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石濤白恐小說人物原型：臺南女中缺席的畢業生

文．口訪側記｜楊素芳（臺南女中教師）

圖片提供｜王劼

葉石濤說：「臺南是一個適合人們作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活的地方」。有心探索這座城市的人，可循著葉老的文學足跡，感受他對這塊土地的豐富情感。本文主角黃采薇與葉老有著許多府城生活的共同經驗，也曾為政治受難者。對於生活在此的我們，有何意義連結？或許，認識自己認識歷史，就該從在地開始！

從地方開場：他們，在臺南過生活

第一次訪談後，黃前輩的兒子寄來女中校刊的掃描檔案，這是署名高三乙黃采薇的投稿，篇名是〈擠的痛苦〉。文章由三段落組成，描寫不同景象的「擠」所造成的痛苦，過於狹小擁擠的家屋、令人窒息的擁擠車廂，以及擠不出稿子的焦慮情緒。文章雖短，卻寫實生動。

為什麼以「擠」做為書寫題材？仔細想想，十七歲的黃采薇，府城人、就讀女中、父親經營牙科醫院，這些關於階級的困境，應當不是她的日常經驗，然文中情境卻如此真實，宛如身處其中忍受痛苦的就是她本人。戰後湧入大量撤退避難的軍民，流離失所生活困頓，或許少女黃采薇見此情景，將憐憫之情化成文字藉以抒發。

〈紅鞋子〉有這麼一位人物：「辜雅琴小姐還在府城女中唸三年級，大約是十七歲吧。她長得矮小纖細弱不禁風，並不美，但是在長老教會虔誠家庭長大的這一朵暖房裡的花，卻是聰明和洞悉人間疾苦的。……在深宅大院裡幸福地長大的女孩，為什麼對人生的生老病死有徹底的瞭解和深刻的人道主義關懷，這正是叫我著迷的地方。」在葉老筆下，這位出身良好且受高等教育的女孩，熟讀社會主義書籍，對建立理想祖國充滿憧憬，人物原型設定正是黃采薇。

戰後政權輪替，時局動盪，牽動許多府城知識份子的關心，他們藉著自編刊物，一方面磨練中文書寫能力，一方面抒發對時局的關注。葉石濤與黃采薇就是在這樣的文藝同好場合認識，同時期參與的人還有丁窈窕，及後來同案入罪的紀經俊。

一直到解嚴後，葉老方以小說形式敘寫自己的白色恐怖經驗〈紅鞋子，1988〉及被捕定罪後的心路歷程〈牆，1989〉，除了寫自己，葉老也於文中鋪陳角色，連帶解釋了黃采薇為什麼會陷入政治案件的緣由。

靠近白色1950s：左傾獲罪的年代

二戰結束隨之而來的內戰與韓戰局勢發展，交織出一個噤聲恐怖的白色年代。究竟，當時的知識青年是如何看待時局變化？加入共產黨的動機又是什麼？黃前輩提到當時女中老師會在課堂上分析國共內戰，大家都很愛聽，「情勢上就是大陸越來越強，國民黨逃到臺灣無惡不作，你會覺得說那邊的中國人那樣，我們這邊的中國人卻這樣，所以會想說也許他們那種有另外一種好的辦法」；四六事件時，很多人支持學生的主張與罷課行動，她也認為學生是對的。

對於這些思想上的變化，黃前輩是日後才有所意識，「你自己本來腦子裡有這個思想，它才會灌輸進去。你馬上把它打掉，不是就沒有了嗎？你也是接受了，甚至同意它，就是說這個世界應該平等的，所以不能一部份人永遠窮，一部份人永遠富，人道主義者一定會覺得說應該是這樣。」當時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因而接受左傾思想，僅僅希望臺灣可以更好，卻不見容於國民黨而遭到鎮壓，「一些知識份子看了書，他腦子裡自然就有一個是非感，就容易掉進這個陷阱，很多人實在是人才，卻被槍斃掉了。」

這個選邊站的陷阱，突顯了局勢改變所帶來的「昨是今非」荒謬感。四六事件之後，原本存在於大學校園內的左傾思想或行動，被嵌進「為匪宣傳」、「參加叛亂組織」的構成要件，成為獲罪的依據。

黃前輩提到一件事情，也說明了這樣的荒謬：「我們在女中的時候常常唱，就是他們現在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在女中學的。」（訪談者大驚：「為什麼不是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這首國歌？」）「因為要去遊行啊，剛剛光復的時候，那時候中共也還不是國家，是國民黨來接收的，就教我們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們同屆都會唱，勝利的那個遊行，就教我們唱這個。……學很多歌，都是共產黨的歌。」後來隨著中共建國，這些歌曲變成匪歌，不能再唱。

根據統計顯示，1950年至1953年期間抓捕人數最多，為政治案件的高峰期，以掃蕩共產主義份子及中共地下組織成員為主。黃前輩於1950年5月31日夜間被捕，還來不及參加畢業考，也沒能留下畢業合影，十八歲的她從臺南女中學生身份，遽變為官方檔案中的叛亂犯。

缺席的畢業照：成為女學生政治犯

幾年前，筆者為了撰寫本校丁窈窕校友的故事，翻查不少文獻資料，意外地在楊翠老師以性別視角為例，〈女性與白色恐怖政治事件〉附錄名單中發現黃前輩（楊翠，2006），一個多麼優雅浪漫的名字！得知她在高三畢業前夕被捕時，令我感到無比震撼。試想，一個每天在校園朝夕相處的人（「同學」、「學生」或「同事」），突然隔天沒來，之後也沒再出現，就此消失，大家有何反應？學校如何處理？出於好奇，理所當然會追問發生什麼事？或者，選擇不聞不問保持緘默才是安全？想必當時的高中校園也瀰漫著肅殺氛圍吧！

黃前輩一共涉入兩起政治案件，以下列出官方檔案對其犯行的描述。第一起案件是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委員會（李水井等案），1950 年 9 月 9 日判決書主文記載「參加叛亂之組織」，理由書載明輕判酌減論處的理由為「因愛情而聽從參加且無工作表現情尚可原」。

第二案是綠島再叛亂案（陳華等案），1954 年 10 月 20 日因案處刑在新生訓導處的黃前輩再度涉案，判決書主文記載「以演說為有利匪徒宣傳之罪」，理由書載以「被告方宗英寫匪歌〈歌唱祖國〉歌詞交被告黃采薇歌唱，又接受蔡炳紅反動教育，該犯行均難構成懲治叛亂條例上罪名，但黃采薇於罪刑中猶迷戀匪幫不能憬然悔悟，足徵其思想冥頑應交付感化以資糾正。」

從政治鎮壓對象與手段的比較，可以區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本質差異。前者採取無差別暴力，也就是傷及無辜也在所不惜，藉此恫嚇鎮壓；後者則因威權政府社會控制度較高，可以清楚辨明哪些是反抗者，可進一步採取選擇性暴力，施予懲罰。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案件，即是以法律及司法手段進行政治鎮壓，因而得以保留完整地的檔案資料。然資料量龐大且取得不易，加上政治檔案的解讀能力不足，這些挑戰常常讓教學者怯於投入白色恐怖相關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更遑論在許多校園內，白恐歷史仍是不可言說的禁忌。

筆者任教的學校坐落在府城南門城緣，是一所擁有百年歷史的女子高中，以貼近學習者生活場域或經驗為題材，可從在地空間、校園記憶、女性參與、校史書寫等角度切入，以人追案，佐以檔案史料文獻口述等資料，藉此立體化白恐歷史內涵，並探究威權體制何以不義。

以性別視角為例，關於涉案的詮釋，若對照黃前輩本人、檔案文字與民間記憶，可發現三者存在落差。官方檔案中，第一起是因愛情而聽從參加組織；第二起是接受男性受刑人反動教育而迷戀匪幫不知悔改。兩起案件皆與愛情有關，卻也幸運地成為輕判的量刑依據；而在相關民間口述歷史中，或混雜在男性政治犯的相關記述裡，或指向女性無端受牽連的情節，較少觸及女性政治犯的思想。換言之，女性政治犯的生命形象整體而言較為扁平或單一，雖有政治犯的名號，但卻被塑造成政治意識薄弱、被動捲入禍端的受害者形象。

相較於此，口訪時我們清楚感受到黃前輩堅定的反抗意識，「二二八時政府槍殺了想要和平談判的人，人民難道一點事都不做嗎？」、「那種（左翼的）書不是任何人都喜歡看，不好看啊，但我看得很快。」、「我覺得我沒有錯，錯的是國民黨」；在綠島為了躲避抓耙子的監聽，也有與之對抗方法，「裡面的幹事最喜歡東北人，會講日本話，他們來接近搭訕，聽我們談什麼。所以我們就有個默契在日本話裡面，每一句話都插入日文，比如說『手と足』，我們就加一個『の』，變成『手のと足の』混淆，他們就聽不懂了。」出獄後，常常有警察上門查戶口，「有一次那個警察說要進到家裡面看看，我就發火了，問他有搜索令嗎？我先生說不要跟他吵啦!但我就對著警察吼，說沒有搜索令擾亂人民，要把你告到保安司令部，把他趕走。」儘管背負政治犯的標籤，黃前輩對於不合理的事情，仍無法輕易接受。而根據她兒子王劼的回憶，父母親很關注時局，小時候家裡有許多黨外雜誌書籍，飯桌上也很常談論政治話題。

回到入黨涉案的緣由，我們止不住好奇心追問，（第一案）與紀經俊是怎麼認識？（第二案）蔡炳紅為什麼要丟信給妳？（細節省略⋯⋯）黃采薇前輩反而大方的承認，「年輕就是這樣！」，或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萌生愛意，或在禁錮苦悶的孤島上相互打氣。很慶幸地，數十年後的黃前輩仍擁有自由的心靈，記憶著消逝者的美好。

未能送達的畢業證書：記一段未完待續的校園平反行動

時間回到1950年代的臺南女中，黃采薇有著什麼樣的校園生活呢？「我們一屆是兩個班，大家都熟識，同學感情很好，最愛講話，只有五分鐘也嘰嘰喳喳講不停，聊得很開心」、「因為我鋼琴彈得不錯，所以由我們去參加比賽，臺南先比賽，再到臺北比賽，那時候不很公平喔，沒有分組，我們跟當音樂老師的人比賽，小孩跟大人比……」黃前輩憶起那場未能獲獎的音樂比賽，也談到女中老師經常指派她到校內外場合演奏，讓她有受重視的感覺，充滿感激之情。於是我們問到當初若沒有被捕，大學是否要繼續音樂之路？沒想到黃前輩突然露出調皮驕傲的神情，「沒有沒有，不是我吹牛喔，我在臺南女中會彈鋼琴大家都知道，會寫文章人家更知道」；原來，黃前輩的夢想是讀文學，「中文系或外文系，都是夢想，結果都沒有達到……我現在等於是高中肄業，後來就一直教鋼琴，高中肄業能找什麼工作，對不對？」。

為了瞭解黃前輩的生命故事，筆者偕同社會科同事進行三次訪談。提及學生時代的生活時，如同其他老校友一樣滿是美好回憶，她說道：「臺南女中代表我人生最快樂的時間」。判決確定後，開始可以接見，有同學到軍法處看他；而出獄後，受邀參加同學定期聚會，「大家都還是很好的朋友，她們並沒有害怕我，這對我是很大的安慰」。而原先不願接受訪談的黃前輩，是如此改變心意，「我覺得這個是我個人的事情，但我是臺南女中的學生，我有這種，怎麼講，應該是一種pride，感到說我沒有做錯事情。」

為了證明黃采薇曾經是本校校友，除了提出校友會《夢中的故鄉》影片及通訊錄名冊之外，也利用課餘時間到教務處翻找學籍資料，在布滿灰塵潮濕厚重的全開尺寸的歷屆學籍簿中，找尋戰爭前後幾年的資料。皇天不負過敏人，終於尋得《民國卅六年七月畢業初中部第二屆學籍簿》，第一頁貼有初中部三個班姓名條，接著是每人兩頁篇幅，登載個人資料及各年度學業品行成績等。這份得之不易的資料，平息校內部分質疑的聲音。

此外，還有另一個質疑。在「建請校方頒發黃采薇校友畢業證書」行政會議中，有同仁希望釐清她有沒有參加共產黨？若是「真匪諜」那還要平反嗎？會議陷入奇妙的氣氛，這提問點出了臺灣社會時至今日對威權統治評價仍無共識的困境。應該說些什麼來挽回局勢，於是筆者提出事前準備的補充資料，一份法務部函釋請求回復學籍疑義公文略以：「臺大、師院四六事件處理事宜，請教育部協調臺大、臺灣師大頒授當事人名譽學位」；加之，援引成功大學補發政治受難校友畢業證書，以及臺灣師範大學修訂校史新增四六事件等作法，使得這項帶有平反意味的提案，獲得半數以上的支持。

頒發儀式安排在五月底，也就是被抓捕的時間點，然而五月初黃前輩卻致電婉拒。終究，這場以校園歷史正義的平反行動，沒有走到最後。雖然有所遺憾，但尊重黃前輩的意願，應該是最圓滿的結果。

※本文摘選自國家人權博物館半年刊《向光》第5期〈臺南女中缺席的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