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一家自由的出版社,出一些坦蕩的書──專訪中國小說家嚴歌苓

作家嚴歌苓。攝影|周鵬、蘇糖
作家嚴歌苓。攝影|周鵬、蘇糖

採訪撰文|沐羽
攝影|周鵬、蘇糖

在柏林成立的社「新歌媒體」(New Song Media)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嚴歌苓的《米拉蒂》。自從批評當局被封禁後,她決意以創作來回到八○年代——一段中國的轉型時期,一曲自由的贊歌。八○年代是兩岸三地走上截然不同路線的起點,我們至今都能看到一條棉線以極其急劇的速度鬆開分岔的後續影響。《米拉蒂》處於這樣的時代分歧位置,寫出嚴歌苓對於那段美好時光的眷戀。那是一段逝水的濫觴,一次追憶的展覽。

Q 《米拉蒂》由您創辦的出版社「新歌媒體」(New Song Media)出版發行,在訪談裡,您稱它為「第一本完全未經審查的書」。它在今年由台灣惑星文化出版繁體中文版,能否請老師分享一下創辦出版社的緣由,以及在台灣出版對您的意義?

A 台灣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陌生。在我到美國求學的那些年,一直到當下,跟台灣都沒有斷過。應該這樣說吧,我整個文學的起飛是在台灣開始和完成的。也是因為我在台灣得獎,導演才找到了我,要買《少女小漁》的電影版權。台灣是我的福地。當我走上流亡道路時,是台灣讓我一直走到今天。它是我非常重要的大本營。

後來我被大陸封禁了。因為我講了一些防疫政策和鐵鏈女事件的批評,這是太坦蕩的代價。然而,我也認為其實是時候了。這件事情給我一個新的開端,讓我和丈夫在德國柏林開設了出版社,並在歐美出版《米拉蒂》。

出版社的員工只有一位,就是我先生。他擔任上至總編下至財務稅務的所有職位。我只管創作——寫作這件事就足夠佔據我的思想與生命,因此,我沒辦法顧及其他的事情。我就像過去對待任何一個出版社的主編社長一樣對待他,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不過,我們認為台灣有非常成熟的業界,這次《米拉蒂》當然是交給本地出版社來幫忙處理了,我也希望能透過這部作品回到台灣。

Q 《米拉蒂》的故事從八○年代初展開,這段時間可以說是兩岸三地徹底走上不同軌道的時刻。中國大陸則在書中被形容為一段「過渡時期」。港台讀者對於這段改革開放的早期歷史,是相對不熟悉的。我們想請老師分享《米拉蒂》選擇以八○年代初作為小說開首的原因。

A 西方的七○年代是反叛的尾聲,人們反叛著物質需求,但是八○年代的中國是擁抱物質的。比方說,那個時候人們挖空心思如何能弄到一台洗衣機和冰箱。但是在過去時期,中國提倡愈窮愈美,愈窮就愈革命。那是一種巨大的變化,飢餓從「革命的」變成「有罪的」。就在西方反叛物質的時候,我們開始了對於物質的追求。

我希望能在《米拉蒂》裡讓台灣的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看到我們的青春期,還有中國在那時期第二、三度的青春期。我們曾經有過的那些夢想,我們曾經怎樣瘋狂的愛過,曾經怎麼瘋狂地進入了一種自認為是永恆的自由狀態。這一切都在這樣的十年裡發生。如果沒有八○年代那十年,我不會寫出以後在台灣得獎的作品,也不會走到今天。

八○年代那十年裡發生的事情,對於我們人格的塑造和改變是不可分割的。我在《米拉蒂》裡跨越那樣的十年,來展現自己對於自由的反覆考量,和對自由的不懈追求。現在我在大陸的發展被切斷了,只是,我相信一個人的精神自由要比財富自由更為重要。現在我求仁得仁,對付出的代價無怨無悔。這就是我現在寫《米拉蒂》的坦蕩態度,可以不必顧忌有哪些段落可能遭到封殺或者閹割。

Q 想要談談愛,又或情慾。《米拉蒂》的主角米拉在小說開始時二十歲,在愛情和政治上都處於初生的啟蒙時期。她去學習,去碰撞。愛在那段日子,愛在民族裡,愛在文學裡,在老師眼中是怎樣的事情?

A 八○年代也是中國從性禁錮到性解放的年代,人們不再認為自己的感官是有罪的了。在那以前別說是性了,就連愛情都是禁忌。很多家庭都是丈夫和妻子分居在兩個城市,至於他們之間有沒有愛,大家從來都不會去問。反正組合成一個家庭就好了。一直到了八○年代,他們從勞改勞教這種懲罰性的生活,回到原來的家裡,才有辦法重新審視自己對這個家庭究竟有多少愛。

我爸爸的那代人勇敢地走出了婚姻,他們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別人。一個被禁錮的社會反彈起來時的那種力量是非常可怕的,你把它壓得多低,彈起來的殺傷力就有多大。那是血淋淋的。這就是八○年代了,它體現了人性必將反彈的特殊性。所以假如沒有那樣的十年的話,我不能想像自己會有這樣的反抗精神。我也不能想像,當我得到這樣的自由以後,憑什麼要失去它。

我那個時候才意識到,這些自由是天賦的。我要沿著這些天條走下去,所以就走到了國外。而情愛和感官也是天賦的,這種感受和享受不應該被歧視,而性也是在八○年代第一次被放到了大雅之堂上。愛情從來不是一種蒼白的、無生命的、無血性的感情,它是美的。

作家嚴歌苓。攝影|周鵬、蘇糖

Q 在《米拉蒂》裡反覆提到醜和美,米拉一直對於醜非常敏感:「那些年,人們不敢美,美毫無褒義,正如醜並非貶義」。但那是歷史的不得不為之,想在這裡請教老師,對於美醜的看法。

A 我記得在我父親罹癌時,很多人跟我講要找這個放射師或住進另外那家醫院,而這些人我都要塞紅包,才能獲得幫忙。當我塞出去這個紅包時,覺得自己一定很醜。我臉上的笑容一定是很擰巴的,是違心的。那時我就覺得,人怎麼可能這樣長期活在這種自我醜化的狀態裡生活?這最後怎麼可能不變醜?

然而我卻發現這種醜愈來愈多了,而人際關係裡的清高也愈來愈少。這是從生命深層裡透出來的醜,而也是因為這種醜陋,讓我決定後來不回中國。那些都是道德上的麻木,而如果我要面對這些麻木,就比方說在飯局裡碰到,也必須要把自己灌醉才能跟他們講得上話。反正他們也不敢涉及深層次的話題,也不會在真相上過於較真。

可以回到《米拉蒂》裡八○年代的性解放,那還包含了人性裡的性。一個人的激情是從本性而來的,那種美的爆發是無法違背自己內心的。如果要美,人們必須非常坦蕩地面對自己,就像主角米拉的父親米瀟寧可去過底層的生活。當他簡簡單單地替人畫肖像時,他的內心和行為統一了,於是,他感覺到自由,感覺到坦蕩,感覺到了誠實,也感覺到了美。

Q 在二○二○年代後,有不少香港人由於政治打壓選擇在海外成立出版社。而在台灣,也有本地出版社出版「異見」作品。而老師的「新歌媒體」和《米拉蒂》是這波浪潮中的一個指標。對於海外華人文化越發蓬勃,想請教老師對這個現象的看法。也希望可以分享「新歌媒體」之後的出版方向。

A 在成立出版社時,我希望首先能把過往被刪改的部分加回去,然後是覺得從此以後的寫作,就不再受審查了。現在我到了這個位置,還不能伸開手腳,還要委委屈屈的,不如就不寫算了。我從一個窮學生的身分離開中國,如今衣食無憂,是時候讓我用自己的方式過生活。我想從《米拉蒂》開始,之後再出版《芳華》的未刪節版。這是我在大陸出版的最後一本小說。

但我也打算為其他作家出書,只要他們擁有坦蕩的性格和作品具備足夠文學價值的話,尤其是中國政府反對的作家,我就想替他們出版。這裡頭包含著翻譯家,因為被政府反對的譯者是得不到翻譯費的,他們只能從事非常艱苦的工作。我希望出版社日後能成立一個基金會,來讓這些作品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這樣才算公平。

現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了所有的印刷媒體,有很多人受不了就離開了。不只是寫字的,也有拍電影的。但我覺得這未嘗不是一種機會。就像是當時人沒有國家,卻以信念形成了一片無形的國土,他們在任何國家都能堅持著相同的信仰,那麼國土就一直都在延續。我們也可以這樣想像,我們的文字,我們的寫作,可以給予我們一片國土。

本文作家簡介:

採訪撰文|沐羽

來自香港,落腳台北,寫小說散文評論。著有小說集《煙街》,散文集《痞狗》。獲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首獎(小說組)。散文入選《九歌111年散文選》。香港浸大創意寫作學士,台灣清大台灣文學碩士,不想讀博,感謝問候。文章見網站:pagefung.com;讀書筆記IG專頁:不搞掂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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