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權力有多沉重?讓狂想劇場《非常上訴》來告訴你

《非常上訴》重現白色恐怖政治犯楊川與陳欽生的故事,利用法庭戲讓觀眾站在至高點,思索國家法統與歷史的關連。(圖/狂想劇場,攝影李欣哲)
《非常上訴》重現白色恐怖政治犯楊川與陳欽生的故事,利用法庭戲讓觀眾站在至高點,思索國家法統與歷史的關連。(圖/狂想劇場,攝影李欣哲)

文/陳怡慈

「我們將放棄做出裁判的權力,在脫下這身法袍之後,我們都是普通人。即使在法律的保護傘下,我們也沒有能力做出真正公平的判決。」

這是狂想《非常上訴》法官脫下法袍,走入群眾中的一幕,同時也是在花費近兩小時呈現政治犯楊碧川、陳欽生的遭遇後,交給現場所有觀眾投票決定:1949–1987年間,這個國家政體到底能否以暴力手段脅迫人認罪,並侵害一個人的人生?

楊碧川出生在台灣,陳欽生則是馬來西亞人,少年時來台灣讀書。1970年,甚至連大學都未畢業的他們,不約而同成為國民政府眼中意圖顛覆國家政權的政治犯。這是我們時常耳聞卻不見得熟悉的「白色恐怖」一環,當時有些政治犯遠走海外、有些政治犯莫名失蹤、有些政治犯死在監獄,同時也不乏有人懷抱熱忱走上政壇。然而白色恐怖的不單是這些你我知道的人物,是由無數無名小卒的積累才能產生改變,許多蒙冤受苦的平民百姓被淹沒於洪流之下,楊碧川與陳欽生也是其中的代表。

到底政治犯所犯下的「罪」在何處?一個以民主為號召的國家,展露自我意志就是犯罪嗎?國家體制是否有權力去審判一個「展現意志」的人?

2019年,《非常上訴》在桃園鐵玫瑰藝術節演出,以探討白色恐怖為題,呈現的便是楊碧川與陳欽生兩人的故事。導演廖俊凱為兩位政治受難者打造了「非常上訴」法庭,透過紀錄劇場的形式,將史料鋪陳在觀眾面前,並且為了消弭冗長沉悶的法庭戲,利用演員演繹兩人的故事,現場並以鏡頭取景舞台上每一個人的表情及反應作即時投影,讓這些反應也成為刺激觀眾思索的一環。

走出悲情路線,讓議題討論更為理性

導演廖俊凱(左)與影像導演楊詠盛(右)都希望議題的討論能更為理性、面向更廣泛。(圖/狂想劇場,攝影趙珮榕)

原本狂想劇場的創作路線就是面向真實社會的,比如觸發於《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的《島上的最後晚餐》,或者因疫情而探索社會樣貌的《單向封鎖》。2019年,導演廖俊凱無意間知道他與楊碧川住在同一個社區,讓正在準備創作的他,有了利用紀錄劇場形式呈現受難者人生的想法。

對於廖俊凱而言,劇場像是一種預演,戲劇預先操作了現實生活中會發生的事情,引發觀眾的思辯。像白色恐怖這類題材,過往總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訴諸悲情;但廖俊凱與影像導演楊詠盛討論過後,兩人都表達了希望讓這齣戲走向更為歷史、法理的路線,以期大眾能理性探討。畢竟等歷史議題短期間內沒有解答,如果我們不能深掘它,那麼未來大家就只習慣於訴諸情感了。

但是,要將法庭搬上舞台並不容易:第一個難關是轉型正義的審理,既牽涉了對過去歷史的理解、又要具備法條知識,若不考驗觀眾的事前準備,就需要軟化大量的素材,選擇用可口的方式傳遞給觀眾。次之是「非常上訴」法庭跟一般觀眾認知的法庭戲不同,非常上訴往往是由檢方針對審理過程及法條使用上的瑕疵去做上訴,因此開庭時,檢方跟律師會站在同一立場,整體比較像是行政庭,缺乏大家習慣在法庭劇上看到的針鋒相對與火花四射。以戲劇來說,真正「反方」反而比較像是法官或者審理流程。

真實生活的法庭非常沉悶,因此《非常上訴》透過利用演員演繹受難者的人生,來讓觀眾理解兩位主要角色的生活與心境。(圖/狂想劇場,攝影陳少維)

利用拍攝手法,軟化史料

此時投影就派上了用場。為了在現場解釋法條及歷史背景,團隊製作了動畫或多媒體內容,投影於天幕,讓觀眾能隨著戲劇的進行,看到這些圖像或動畫輔助解釋法條與困難議題。同時這種較為視覺性的詮釋,也方便大眾快速吸收。

再者,為了克服法庭的沉悶,團隊也選擇讓當事人楊碧川與陳欽生陳述自己的故事,並搭配演員飾演他們的內心狀態,以喚起觀眾的情感調度。不僅如此,為了更為貼合當年的情境,影像導演楊詠盛也利用紀錄片混合劇情短片的古今對照,回到真實事件的發生地點,模擬情境,呈現政治受難者的日常,並剪接真實史料,交錯兩者,再與現場的即時投影融合,為的就是讓觀眾的共感更為深刻。

上述這種軟化素材的方式,確實為消化沉悶的文件帶來很便利的形式,亦重現了單純文件無法呈現的:一個人的痛苦、悲傷、受難,以及國家的暴力,抑或是權力的可怕。有陣子的網路流行語常說「文字是冰冷的沒有感情」,但當文字轉化為影像,那份熱度卻也沉重地壓著人喘不過氣。

影像導演楊詠盛以紀錄片拍攝手法,讓觀眾對戲劇內容的共感更為放大。(圖/狂想劇場,攝影李欣哲)

將生命的重量,交付到你的手中

富有重量感的亦不單是呈現他人的人生,當舞台上的法官忽然宣布放棄審判的權力,改由觀眾席來投票審判時,也讓很多原先抽象的問題藉由這個行為浮上台面:政府作為一個政體,可以擁有多少權力?人命的孰輕孰重由誰來判定?國家能否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個重擔,藉著這個舉措,由法官傳遞到了觀眾身上。

的確,投票讓選項單純化,你可以選擇過去國家權力的執行是否「合法」或「不合法」,抑或同樣放棄審判權不投票。但正是因為透過公投的形式,戲劇並未讓你忽略「判決」是多麼沉重。過往我們在觀看影視法庭戲時,因為理解戲劇背景而有尋求正義的快感;但當《非常上訴》把史料都呈現在你眼前、也把受難者的人生一併呈現時,你會發現無論是人性、真相、紙本紀錄,都變得如此複雜,背後牽涉到的生命與人際關係亦是,做決定忽然變得沉重不已。

然而這或許也是思考議題必經的程序。

當非虛構故事走入你的日常

虛構故事因為拉開了距離感,得以利用情節狠狠戳入人心;但也有時候,正因故事並非虛構,你知道歷史上有人因此遭受不公待遇、有人人生被國家破壞、有人蒙受不冤卻終生未有解答,故事才會顯得更為沉重。那是發生在你我周遭、你日常行走錯身而過的伯伯婆婆身上的真實故事,他們臉上的滄桑不僅是身體的老化,也有可能是在這個體制下傷痕累累的堆積。

對於導演廖俊凱來說,劇場沒有百分百的完美,永遠可以做到更好;但劇場是創造一個事件、提供觀眾一個入口,把希望被觀眾了解的面向原原本本地呈現於觀眾眼前,最後期待在這個濃縮的空間裡,大家一同來思辯,「來挑戰我們的看法。」

訪問的最後廖俊凱提到,無論你是否被說服、或持相反立場,都沒有關係。在放棄詮釋權並交由觀眾決定最終結果的同時,創作團隊也在情感上把自己置於一個不安全的位置,但這就是民主,也是狂想劇場《非常上訴》的核心。

●本文為 AQ廣藝誌 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琅琅悅讀」頻道,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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