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一家自由的出版社，出一些坦蕩的書──專訪中國小說家嚴歌苓

採訪撰文｜沐羽
攝影｜周鵬、蘇糖

在柏林成立的出版社「新歌媒體」（New Song Media）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嚴歌苓的小說《米拉蒂》。自從批評中國當局被封禁後，她決意以創作來回到八○年代——一段中國的轉型時期，一曲自由的贊歌。八○年代是兩岸三地走上截然不同路線的起點，我們至今都能看到一條棉線以極其急劇的速度鬆開分岔的後續影響。《米拉蒂》處於這樣的時代分歧位置，寫出嚴歌苓對於那段美好時光的眷戀。那是一段逝水的濫觴，一次追憶的展覽。

Q　《米拉蒂》由您創辦的出版社「新歌媒體」（New Song Media）出版發行，在訪談裡，您稱它為「第一本完全未經審查的書」。它在今年由台灣惑星文化出版繁體中文版，能否請老師分享一下創辦出版社的緣由，以及在台灣出版對您的意義？

A　台灣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陌生。在我到美國求學的那些年，一直到當下，跟台灣都沒有斷過。應該這樣說吧，我整個文學的起飛是在台灣開始和完成的。也是因為我在台灣得獎，李安導演才找到了我，要買《少女小漁》的電影版權。台灣是我的福地。當我走上流亡道路時，是台灣讓我一直走到今天。它是我非常重要的大本營。

後來我被大陸封禁了。因為我講了一些防疫政策和鐵鏈女事件的批評，這是太坦蕩的代價。然而，我也認為其實是時候了。這件事情給我一個新的開端，讓我和丈夫在德國柏林開設了出版社，並在歐美出版《米拉蒂》。

出版社的員工只有一位，就是我先生。他擔任上至總編下至財務稅務的所有職位。我只管創作——寫作這件事就足夠佔據我的思想與生命，因此，我沒辦法顧及其他的事情。我就像過去對待任何一個出版社的主編社長一樣對待他，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不過，我們認為台灣有非常成熟的業界，這次《米拉蒂》當然是交給本地出版社來幫忙處理了，我也希望能透過這部作品回到台灣。

Q　《米拉蒂》的故事從八○年代初展開，這段時間可以說是兩岸三地徹底走上不同軌道的時刻。中國大陸則在書中被形容為一段「過渡時期」。港台讀者對於這段改革開放的早期歷史，是相對不熟悉的。我們想請老師分享《米拉蒂》選擇以八○年代初作為小說開首的原因。

A　西方的七○年代是反叛的尾聲，人們反叛著物質需求，但是八○年代的中國是擁抱物質的。比方說，那個時候人們挖空心思如何能弄到一台洗衣機和冰箱。但是在過去時期，中國提倡愈窮愈美，愈窮就愈革命。那是一種巨大的變化，飢餓從「革命的」變成「有罪的」。就在西方反叛物質的時候，我們開始了對於物質的追求。

我希望能在《米拉蒂》裡讓台灣的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看到我們的青春期，還有中國在那時期第二、三度的青春期。我們曾經有過的那些夢想，我們曾經怎樣瘋狂的愛過，曾經怎麼瘋狂地進入了一種自認為是永恆的自由狀態。這一切都在這樣的十年裡發生。如果沒有八○年代那十年，我不會寫出以後在台灣得獎的作品，也不會走到今天。

八○年代那十年裡發生的事情，對於我們人格的塑造和改變是不可分割的。我在《米拉蒂》裡跨越那樣的十年，來展現自己對於自由的反覆考量，和對自由的不懈追求。現在我在大陸的發展被切斷了，只是，我相信一個人的精神自由要比財富自由更為重要。現在我求仁得仁，對付出的代價無怨無悔。這就是我現在寫《米拉蒂》的坦蕩態度，可以不必顧忌有哪些段落可能遭到封殺或者閹割。

Q　想要談談愛，又或情慾。《米拉蒂》的主角米拉在小說開始時二十歲，在愛情和政治上都處於初生的啟蒙時期。她去學習，去碰撞。愛在那段日子，愛在民族裡，愛在文學裡，在老師眼中是怎樣的事情？

A　八○年代也是中國從性禁錮到性解放的年代，人們不再認為自己的感官是有罪的了。在那以前別說是性了，就連愛情都是禁忌。很多家庭都是丈夫和妻子分居在兩個城市，至於他們之間有沒有愛，大家從來都不會去問。反正組合成一個家庭就好了。一直到了八○年代，他們從勞改勞教這種懲罰性的生活，回到原來的家裡，才有辦法重新審視自己對這個家庭究竟有多少愛。

我爸爸的那代人勇敢地走出了婚姻，他們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別人。一個被禁錮的社會反彈起來時的那種力量是非常可怕的，你把它壓得多低，彈起來的殺傷力就有多大。那是血淋淋的。這就是八○年代了，它體現了人性必將反彈的特殊性。所以假如沒有那樣的十年的話，我不能想像自己會有這樣的反抗精神。我也不能想像，當我得到這樣的自由以後，憑什麼要失去它。

我那個時候才意識到，這些自由是天賦的。我要沿著這些天條走下去，所以就走到了國外。而情愛和感官也是天賦的，這種感受和享受不應該被歧視，而性也是在八○年代第一次被放到了大雅之堂上。愛情從來不是一種蒼白的、無生命的、無血性的感情，它是美的。

Q　在《米拉蒂》裡反覆提到醜和美，米拉一直對於醜非常敏感：「那些年，人們不敢美，美毫無褒義，正如醜並非貶義」。但那是歷史的不得不為之，想在這裡請教老師，對於美醜的看法。

A　我記得在我父親罹癌時，很多人跟我講要找這個放射師或住進另外那家醫院，而這些人我都要塞紅包，才能獲得幫忙。當我塞出去這個紅包時，覺得自己一定很醜。我臉上的笑容一定是很擰巴的，是違心的。那時我就覺得，人怎麼可能這樣長期活在這種自我醜化的狀態裡生活？這最後怎麼可能不變醜？

然而我卻發現這種醜愈來愈多了，而人際關係裡的清高也愈來愈少。這是從生命深層裡透出來的醜，而也是因為這種醜陋，讓我決定後來不回中國。那些都是道德上的麻木，而如果我要面對這些麻木，就比方說在飯局裡碰到，也必須要把自己灌醉才能跟他們講得上話。反正他們也不敢涉及深層次的話題，也不會在真相上過於較真。

可以回到《米拉蒂》裡八○年代的性解放，那還包含了人性裡的性。一個人的激情是從本性而來的，那種美的爆發是無法違背自己內心的。如果要美，人們必須非常坦蕩地面對自己，就像主角米拉的父親米瀟寧可去過底層藝術家的生活。當他簡簡單單地替人畫肖像時，他的內心和行為統一了，於是，他感覺到自由，感覺到坦蕩，感覺到了誠實，也感覺到了美。

Q　在二○二○年代後，有不少香港人由於政治打壓選擇在海外成立出版社。而在台灣，也有本地出版社出版「異見」作品。而老師的「新歌媒體」和《米拉蒂》是這波浪潮中的一個指標。對於海外華人文化越發蓬勃，想請教老師對這個現象的看法。也希望可以分享「新歌媒體」之後的出版方向。

A　在成立出版社時，我希望首先能把過往被刪改的部分加回去，然後是覺得從此以後的寫作，就不再受審查了。現在我到了這個位置，還不能伸開手腳，還要委委屈屈的，不如就不寫算了。我從一個窮學生的身分離開中國，如今衣食無憂，是時候讓我用自己的方式過生活。我想從《米拉蒂》開始，之後再出版《芳華》的未刪節版。這是我在大陸出版的最後一本小說。

但我也打算為其他作家出書，只要他們擁有坦蕩的性格和作品具備足夠文學價值的話，尤其是中國政府反對的作家，我就想替他們出版。這裡頭包含著翻譯家，因為被政府反對的譯者是得不到翻譯費的，他們只能從事非常艱苦的工作。我希望出版社日後能成立一個基金會，來讓這些作品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這樣才算公平。

現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了所有的印刷媒體，有很多人受不了就離開了。不只是寫字的，也有拍電影的。但我覺得這未嘗不是一種機會。就像是當時猶太人沒有國家，卻以信念形成了一片無形的國土，他們在任何國家都能堅持著相同的信仰，那麼國土就一直都在延續。我們也可以這樣想像，我們的文字，我們的寫作，可以給予我們一片國土。

本文作家簡介：
採訪撰文｜沐羽
來自香港，落腳台北，寫小說散文評論。著有小說集《煙街》，散文集《痞狗》。獲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首獎（小說組）。散文入選《九歌111年散文選》。香港浸大創意寫作學士，台灣清大台灣文學碩士，不想讀博，感謝問候。文章見網站：pagefung.com；讀書筆記IG專頁：不搞掂讀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