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正翔／文學與攝影的幾種關係

▋讓作家形象更加立體

關於攝影與文學的關係，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拍攝文學家的形象照，也就是我的工作。攝影在此是幫助文學家建立形象的一種手段。但是與大家想像的不同。我們攝影師並沒有辦法真正看到文學家的本質，也並不熟悉文學家的作品。很多時候文學家會誇讚愛讀書的攝影師，但是說實在的，就算有這樣的攝影師，我們仍然很難捕捉文學家的本質，其原因就在於照片太過於單薄，以至於無法訴說文學家或是文學作品複雜的世界。攝影師真正在做的，其實是把眼前的文學家放入一個個類型當中。譬如某某是大師，某某是才子，某某是左青，某某是偶像。

當然這仍需要我們對於文學家乃至於文學作品有一個粗略的判斷。舉例來講，我過去拍過阮義忠跟張照堂。我的拍法是把前者拍得很有自信，把後者拍得比較沉鬱。這是依據我對他們的人與作品的理解。但是攝影有趣的地方就是，即便攝影師判斷錯誤了，譬如把屠格涅夫的作品判斷為非常正向積極，然後因此把屠格涅夫拍得非常陽光，通常讀者也不會發現。不過反過來說，當攝影師設定的形象與文學本身是貼近的，照片感覺起來就更有說服力，如果這時候照片又更多了一點什麼，那就彷彿讓這個形象變得更加的立體。

▋透過照片見證文學現場

有的時候攝影與文學的關係是透過照片見證文學家或文學現場，譬如吳爾芙留下大量的照片，它引領我們見證吳爾芙的生命，這個時候觀看照片的角度就跟看一張作家的形象照又有所不同。而近幾年來因為對於文學家「生活處境」的重視，出現了許多生活史、紀錄片、走讀乃至於導覽的活動。這也需要攝影來提供一種檔案的紀錄。這樣的照片當然在美學上可能有一些考慮，但是更多的意義是在於提供一種臨場感，看這些照片我們會不由得讚嘆，啊，原來他就是在這裡寫出來的。

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詢問，這些帶來生活感的照片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連繫是什麼，其實除了一些物件、地名等資訊性的內容之外，我們常常很難再說出什麼。這是因為照片並不如想像當中可以提供一個生命的處境，照片太短暫了，而生命是有時間性的。甚至於有的時候，當攝影師身在這些文學現場，他會發現其實當下的環境已經不太符合文學家所處的時代。譬如文學館可能裝潢太新，老街可能充滿了觀光客，這時候攝影師就會發揮一些變造的能力，透過特寫、裁切等等手段，試圖讓人從現在看到過去的場景。

▋攝影也會成為被文學評論的對象

除了以文學為對象進行拍攝，攝影也會成為被文學評論的對象。在歷史上最著名的應該就屬波特萊爾，他對於攝影抱持非常負面的評價，認為它只配作為藝術的女婢。攝影的人對此都很不滿，覺得波特萊爾眼光太過於狹隘。但事實上波特萊爾的說法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有許多評論者仍然將藝術視為一種想像，而非忠實的紀錄，只是他們對於攝影比較寬容。譬如有的時候我甚至會在文學期刊上看到文學家對於攝影作品的評論。這些評論寫得都很好，但明顯可以發現一些傾向，就是文學家偏好從象徵層面去討論作品，而不那麼強調照片的圖式（icon）與指示（idex）意義。

之所以會造成這個現象是因為，討論圖式難免涉及評論者對於攝影內面語言的理解，但是討論象徵可以忽略這一層面，讓文學出身的評論者更自由地從文化當中取資。而討論指示性這件事又感覺太接近於一種紀錄的觀點。這是許多文學家喜愛現代主義攝影的原因，我就聽過有文學寫作者說，我們也很喜歡張照堂，因為他沒有特別要拍什麼，卻傳遞了內心的一種苦悶。在這裡，論者顯然把「拍到什麼」跟「表現什麼」這兩件事對立起來，而很顯然的，這依然是一個波特萊爾的觀點。

▋文人對於百工的「另眼相看」

有的時候文學並非嚴肅地討論攝影，但是仍然對於攝影或是攝影人有一個評價。譬如藝文圈流傳一個佳話就是某某攝影師會看書，然後可以更好的揣摩作家的心靈。這個傳說與其是一個對於攝影師的勉勵，不如說是一種文人對於百工的另眼相看，就像民國初年北京的文人看到齊白石一樣。齊白石早年一直混得很不好，後來他碰到了陳師曾，算是當時藝文界的頭頭，他告訴齊白石應該改變風格，大意是你畫八大山人那種調調北京人沒興趣，所以之後齊白石就開始畫那種紅花綠葉，比較俗豔的風格。

這整件事表面看來很怪，因為從八大的風格到紅花綠葉派的距離，大概就是九把刀到金基德的距離（這裡指的是風格差異，不是好壞）。但是要知道齊白石接觸藝文的時間很晚，他是二十七歲時才開始了文青之路，狂背唐詩三百首。試想這樣的程度去畫八大的東西，先不討論市場問題，光是那些文人就很難買帳，覺得你一個鄉巴佬，學人家耍什麼悲。反而齊白石畫一些俗民生活的情調，就像攝影家拍一些第三世界的生活。低層次的人可以獲得獵奇的快感，高層次的觀者或能從中發現真摯的情感。就個性而言，齊白石對於人世本來也就比較熱情（因此也小氣），畫老人牽小孩，比起畫悲涼的孤鳥對頭多了。雖然最終這個「變法」的結果是好的，可是作為攝影師總是有點惆悵。

▋面對相機，反應作家自我的人設

這樣說來，攝影與文學之間好像充斥著工具的關係，不是文學評論攝影，就是攝影製造文學家形象。但有一種狀況之下兩者是平等的，就是把攝影跟文學都視為傳達某種人文內涵的載體。不過這裡我們要區分一下兩種人文主義，一種人文主義是關注普世的人性，另一種則是關注個人的品味。我們可以以Henri Cartier-Bresson跟Saul Leiter這兩位為代表。儘管兩人都曾被稱為人文主義攝影師（Humanism Photographer），但兩人對於人文有著不同的理解。當布列松拍攝人，他想捕捉的是人的共性。

事實上當我在拍文學家的時候，我也常感受到這件事。我經常會注意作家被拍攝時的反應。譬如有些作家拍攝時候很ㄍㄧㄥ，甚至不願意被拍照。有些作家會在被拍的時候跟攝影師聊天。有些作家自己會擺好姿勢，有些作家會一直恐懼攝影師把他拍醜。這些面對相機時候的反應，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反應作家自我的人設而非真正的本性。那是在面對鏡頭那一剎那，開始思考我應該呈現出什麼樣子，然後做出來的反應。對我而言，這就十分的人性。

而Saul Leiter所表現的人文意味，跟人的共性無關，而是指一種自我品味的展現。Saul Leiter曾經說：「為了成就事業，一個人需要堅定的意志與強烈的企圖心，但是與其這樣，我更偏好喝喝咖啡、聽聽音樂，畫我想畫的東西。（In order to build a career and to be successful, one has to be determined. One has to be ambitious. I much prefer to drink coffee, listen to music and to paint when I feel like it.）」之所以要區分這兩者是因為當我們談到攝影當中的人文性或故事性，我們往往偏重於布列松那樣的人文主義，但其實攝影與文學在Saul Leiter的人文性當中或許有更多的對話，因為沒有什麼媒材比起文學或是攝影這樣貼近於一個個人的生活。

▋攝影的故事與文學的故事有本質上的差異

將攝影與文學都視為一種人文的載體有一種通俗的說法，就是「敘事」，我們不都說好照片就是要說故事，那這樣攝影與文學也就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其實攝影的故事與文學的故事有本質上的差異。前者高度仰賴照片如何被置放在一個照片更大的脈絡當中，不論是歷史背景，還是作者的個人生命經驗，要不然照片就僅僅是一個時間的斷片，什麼都說不了。可是文學卻可以內建一整個脈絡，而不一定要與世界或是個人的生命脈絡有關。這就是為什麼每次人們期待照片說故事，對攝影師而言，就像是勉強照片去做自己不擅長的事。當然反過來說，文學可能也不容易如同照片一樣，製造一種沒頭沒尾的怪異之感，也就是超現實。

近幾年來文學與攝影也可能共同踏入一個新領域，也就是當代藝術。在這個世界裡面，似乎一切媒材的界線都消失，攝影可以利用文學，文學也可以利用攝影。但老實說我覺得這是一種理論的想像，對於長期從事文學或是攝影的人而言，媒材始終有一種內面的神祕特質。這件事之所以珍貴並不是出於一種本位主義，而是我們無法純粹依靠自己，想像出好的作品，所以我們把自己託付給媒材，熟練這個媒材，只是為了讓自己可以更不需要啟動自身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