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錦vs.沈珮君/獨釣寒江雪(下)
![張作錦喜讀文史,常引胡適「國家是我們的青山」警醒大家。(圖/沈珮君攝影) 張作錦喜讀文史,常引胡適「國家是我們的青山」警醒大家。(圖/沈珮君攝影)](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3/03/06/realtime/20468570.jpg&x=0&y=0&sw=0&sh=0&exp=3600&w=930)
因《巨流河》成為忘年交
●珮君:
我們都在報館工作很久,不在同一部門,不熟,但是我知道妳喜讀文史,愛好寫作,也常在報上看到妳的文章,很有印象。
2009年7月7日,「天下文化」出版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從一人一家寫成大國大家的史詩格局。從極北的遼寧,跋涉到極南的台灣,八千里路雲和月,有風有雨,濕潤了讀者的眼睛。我送了一本給妳,妳在辦公室還沒有讀完就打電話給我,卻哭得說不出話來。
我邀妳一同去聽齊教授的演講,為妳講述她父親立法委員齊世英先生的故事。我和妳的年齡差一個世代以上,但是因為這些共同的興趣和關切,使我們能成為「忘年交」。算起來,已超過十二年了。時間真快。
●親愛的作老:
聯合報系最盛時,曾有7500人,您位居最高層,不認識我。我們其實曾在同一部門,我記得,因為我滿懷歉意。
1990年,您自紐約回來擔任《聯合晚報》社長,我當時是聯晚編輯中心副主任,並主編三版。您要求每人繳一張學經歷卡,「並附照片」,我遵命繳了,但未附照片,我覺得自己每天盡心盡力工作就好,我又不是演藝人員,社長管我長什麼樣子。幾年後,我調到《聯合報》,接手一個近一百人的單位,我一個人也不認識,第一件事便是請每位同仁繳一張學經歷卡,「並附照片」,我每天暗暗依照片來記住他們。那時,我想起了當年那位「張社長」,他當時應是多麼想認識他的同仁,希望在電梯遇到時,可以叫出他們名字。我深深懺悔,現在跟您一鞠躬。
謝謝您送我《巨流河》,我後來又陸續買了好幾本送人,巴不得大家都看。我從第一章那個多病的小女娃被丟到雪地時,就忍不住淚。在那個貧困苦難的年代,生命力不夠強,就要被淘汰,個人如此,國家也是。她活下來了,而且投身教育,壯大了多少生命。那一陣子,我常在下班後留在辦公室看《巨流河》,張大飛殉國時,我哭到趴在桌上,後來怕其他還沒走的同事看到,勉強抹乾眼淚回家,開車上了高速公路,想到駕著戰機的張大飛,眼淚一直湧,夜黑月沉,幾乎看不到路。
當年極不對稱的抗日戰爭是這麼打的,一群一群我們不知道名字的張大飛,明知會死,明明害怕,卻仍然自願冒死,他們讓國家沒有亡,讓同胞活下來。我的父母因為他們而活了,有了我們,我們繼續有孩子、孫子。但是,張大飛,這個當年沒有父母的孩子,他有自己的孩子、孫子嗎?
您知道我沒聽過〈松花江上〉那首歌時,感嘆「妳太年輕了」,送了我田浩江唱的〈松花江上〉CD,我聽了前面幾句即大為驚訝:「這不是我小時候唱的〈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嗎?」
它們開頭好像,後來大家為什麼不唱了?另一條類似的歌,〈我的家在大陸上〉也聽不到了,有人說被「禁唱」了,為什麼禁唱呢?怕人家思鄉過度,因為回不去了?
〈松花江上〉是抗戰歌曲,〈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是反共歌曲。它們都是「愛國歌曲」,現在想來好「落伍」,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知道它們。
您寫《今文觀止》時,會有「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的感覺嗎?
國家是我們的青山
●珮君:
「愛國歌曲」現在很少人唱了,因為「難唱」啊!愛哪個國呢?說不出口,乾脆「莫談國是」。
其實,人若沒有一個完整的國家可以依靠,是很痛苦的事。我在六歲有記憶的年齡,對日抗戰開始,目睹身受日本人侵略中國的各種暴行,一直在流亡逃難中長大。我受的是「國恥教育」,我的「家國情懷」與今天的某些青年人自然是不一樣的。
我兩年多前開始在聯副上寫「今文觀止」專欄,選的第一篇文章是胡適的〈國家是我們的青山〉,他說「國家若沒有了,我們到哪裡去呢?」胡適是「天涯淪落人」的前輩,我是後輩,很能體會他的徬徨與悲涼,但我的後輩能體會嗎?
妳提到張大飛,我想到另一往事。郝柏村將軍訪問大陸,參觀一所空軍烈士紀念館,裡面沒有高志航的名字。少了高志航還算什麼空軍?郝將軍正色告訴館方:中國軍人八年抗日,這場仗是為國家同胞打的,不是為國民黨打的,也不是為共產黨打的,紀念中國空軍烈士,不能沒有高志航。
我和我的同輩很多人一樣,盼望有一個可以依靠、也可以引以為傲的國家,我為《今文觀止》寫的自序,題目是〈國家要文明,也要強盛〉。強盛可以保護我們,文明可讓我們在國際上抬起頭來。兩岸的中國,大陸的體制使政府專權,但她強盛了;台灣是民選出來的政府,但她淪為強國的附庸。
一位朋友問我,若文明和強盛二者不可同時得兼,你希望哪個先來?我低頭,沉思,無以回應。
珮君,妳2020年發表的第一篇「他鄉.故鄉」〈親愛的尹仲容先生〉,得到海內外很大的注意和驚嘆。尹先生的墓木已拱,也有人寫過不少紀念文章,但妳以一名紡織工的女兒身分向他致謝、致敬,以這樣簡樸、熱忱又刺人心痛的聲音,呼喚他回來,讓他重新站在我們身旁,最令人印象深刻。
你是台大哲學研究所畢業的,怎麼開始寫作的?
我想把他們找回來,
把故事說下去
●親愛的作老:
我也正想請教您怎麼寫作的呢。《聯合報》在您退休後,一直給您保留了辦公室,2009年報社遷到汐止後,您的辦公室更大了,必立發行人說:「作老,不會再搬家了,你不會再流浪了。」從您辦公室大大的落地窗望出去,就是青山和高速公路,您在那兒繼續寫了一篇又一篇好文章,2015年得了總統文化獎,第二年又獲頒二等景星勳章。但是,隨著張媽媽病情變化,您進辦公室的時間少了,儘量在家陪她,但仍嚴謹的、有紀律的看書、看報、寫作,緊緊貼著這塊土地的脈搏。一日為記者,終身為記者。最令我震撼的是,您那些一篇篇長文不是在書房寫的。您家的小書房已讓給外傭住了,您在餐桌上寫作,餐桌上有一半面積放的是書和您列印的資料、筆記,另一半是您展開稿紙伏案的地方,吃飯時,再把稿紙暫時移開。
您寫作時,旁徵博引,要思考、要回想、要找查,還要注意張媽媽走動安全、不斷回答她的重複提問,您怎麼可以文思不被打斷?相形之下,我太不成材了,我一人一屋居陋巷,雖不無車馬之喧,但大致安靜。我自小就注意力不集中,唯有寫作時心無旁騖,而且兩眼發直,極怕受擾,可憐我那一對九十高齡的老父母都知道早上別來我家、別打電話。
說來慚愧,我直到三十七歲才有第一篇文章刊在大報副刊,三十八歲得了中央日報中篇小說特別獎。《中時晚報》「時代副刊」副主任嚴曼麗是我文學領域第一個伯樂,《聯合報》副刊主任宇文正是我第二個伯樂。寫作寂寞,像對黑洞說話,她們讓我知道旁邊有光。
我開始寫作本已很晚,在得獎之後又因為困惑停筆十年,直到前幾年才下定決心自新聞崗位退役,專心寫作。但寫作和人生一樣,充滿不確定性,行行復行行,不行說不行,一邊寫一邊困惑,時感徬徨,經常臉紅,但知道這是最後機會,不能撤退,退無死所。
因為知道自己不夠好,所以,我寫作極慢,修改極多,若把我原稿的修改痕跡列印下來,應該可供初學者「勵志」之用。「思之思之,又再思之」(《管仲.內業》),我沒有才華,只是不肯放棄而已,像〈親愛的尹仲容先生〉那篇,在我肚子放了四、五年,好不容易完成初稿,極不滿意,反覆重看,有一天,在中研院圖書館,忽然發現尹先生身影越來越近,原來他根本是活在我左右的人,我如獲天啟,毀棄初稿,一萬多字全部重寫。
「典型在夙昔」是不是就是這樣:他們的功和德就在我們身邊,影響了我們生命,造福了我們,而我們應該承傳。聖嚴師父曾說,「福報」的「報」就是「利益他人」,這真是我聽過最高境界的「福報」解釋。像尹仲容這些人真是有最大福報,只是我們這些受益者不知不覺,或漸漸忘了,我想把他們找回來,把故事說下去,讓典範長在左右,自立立人。這後來成為我「他鄉.故鄉」系列的主軸。
我常看您的手稿,知道您寫作幾乎是一氣呵成,不像我塗塗改改,您是「胸有成竹」一揮而就嗎?
●珮君:
我的文思並不敏捷,常常也苦思焦慮得「柔腸寸斷」。我「捻斷數莖鬚」時,沒人看到。
妳說我在飯桌的一端也可以寫稿,這應該與新聞人的職業訓練有關。記者要上山下海甚至槍林彈雨中採訪,寫稿還能選地方嗎?
1989年,我在紐約「聯合報美加新聞中心」服務,4月間請假回大陸探親,巧遇天安門廣場學生請願,比莫斯科紅場大好幾倍的天安門廣場,擠滿了上百萬學生。4月27日,北京四十八所大專校院十多萬學生列隊遊行,中心訴求是「爭民主、反貪汙」。人數之多,聲勢之壯,理念之明確,在在教人動容。我趕緊跑到廣場附近「北京大飯店」的餐廳,在餐桌上寫了一篇稿,付錢租用飯店的傳真機傳給台北《聯合報》,4月30日在《聯合報》第三版頭條刊出。標題是「長安大街那一頭會有民主嗎?」我說:「1919年的『五四』,也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在北京遊行,振臂高呼要民主。那些人或墓木已拱,或垂垂老矣,今天另有一批青年,又遊行爭民主,而時間已過了七十年。當他們綿延的隊伍走過去,長安大街的那一頭會有民主等著他們嗎?」一個月後即發生六四血案。
「六四事件」無論正面說還是反面說,它都將載入歷史,我那時趕寫的這篇小文章,或可忝附驥尾,成為一小片史料,它正是在「北京大飯店」餐桌上寫的。
新聞記者寫稿不在書房,不擇地而出。
●親愛的作老:
您帶張媽媽自台北遷居中壢之後,每天下午在社區大樓的大廳走路,當作健身。有一天,您在line上寫給我:
今天同時在大廳裡的,有那位每天準時由外傭推來、不斷呻吟卻不能離開輪椅的老太太,還有一個年輕媽媽,帶著跌跌爬爬的小嬰兒蹣跚學步,兒童遊樂室裡有一父親帶著一兒一女,孩子們自己玩耍,他專注於手機。再加上我們兩老拿助行器和手杖的,人生各階段都湊齊了。
「一日看盡長安花」,好美;一日看盡人間世,也很寫實。
您的作品氣壯山河,大家看到的都是您的健筆,很多讀者不知道您的年齡,孔子從「三十而立」,一直說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您可以跟我們說說「七十後」嗎?我知道您七十後還去北大念了幾年書。
感謝又有這新的一天
●珮君:
首先告訴妳,我今年九十一歲了。
我在新聞界工作四十年,認識一些人,其中有不少是學術界人士,我因為自小失學,一向敬佩有學問的人,都以師禮待之。這些大師級人士,近年成群結隊的離去,「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傷哉。
泰戈爾的詩,「要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這樣的願望,在實際的人生中,太奢侈了。絢爛固難,靜美尤不容易。台灣已進入老年化社會,多少老人輾轉於病床之上,奔波於醫院之間,他們未必在於求生,而只在減少痛苦與折磨而已。
與我同年代的新聞界同業、台視著名體育主播傅達仁先生,遠去瑞士尋求安樂死。他在機場向大家揮手,我心中不由得讚嘆,「真是勇者」。如果傅達仁能在台灣有這樣的機會,他何必千里迢迢抱病遠赴異國,然後他的魂魄再長途跋涉尋歸故土。
我一直堅信我的「偏見」:一個文明國家應該容許安樂死。
當然,安樂死只是「必要之惡」。重要的是人在平常要生活得好,這一點真是談何容易。書本上、網路上,為老年人提養生延壽建議者,比比皆是。《大學》教人「定靜安慮得」,我認為最重要是「安」。安者,安心也。此心安處是吾鄉,是吾家。我把它視為「老有所歸」。
但是,要多大修行的人,才能進入這樣的境界?
我這幾年因為自己或內人的病,奔波醫院,有一次,枯坐候診室好幾小時,疲憊之餘,忽感蒼涼,但是,舉目望去,醫院內外,芸芸眾生,掙扎求存者豈張某一人?且平心而論,多少人都在「今天」之前倒下,上蒼給了我「今天」,是讓我能有機會改進自己,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工作。我又有何怨乎?
從此,我每天起床後都默誦一段我自己擬的「今日真言」:
感謝又有這新的一天,我將以虔敬平和的心態把這一天過好。我將盡可能把我關切的人照顧好,也把自己照顧好。
盡可能。是吧?
四月《文學相對論》
阿盛vs.周芬伶 將於4月3-4日登場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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