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日治時代!尋找臺灣各行業的職場女性身影及故事

重回女性躍入現代職場的開端

每天通勤時是否注意過身旁同行的有誰?可能是腳踩高跟鞋的 OL、認真回覆工作群組的女強人,或是右手牽小孩、左手拿公事包的媽媽,她們都是在職場打拚的職業婦女。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但在百年前的今天,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中央研究院「」專訪院內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經由地毯式搜集各式史料檔案,訪問近百位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一起了解臺灣女性如何脫胎換骨,在職場與公共領域發光發熱!

採訪撰文|田偲妤

美術設計|蔡宛潔

圖|iStock

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無論在學校、醫院、各類公司行號、甚至戶外工地都能見到女性的身影。然而,在百年前的臺灣社會,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直到日治時期現代化思想傳入,殖民政府有計畫地開發臺灣經濟,臺灣女性終於迎來改變的契機!

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透過地毯式搜集各式檔案與史料,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

究竟傳統漢人女性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轉機促使女性走入職場?在職場上面臨哪些難題?工作中學習到的新知又對親友與社會大眾產生何種影響?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地毯式搜集各式史料檔案,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
圖|研之有物


傳統女性不工作?付出的勞力超乎你的想像!

你對傳統漢人女性的印象是什麼?是裹著小腳整天窩在家中?還是相夫教子的賢內助?上述刻板印象常讓我們以為漢人女性不事生產。事實上,無論是大家閨秀或平民女子,多少都會付出勞力。

富貴人家的千金雖然裹著小腳,依然會為家中做些縫紉、編織或刺繡之類的女紅。生活在鄉村的女性更是刻苦耐勞,纏足婦女就算行動不便,還是會下田工作、飼養牲畜,或是去茶廠幫忙撿茶、編織草帽或草蓆。許多粗重工作也可見到女性身影,例如生活在礦區的婦女會跟著丈夫下坑採礦,彼此赤裸著上半身在悶熱的礦坑內工作。

纏足農婦從事養豬工作
圖|游鑑明提供

臺灣女性的精明能幹還展現在家務的操持上,在名為「鬮書」的分產與買賣契約,經常看到女性擔任仲裁或見證人的角色。還有寡婦甚至會立約對外招夫養子,跳脫女子婚姻只能由父兄作主的窠臼。

上述勤儉美德、主持家務與勞動經驗在女性親屬之間代代相傳,為臺灣女性從一、二級產業往知識密集職業發展奠下改變的因子。然而,女性要成為名副其實的職業婦女並不簡單,還必須解除傳統習俗對身體與心智的束縛。


解除身體束縛!風起雲湧的放足運動

我們常聽到古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在審美觀上崇尚「三寸金蓮」,但這些習俗皆是阻礙女性往外發展的高牆。

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讓臺灣女性可以更大量地投入經濟活動,決定從「廢除纏足」和「興辦女學」做起。但是光憑政府一己之力還力有未逮,必須借助民間的力量共同革除陋習。

纏足、辮髮、吸鴉片被日人視為臺灣三大陋習,根據目前所知最早的調查發現,1905 年的臺灣計有 80 萬 616 人纏足,約佔臺灣女性總人口的 56.9%,其中閩籍女性約佔 68%。換句話說,1905 年以前高達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性有纏足。

要改變根深柢固的觀念並不容易,加上日治初期需攏絡民心、消弭反抗,於是採取漸進政策。深受百姓尊崇的紳商名流、知識份子等地方領導階層,是總督府極力爭取合作的對象。

治臺初期,總督府經由報章雜誌讓地方領導階層了解,纏足對女性的身心造成莫大的危害,且中國維新人士已大力倡導放足,臺灣應跟上世界潮流!自此,紳商名流組織的天然足會在各地發起放足運動。

許多推動放足運動的地方紳商妻女率先放足,並相繼加入鼓吹放足的行列。婦女之間惺惺相惜,對於纏足的痛苦更能感同身受,促使放足人數大幅增加。

放足觀念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環,游鑑明分享從受訪者處聽到的故事:「學校老師會拿根棍子戳戳學生的鞋子,確認腳是否有放大。」而學校也宣導纏足會讓地震來時難逃生,或是透過展覽會展示纏足後變形的可怕雙腳。

總督府眼看社會風氣已成熟,自 1915 年 4 月開始,正式透過保甲制度發起強制放足命令,除了因蹠趾變形無法放足,拒絕放足者會被處以罰鍰。在強制命令的推行下,1916 年 3 月的放足人數已達到 67 萬 3 千人。

放足後,行動的便利性擴展臺灣女性從事經濟活動的範圍,但要成為擁有專業技能的職業婦女還需接受教育或專業訓練。


勸學大作戰開始!如何打動家長的心?

在重男輕女的傳統社會中,讀書對絕大多數的女性來說是種奢侈,儘管日本政府將女子教育列入教育體系中、成立專供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但在日治中期以前,女童就學的意願依然低落。

游鑑明細數女童無法就學的原因:「很多女童因為家中農忙、天氣不好、學校男學生多、沒有女老師等原因就不去唸書,有女童甚至要女扮男裝才敢去唸書。」

為了提高女童就學率,日本政府採取放寬就學年齡、男女分班、增加女老師等教育制度。此外,總督府發現,家中女性長輩掌握女童的讀書權,於是曾在士林舉辦女性限定的展覽會,展出插花、摺扇、和服等日本傳統工藝,邀請祖母、媽媽帶女童一起參觀,讓媽媽們知道女童入學就能學習手工藝,可為將來結婚預備嫁妝。

學校方面也派出老師挨家挨戶勸學,其中女老師的勸學成功率相對較高,因為女老師是因為唸了書才改變身分地位,她們的現身說法較能打動家長的心。

在官民的相互呼應下,1938 至 1942 年間,臺籍女童入公學校就讀率上升到 54.1%,但能接受完整初等教育的女童,大約為全部學齡童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來自中上階層家庭。

如想繼續攻讀高等學歷,臺灣本地的教育措施並不完善,缺乏獨立的女子專門學校。以培養女老師的學制為例,女學生自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下稱三高女)畢業後,殖民政府只在校內附設師資班做短期的職前培訓。至於有志從醫的女生,則必須出國留學才能獲得深造機會。

三高女講習科學生實地授課
圖|游鑑明提供

雖然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未能延伸到高等教育,但教育程度可作為有力的求職履歷,此一新觀念開始在民間扎根,為想要翻轉身分地位的女性帶來希望。


職場女先鋒現蹤!新摩登女子躍上時代舞台

那麼,日治時期出現哪些女性從事的新興職業呢?進入職場又為女性帶來哪些改變?游鑑明的研究聚焦在五種新興職業:女教員、女醫生、新式產婆、看護婦、女工,她發現這些投入職場的女性雖然出生背景、學經歷與工作內容存在差距,卻具備四項共同的現代性特徵。

首先,女性開始積極「參與」更多元的工作,甚至嘗試爭取以男性居多的職業。例如從臺北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的吳謹,進入臺北自動車講習所接受司機員培訓,於 1928 年成功取得司機執照,成為當時臺北州公共汽車唯一的女司機。

1928 年臺北州唯一的女司機吳謹女士
圖|游鑑明提供

其次,經由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養成的女性也更具「雄心壯志」!例如女醫生和新式產婆要在地方開業,必須想辦法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並盡可能打開知名度、招攬生意。因此,我們可在日治時期的報紙看到女醫生刊登的宣傳廣告,在藥局看到新式產婆掛的廣告招牌,她們積極在社會上為自己發聲。

女醫生與新式產婆在報紙上刊登廣告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游鑑明)

其三,職業婦女的「地理活動」範圍也因求學與工作等原因而擴大。例如中南部的女生遠赴三高女圓老師夢,取得教師資格後會被分派到異鄉執教。在保守的臺灣社會,女生獨自離鄉謀生是相當重大的決定,更別提女醫生還須出國留學、克服文化差異。

女醫生石滿遠赴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就讀,於 1931 年取得文憑。
圖|游鑑明提供

其四,女性靠自己賺取穩定的薪水後,「消費取向」開始改變,更有能力為自己與家人添購新興商品或奢侈品。例如女工為了讓家人定時抱孩子來餵奶,會購買時鐘,進而將現代時間觀帶入家庭。女教員、女醫生會為自己挑選最摩登的西式婚紗,帶動流行風潮!

1923 年,女教員蔡素女身穿西式婚紗,與丈夫、娘家親戚合影。
圖|游鑑明提供


殖民現代性的矛盾:歡迎成為摩登人士,但你休想往上爬!

女性就業是臺灣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但日本政府重視的是思想同化與經濟發展,極少顧及臺灣勞工的就業權益,骨子裡採行一種「殖民現代性」的治理方針,因此就業措施不完備、職場差別待遇、種族與性別歧視等問題幾乎天天上演。

例如臺籍女教員的薪資不只比日本、臺灣的男教員低,也比日本女教員低,但臺灣和日本女教員明明是來自一樣的養成背景。

此外,多數臺籍女教員就算能力再強,也只能教低年級學生或家事課程。直到戰爭末期,男教員上戰場、日籍教員返國,才有機會教到中高年級學生。

日治時期稱為「看護婦」的護理師則被迫簽訂「單身條款」,婚後必須離職,造成很少人能夠久任。此外,臺籍看護婦還需忍受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

同時擁有看護婦和產婆執照的尹喜妹,在二戰時被派往海南島工作,她向游鑑明抱怨日方的差別待遇:「院方規定凡是參加醫療隊的日籍護理人員都可以留職停薪,可是臺灣人卻必須辦理離職手續,護士長的人選卻是經驗遠不如我的日本人。」

尹喜妹女士(左一)與日赤醫院助產士合影,她一生接生過數千名新生兒。
圖|游鑑明提供


造福大眾的女天使──以專業助人的職業婦女

儘管在職場上充斥許多不公平待遇,學得一技之長的職業婦女仍將新觀念傳遞給周遭親友,造福社會大眾。

新式產婆的出現即是產家與新生兒的福音。在缺乏衛生觀念的時代,傳統產婆會用生鏽的剪刀斷臍、以胡麻油塗抹嬰兒的肚臍,一不小心就會造成細菌入侵,引發破傷風或敗血症。

書名: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作者:游鑑明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22-10-07

為了降低嬰兒夭折率,日本政府規定,傳統產婆一律要接受 3 至 7 天的講習,且只能在限定地點開業 3 年,如遇難產則需由婦產科醫師負責接生。此外,公家和民間醫院也紛紛開設產婆講習所,培養具備產前檢查、接生技術與衛教觀念的新式產婆。

新式產婆也兼負起教育產家正確生產觀念的義務。產婆劉阿秀提到,有些家庭迷信用舊衣包裹新生兒可以助其成長,不知此舉可能造成細菌感染,因此她會要求產家在預產前幾日要清洗床單與衣物,以太陽曝曬方式確實殺菌。

這群誕生於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歷經求學、受訓與職場挑戰,在打拚事業之餘努力兼顧家庭。進入國民政府時期,許多女性揮別殖民政府的束縛,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參選縣市議員為公眾服務,或以職場前輩身分作育英才,她們正是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游鑑明感謝近百位受訪人願意分享自己的生命歷程,許多人更與她成為摯友。圖為看護婦林月霞女士贈送的手繪書畫。
圖|研之有物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閱讀」頻道。原文為「跨越時空!尋找日治時期臺灣職場女先鋒」,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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