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一道浪不是一個海洋——序《沙漠玫瑰，怎麼開花──龍應台演講集（上）》、《因為殘酷，所以傾聽──龍應台演講集（下）》（時報出版）

我其實害怕演講，因為每一次的演講，為了不辜負那親身來聽講的人，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準備。而且，通常一個題目只講一次，不重複。如果時間就是金錢的話，那麼演講比文章可能成本更高，不敢多做。

而且，任何前台的燈光亮起，都有台後的孤僻症發作。在擔任公務員的高壓時期，有一次演講，大廳已經千人坐滿，部長坐車開到後台入口處停下來，推開車門就要直接上台了，我跟司機說，等一下，讓我先哭一分鐘。

一場演講結束之後，大綱或草稿就被放進某個剛好在手邊的抽屜，轉頭就忘了。少數的，在演講後，整理出文字刊登，刊登後，也忘了。

所以寫作四十年來，這是第一次出演講集。編輯花了洪荒之力才把散置在各處、遺忘於抽屜的演講資料給找齊收攏了，我又花了好大功夫重新閱讀，一一檢視，捨棄了百分之八十，留下的文字進入這兩集，是我覺得，在時光的凶狠淘洗之後，意義非但不減少，反而更「驚悚」的幾篇。

譬如，二○一○年在北京大學的演講，談「文明的力量」。雖然主辦方一直緊張著，擔心演講會被臨時取消，我甚至於在步入講堂、馬上要開講的前幾分鐘，還覺得不可能上得了台；在那樣的時空下，竟然能夠在滿堂的鴉雀無聲中，平平靜靜地說：

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價值的基座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二○一○年的北京，還容許一個台灣人在那片土地上，誠懇地說話，台下的人，從容地聆聽。

很少人能想像十年後的滿江寒氣、遍地肅冷。

二○○四年，在香港大學的演講，題目是：香港，你往哪裡去？

二十年後的今天讀來，覺得背脊發涼：

中國，不是不可以愛。英國殖民者曾經多麼防備你去愛它，連鴉片戰爭都一筆帶過。但是，中國值得香港人去了解、去愛的，是它的法官還是它的囚犯？是它的軍隊還是它的人民？是唐詩宋詞還是黨國機器？是它的土地還是它的宮殿？香港如果要對中國做出真正重大的歷史貢獻，是去順從它還是去督促它？

那一年，才剛卸下台北市政府的公職，到香港不久，那天的演講中，我說：

別再告訴我「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因為沒有民主保障的自由是假的自由，它隨時可以被你無法掌握的權力一筆勾銷。

暗夜重讀，悲從中來。

一九九九年五月，在台大法學院演講，挑選的主題是：政治人的人文素養。

為什麼選這個題目？因為流行的戲謔說法是，台大法學院「出產最多危害社會的人」，它專門為台灣生產政治領導人。「二十五年之後，」我半認真地開場，說，「當你們之中的諸君變成社會的領導人時，我才七十二歲，我還要被你們領導，受你們影響，所以『先下手為強』，今天先來影響你們。」

對法學院的學生談文學的重要。文學，有如一排湖畔白楊樹在水裡的倒影，告訴你不能只看見岸上的實體，也要看見水裡的虛體。哲學，是思辨的鍛鍊，讓你在世事的迷宮裡，認出北極星找到方向。史學，像一朵沙漠玫瑰，從枯槁到盛開，看到過去才認識現在。我們需要有人文素養的政治人物，因為影響眾人生命的政治人物，必須擁有「真誠惻怛」之心。

幾乎二十五年過去了。政治人物的人文素養──怎麼說呢？

二○一二年，在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演講，面對來自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星馬、北美的華人濟濟一堂，我表達自己對「華文世界」的憧憬：

想像這樣的未來，華人的駐市作家能從北京到新加坡，從成都到台北，從台南到吉隆坡，整個華文世界都是作家、作曲家、畫家、思想家的自然國土，而中文就是他唯一的護照。

十年後，在戰爭的陰影下回眸，這樣的文化想像竟然像一場暑熱中的昏睡囈語。

但是，別搞錯了，我一點都不覺得，人類是倒退的。從一個浪尖到浪谷，當然是一個下墜趨勢，可是浪谷接下去就是下一個浪起，何況，一道浪不是一個海洋，海洋真正的起伏高度，我們往往看不見。

演講大多是對年輕世代的談話，在世代的相互懷疑中，有一件小小的事情給了我「當頭棒喝」。

二十歲讀大學的安德烈，站著、走著、坐著、躺著，都塞著耳機。我不說話，但是心裡不以為然。現代科技把年輕人推向影音，這是什麼「娛樂到死」的時代啊。有一天，他突然長長舒一口氣，兩腿伸直了，摘下耳機，興高采烈地轉頭對我說：「聽完了。」

「聽完什麼？」

他聽完了一整本吉朋寫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那一本厚厚的書，在我的床頭，放了大半年，只看了幾頁，書封一層白花花的灰塵。

二○一八年在台北為「天下雜誌」做的一場演講中，面對幾百位我這個世代的部長、市長、局長、董事長、校長、執行長、集團主席、創辦人，我說：

我曾經代表體制。出版產業就是我的管轄範圍。如果說，我這個嬰兒潮世代的人，完全不清楚科技如何改變了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消費的基本原理，而我又是個決策者、管理者；那麼，年輕世代不信任我，他完全沒道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