神話──有時更成了鬼話。

更多的時候，「能長治久安」的政治與「可持續發展」的婚姻一樣，感情這玩意啊，厚薄多少，其實並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