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譽翔/文學使人快樂──閱讀王文興老師

小說家王文興。(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小說家王文興。(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王文興老師在文學史上引起過的爭議和論戰不少,包括《家變》是否敗德,《背海的人》語言實驗是否走火入魔,然而我覺得最耐人深思的卻莫過於在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中,他曾經主張文學的目的無他,就是在使人「快樂」。這句話一度引起鄉土派的圍剿。然而,快樂究竟是什麼?快樂又何其稀少難得?若不是文學藝術所給予的光與熱,生命將會何等空洞?王文興老師這句話遭到的扭曲誤解,正如他的作品少人能讀一樣,先知者,總是得站在世界的另一端,默默承擔著寂寞。

但王文興老師應就是刻意選擇寂寞的了,他的眼神彷彿總是望向一個我們所無法企及的遙遠國度。我在台大讀書時,偶爾走在文學院的長廊,遇見了王老師徐緩獨行的身影,他一身裝扮簡單,似乎多年未變,就連執教課堂時不疾不躁的談吐,也是多年未變,如此溫文儒雅的優雅形象,似乎與他《家變》乃至於《背海的人》中前衛大膽的語言風格,乃至於叛逆獨行的思想精神,似乎是背道而馳的兩個極端,然而這看似矛盾的結合,或許也正是台灣現代主義的特質——一個屬於知識菁英的產物,以極端的個人主義和抽象思維,反抗六○年代台灣社會的戒嚴高壓,而拒絕與現實妥協和溝通。

因此當社會運動的激情都已隨著時間煙消雲散之後,究竟誰才真正是台灣文學史上一位永遠的反對者呢?想來想去,恐怕也還是唯有王文興老師一人吧,以他對於文學的純粹信仰,以及對於文學一種近乎潔癖的堅持,徹底實踐了現代主義的反叛精神。正如同他在《家變》序中所說的名言:

任何文學作品的讀者,理想的速度應該在每小時一千字上下。一天不超過二小時。作者可能都是世界上最屬「橫征暴斂」的人,比情人還更「橫征暴斂」。

我曾經多次努力實踐這種閱讀的速度,但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每小時一千字,一天不超過二小時。這種把文字奉若神聖的態度,彷彿已將文學推到了「宗教」的境界,而不允許一般人去輕易地狎玩褻瀆。

換言之,語言文字在王老師小說中,已不再是傳達信仰的媒介,而是成了「信仰」的本身,也是他殫精竭慮著力的所在,卻也往往成為他最受人爭議,甚至和讀者分裂的起源,這在他早期的《十五篇小說》就已見端倪。但王文興老師當然不會在意別人的看法,在《十五篇小說》他早就表明了自己「愛怎麼寫怎麼寫」的態度:

〈母親〉、〈草原底盛夏〉——尤其〈草原底盛夏〉——是可以使我掛幾許微笑的篇作,管別人怎麼想,愛怎麼寫怎麼寫。凡故事,人物,心理,全部去牠的。

不管讀者是否可以消化,如何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擾,盡力打造語言的翻轉和實驗,才是王老師創作時念茲在茲的所在。

不過,這其實牽涉到小說的一個根本問題:如果小說是一項說故事的藝術,那麼二十世紀小說所面臨到的最大難題,並不在於故事(亦即內容)的好壞,而是在於怎麼說,也就是創作者普遍感覺到寫實主義有所不足,已經無法承載人生荒謬歧異的面向,所以「形式」成為二十世紀藝術革命的軸心,甚至唯有透過形式的開發與翻新,務去陳言,避免陳腔濫調的窠臼,才能夠反過來賦予內容更多的意義。

《十五篇小說》可以說是王文興老師語言實驗的開端,而《家變》集其大成,至於《背海的人》則是越走險峰,甚至已到不可解讀的地步。「仄」字是王老師喜用的形容詞,譬如「仄巷」、「極仄的三級台階」等等,而我們或許也可以如法炮製,用「仄」一字來概括他的語言風格:晦澀、不順、拗口,出乎意料的停頓和變奏。因為對王文興老師而言,遷就讀者的品味,形同是一種出賣自己的行為,而如此純粹又虔誠的文學(或文字)信仰,更使得他的小說如同發光的晶鑽,獨具一種超越凡俗的色彩、音響以及氣味。

如此一來,《家變》雖是一部小說,我們卻也無妨把它視作為一首長詩,例如書中以阿拉伯數字2標示的一段:

風彎了樹。他在窗框密閉的室中,迎對窗子。背後響著父親與母親的動靜。房中一亮一晦,風把窗外遮護的桂花樹颳開的原故。枯葉讓颱風橫向吹刷。在桂樹深枝間,有頭文絲不動的鳥鵲兀止。

這一段既沒有故事,也沒有情節,與前後文也沒有關連,看似多餘,但實如項鍊上不可缺少的一粒珍珠,密實而有光,與其他段落交相輝映,折射出迷離之美。

當然語言形式的開拓,也絕非一場文字遊戲而已,最終的目的還是在為作品帶來更豐富的意義。劉紹銘便以「驚心動魄」、「異端」、「離經叛道」來讚譽《家變》,這不僅指它的語言文字,更在於書中所揭示的人性之真實:「王文興面對人心真相之勇氣,為二十年來台灣文學所僅見。」而如此「面對人心真相的勇氣」,更近乎一種超驗的宗教信仰,以及對於生命終極意義的近逼與叩問。

正如廖咸浩〈微笑中的拈花者——懷念王文興老師〉一文以莊子之「道」,精闢分析王老師的小說美學,是如何以超越的方式去逼近「人性之真實」:「原來,他所言的『快樂』並非皮膚濫淫的流俗之樂(包括為文罵街之樂),而是形上之樂。」又結合王陽明「心學」詮釋之,指出:「此樂更接近王陽明所謂的『樂』,是心之本體,樂不是一般七情六慾的樂,但也並非外於七情。文學的功能,就是透過作品重新發現如何從生活(七情六慾)回歸於樂。如此,則俗世中本有靈光,甚至說俗世即靈光亦說得過去。」

我以為這正是王文興老師作品最動人的所在。他大膽地迎向「俗世」,尤其「性」和「死亡」向來是他筆下重要的兩條旋律,彼此交織,互為反襯,而「死亡」是人類宿命的悲劇,顯示人之存在的可悲和可憫,至於「性」則啟蒙的關鍵,卻也是人類走向墮落和沉淪的開始。《家變》中范曄趕走父親,並取而代之,無非是佛洛伊德弒父戀母的「伊底帕斯情結」的演練,然而,世人是否也要如同伊底帕斯挖掉自己的雙目,來為自己的愚蠢盲昧而贖罪呢?

王文興老師〈最快樂的事〉是一篇短短幾百字的作品,卻沉痛揭示了生命的孤寂與虛無:

他們都說,這是最快樂的事,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

但若非如此勇敢刺破現實的假面,我們又如何能夠穿越世俗的綑綁、宿命的限制,以臻至一種真正永恆的「形上之樂」,並且欣喜於:「俗世中本有靈光」,所以根本無須外求呢?誠如他所言:文學的目的就在使人快樂,而這種絕對的「快樂」,我以為,正是王文興老師留給台灣文學界最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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