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認識自己的來時路——《野火集》序2023

今天二十歲的人讀一九八五年的《野火集》，可能會覺得，他所知道的台灣，不是「那樣」的啊。

一九八五年「那樣」的台灣，任何入口處都擠成一團，人們不習慣排隊，排隊經常有人插隊；受傷的人躺在馬路中間，會沒有人停車相助；一路噴黑煙的汽車滿街跑，打電話到環保局不會有人處理；行車遇糾紛時，對方可能拿著扁鑽下車朝你走來；淡水河裡到處是漂浮的垃圾；住宅區裡違規的工廠鎮日轟轟作響；海邊燒廢棄電纜，產生的毒素使得鄰村嬰兒出生缺少大腦；工廠廢料大股大股流進溪水海水；市民到任何公家機關辦事都要受公務員的頤指氣使；國外進口的雜誌標題被塗黑；美術館的作品因為被告密有「紅色」嫌疑而被竄改；公開演講是一件令人擔心身家性命的事情……

今天的台灣，在國際旅客的普遍印象中，是一個文質彬彬、友善又熱情的社會。生態保護的意識極高，公民素養的程度整齊，經濟發展的模式可敬，政治自由的進程更是一個標竿。

在寒流來襲一個冬日，坐在忠孝東路大道旁一張長椅，一縷陽光突然破雲而出，就那麼一大束強光照在步履從容的台北人頭上，那麼亮、那麼暖。

我有突如其來的泫然欲泣的感覺：這一份陽光中的淡定和從容──如果你認得那一路走來的足跡，知道其中有多少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和付出──是多麼、多麼的不容易，多麼、多麼的珍貴。

認識自己的來時路，人看世事或許就比較寬厚。當台灣人斥罵或譏笑其他地區的人們不排隊、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蠻橫粗魯的時候，我不會附和，因為，走過從前，知道自己曾經如何地踉蹌艱難，同理心會超越優越感。

一九八五年二十歲的人，三十八年後重讀《野火》，心境或許深沉、複雜許多。

台灣比起從前，可愛太多了，然而，一九八五年說過的話，三十八年後，社會質變如此之深，是不是不必再說了呢？

好像又不是。

所以我很怕談「愛國」，因為我知道當群眾對「愛國」認起真來而至狂熱的時候，這個「國」就成為一頂大帽子，要壓死許多不那麼狂熱的個人。要談愛國，我寧可一個人上山撿垃圾。（〈難局〉）

那時的「國」，是「中國」，台灣代表「自由中國」。一九八五年雖然距離解嚴只有兩年，但是沒有人可以預見隧道盡頭有光，那仍是個恐懼噤聲的年代。不「愛國」，是可以招來大禍的。

到了二○二三，你以為在開放社會裡，政治是一種自由的個人抉擇。但並非如此，只是這時的「國」，變成「台灣」，「愛台灣」成為道德制高點。

不得已，今天仍舊要說：

所以我很怕談「愛台灣」，因為我知道當群眾對「愛台灣」認起真來而至狂熱的時候，這個「台灣」就成為一頂大帽子，要壓死許多不那麼狂熱的個人。要談愛台灣，我寧可一個人上山撿垃圾。

一九八五年還不流行「媽寶」這個詞，但是〈幼稚園大學〉批評大學的校長和師長把大學生視為幼兒：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幼稚園大學〉）

三十八年過去了，台灣的山不全面開放，台灣的海不全面開放，因為，都是危險的地方，不要去。不僅只是政府認為他有權利和義務「呵護」人民，人民一般也認為自己應該被政府「呵護」。

不得已，今天仍舊要說：

把我們的人民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一九八五、八六年，「台灣意識」是一個禁忌詞，與「台獨」幾乎要畫上等號。因此在整個「野火」期間唯一的一次演講，題目是「我的台灣意識」，我這個演講者和台下以及廳外伸長了脖子的聽眾，整場都處在一種神經緊繃的不安中。

……要建立台灣意識，首先，教科書必須全面地改寫。告訴下一代台灣不「僅只」是個復興基地，她也是個有歷史、有文化、有長久的未來，需要細心經營的「家」。歷史老師不只告訴孩子們玄武門事變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還要帶著小學生去看卑南遺物，走草嶺古道。地理老師不只告訴孩子們青海高原的氣候如何，更重要的是領孩子們坐阿里山的小火車，觀察在哪一個氣候帶有哪一種植物。講解宗教時，老師不僅只談書本上的儒道釋，他還要帶孩子們到廟裡去，在香煙裊裊中告訴孩子們媽祖、土地公、七爺八爺、城隍爺，究竟是怎麼回事。

「台灣意識」要這樣從根植起，讓它慢慢發芽、長大，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沒有外省本省的分別──才可能建立起有特色、有實質的受全體認同的文化。（〈我的台灣意識〉）

三十八年中，「台灣意識」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正統」，教科書更是全面改寫了。這，就是《野火集》當年的願景嗎？

不全是。渾厚的文化從來不會建立在排他性強、唯我獨尊的基礎上。三十八年來台灣意識的茁長相當程度被一種窄化了的意識型態挾持，「非我族類」被視為「他者」，真正的融合認同難以達成。

不得已，今天仍舊要說：

「台灣意識」要這樣從根植起，讓它慢慢發芽、長大，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沒有外省本省的分別──才可能建立起有特色、有實質的受全體認同的文化。

一九八五年，用「飼料」這個詞來比喻國民黨對思想的操弄，當然是帶刺的。

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餵的，而且只有那麼一種。既然沒有多種思想飼料讓他自己做選擇，他就從來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去辨別品味，識別良劣。（〈歐威爾的台灣？〉）

民主制度裡，這種話，不必說了吧？不可思議的是，民主了之後，執政者對思想的操弄，譬如媒體的收買及控制，手段更複雜、行徑更誇張、企圖更大膽。尤其當執政者更有能力的時候，它利用科技可以全面地滲透、掌控，而且，因為是軟性手法，人民還不覺得被矇，欺騙性比威權時代還有過之。

不得已，今天仍舊要說：

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餵的，而且只有那麼一種。既然沒有多種思想飼料讓他自己做選擇，他就從來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去辨別品味，識別良劣。

一九八五年，反共是最高的國家政策，防止敵人滲透和維護國家安全是穩定社會的基本原則。為了「安定」，所有的控制都可以合理化。《野火集》描述科學家如何把一群老鼠聚集到一個平台，面對兩個門，往下跳，右邊的門一碰就會鼻青眼腫，左邊的門一碰就開，裡面出現好吃的乳酪。老鼠經過多次錯誤之後終於弄清了情況，學會了往乳酪門跳。一旦形成習慣，實驗者就把乳酪換到另一個門去。等到老鼠多次再度鼻青眼腫之後學到了新的教訓，適應了新的情況，乳酪又換了地方。

這時，老鼠就出現一種精神崩潰症狀。他無法適應新的情況。

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個精神可能崩潰的老鼠？國際局勢的變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見得能解決二十年後的問題。如何能不受制於舊習慣、舊觀念、舊方法，如何不搞「擰」了去老撞一扇沒有乳酪的門而撞得鼻青眼腫，需要的是彈性和智慧。（〈精神崩潰的老鼠〉）

那是一九八五年對威權執政者說的話。

二○二三年，對民主制度下的執政者，還有必要說嗎？

認識自己的來時路，使我們更清醒，記住歷史的是非不被統治術矇騙；使我們更感恩，珍惜自己所努力獲得的一點一滴；使我們更謙卑，明白相互的體諒與扶持，路可以走得更遠。

（本文為《野火集》傳奇經典版序文，近日將由時報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