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佛光普照文學

星雲大師圓寂，悼念之聲遍天下，千江有水千江月，每個人心中有自己的星雲，「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我只是世俗中一個遙遠的瞻仰者，他之所以長在我心，由於他提倡文學。

記得當年愛文學，那時佛門認為文學寫作是造口業，作家死後要下拔舌地獄，我見了法師很有罪惡感。後來人間佛教興起，認為人生在世能寫出好作品也是一種功德，能讀到好作品也是一種福報，我聽了如逢大赦，如歸故鄉。這個180度的大轉變，上面布滿星雲大師的腳印。

●

我曾與星雲大師匆匆一面。時在1960年。那時《幼獅文藝》月刊的主編朱橋通知我，為了《佛教小說集》一書出版，要舉行一次聚會。到場以後知道，這次座談由星雲法師主催，他希望佛法與文學結合，出版《佛教小說集》是這個理念的初試。

查年譜，那時大師33歲，朱橋30歲，我35歲。年輕的星雲大師精神奕奕，反應敏捷，成為會場的中心人物。那時都說佛教是老年人的宗教，他帶著一個歌詠隊雲遊弘法，年輕人喜歡他，那一代的高僧大德都對他期望很高。朱橋是救國團的紅人，在文壇上十分活躍，他兩個人都有創意，都不肯墨守成規，一個想改變台灣的佛教，一個想改變他主編的《幼獅文藝》月刊。從法師的角度看，文學可以弘揚佛法，從文學主編的角度看，作品應該多樣化，佛法可以使作品多采多姿。

那時候，我對如何接受佛法的影響沒有一點心理準備，以後也沒有機會再跟大師見面。後來我知道，文學作品是作家對人生的詮釋，我小時候讀孔孟的書，後來信奉基督，有時用儒家的學說詮釋人生，有時用基督教義詮釋人生，都常常感到不足。後來有機會讀三○年代的左翼作家，他們用階級鬥爭詮釋人生，讀在台灣興起的現代主義，用存在主義詮釋人生，我都無法追隨其後。

●

七○年代，大師在高雄開山立系，而我移民出國去了，共業別業，如陷泥沼。既然我不知如何詮釋我的人生經驗，也就喪失了創作的能力，有一段時間覺得十分惶恐。內人向佛，台灣的兩山一會都有分支機構近在左右，她遊走其間，隨喜結緣，我陪老妻四處聽法師講經，不失為修身齊家之一道。在這段歲月裡，星雲大師的佛光山把如來家業發揚光大，他博大能高，知人善任，以佛陀為圓心，以他的宏誓大願為半徑，畫出佛教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圓，他擁抱一切眾生，也擁抱了文學，他對文學的提倡獎勵，由質擴充到量，由用深入到體，顯示他不但是佛學的大師，也成了文學的大師。你可以說文學是他的護法，更可以說他是文學的護法。他的名字寫在佛教史上，也寫在文學史上。我在英語的世界蟄伏在中文的窯洞裡，終於也感受到他的震波。

長話短說，我終於發覺，佛法也在詮釋人生，他的詮釋能幫助我把人生經驗轉化為文學題材，別業共業，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超乎其上，一覽眾山，由內在的構意到外在的構詞，水到渠成。我又可以寫作了，而且據說寫得比以前好。我說我是拿著基督的護照，上面有佛陀的簽證，流連忘返。我不求成佛成菩薩，但求成為一個及格的作家，弱水三千取一瓢。我的牧師對我讀佛經很有意見，我說一個基督徒本來不必讀《孫子兵法》，倘若這位基督徒是一位將軍，他必須讀《孫子兵法》。一個基督徒本來不必讀《金瓶梅》，倘若這位基督徒是文學教授，他必須一讀《金瓶梅》。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基督徒，每一行都有他必須讀而牧師不希望他讀的書，牧師只能規定他不可以把這種書帶進教堂，不能把這本書逐出他的專業。

這些年，我不斷遇見因人生變局喪失詮釋能力的作家，勸他們親近佛法。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向不同的對象說過，一個作家，若是知道有什麼訣竅可以改進他的作品，他必定不肯放過，就像武師知道練功的祕笈，商人知道賺錢的門路。為了文學藝術，晉人服藥，唐人飲酒，宋人坐禪，明清人和妓女戀愛，現代人抽大麻，我們讀幾篇佛經有何不可？想起佛陀耳提面命，反覆叮嚀，字字到位，句句到底，美酒乾杯，回味無窮。想起佛光山法源澎湃，無盡無休，一往直前，汪洋萬頃。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因為自己寫不好，希望別人寫得好，佛家說「功不唐捐」，所以聽者藐藐而言者依然諄諄。

（本文與《文訊》雜誌4月號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