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舒楣／暗黑襲產、困難襲產與之外

文︱黃舒楣（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

2021年夏末秋初，促轉會發布中正紀念堂轉型方向之建議，引起關注。同時，國家人權博物館主辦的白色恐怖不義遺址小旅行邀請大眾走讀威權時期國家侵害人權的事件與史蹟點，延續2017-2018年間「臺灣監獄島：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全臺巡迴展」成果。這些同步進行的展覽教育活動至為重要，但大眾不易理解概念差別，常搞混「威權象徵」和「不義遺址」，誤認中正紀念堂是頭號不義遺址。

促轉會在臺灣所討論的不義遺址接近國際間所談的暗黑襲產（dark heritage）或困難襲產（difficult heritage），是性質暗黑、堪稱負面歷史教材事件發生處，亦有負面襲產（negative heritage）之說，常見案例是戰場、日本廣島的原爆圓頂、納粹大屠殺歷史下遍佈東歐的集中營，近年更擴及納入納粹大屠殺過程中所使用的運輸鐵道和中繼車站等等。這些地方往往成為暗黑旅遊（dark tourism）的目的地。此外，有些建築遺構場址本身就是大型困難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德國紐倫堡的大型集會場建築群，乃德國社會投票選舉出的納粹政權所運作操練愛國同志之處，或是2015年成為世界遺產但持續引起爭議的明治時期工業革命遺產系列，各項工業遺構及大型基礎設施支持了日本自明治時期起追求帝國發展所需的軍事化整備，投入大量勞動力，不惜代價亦可能不計倫理正義地動用、剝削國民和殖民地勞動力。深入理解這些遺址的身世過往難免讓人質疑起支持國家運作的國族主義論述、國族認同，甚至動搖認同，而需社會整體深沈反思和解才能重新出發，於是學者以「困難襲產（difficult heritage）」來討論此戰後德國情境。

困難襲產相關保存對話並不容易，即便有進步社群支持現場就地保存（in-situ preservation）困難襲產，主流社會多因保守政治價值影響，認為困難襲產影響社會和諧、妨礙社群自信心、散播恐懼，甚至引起矛盾對立。近年在日本東京中野區，小學生的家長們之間就為了是否應該在校園內留下舊中野刑務所大門遺構而有來回辯論，反對方認為該刑務所（監獄）所見證的戰後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是極為不榮耀的歷史，更不支持當代彰顯戰前曾因左翼思想入獄的藝文人士，保守家長甚至認為這些記憶對於小學生來說是「危險」的。這些遺址相關過往令人心痛、羞恥或感覺不安，也有學者稱之為「傷痛及恥辱之地（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中正紀念堂是「威權象徵」？還是不義遺址？

回到臺灣，我們可參考促轉條例第二條（任務）及第五條（定義）來釐清中正紀念堂是條例中所談的威權象徵，並非不義作為直接發生之處。且需理解「威權象徵」所相關的威權統治不是針對特定強人而有的隨意標籤，而是著重在違憲政權之合法性，如何透過象徵物來掩飾、打造延續其合法性，而轉型正義下處理不義遺址的重點在於審視這些象徵物和公共建築或場所的構成，以移除、改名或其他方法來中斷威權象徵的有效運作。

「不義遺址」多半沒有威權象徵那麼清楚外顯的紀念性或建築形式，而是指涉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包括不少在戶外進行的衝突現場，在舊日交通樞紐或重要公署建築周邊，到了今天不易確認清楚範疇邊界。促轉條例主張，為了促進記取侵害人權事件之歷史教訓，「應予保存或重建，並規劃為歷史遺址」（第五條）。例如前法務部調查局安康接待室（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軍事看守所安康分所），位於新店。如同多數不義遺址，它是威權時期下複雜的警備軍情系統之一環。其相關人權侵害並非偶發事件個案，而是系統性發生，需要實際物質環境來運轉，不管是作為物質基礎支持，還是以象徵來驅動、製造合法性。由此看來，2017年促轉條例公佈之後由法律定義推動的空間轉型正義工作，相當接近「困難襲產」，因為不義遺址之處分，必然涉及揭開過往社群不同程度參與於戒嚴時期國家暴力系統性作為中，或是威權象徵的重新檢討，也必然擾動社群認同圖像。

在促轉條例所欲處理的象徵和不義歷史之外，由建築物或建築群界定形成的空間場址歷經不同政權、時代，有些持續開放使用，具有一定程度公共性，累積了不同的使用意義和動態演替的社會記憶，有些早被拆除，例如青島東路三號（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亦即今日喜來登飯店所在位置），有些存在但長期隱而未顯於大眾視野（例如安康接待室）。正是遺忘如此，造就了大眾對於威權時期下的白色恐佈認識模糊，帶有些暗黑想像但始終不清晰。

暗黑／困難襲產保存的當代意義

Pierre Nora提出「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奠定了記憶和空間的理論關聯，指出現代化之後，儀式、傳統慣習不再，統治者書寫的歷史取代了民間日常自發、有機累積的記憶。新興現代國族國家透過空間場所來定錨打造集體記憶，尤其是戰爭、衝突發生之後的紀念性空間，宛如物質性標記著社群如何記憶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歷史學者Paul Connerton則指出，當前大眾不再能像鄉村社會中以流言蜚語來延續地方社會記憶，也更少能透過身體參與集體祭儀來銘刻記憶，於是，教科書、博物館、紀念空間這些新機制亦發重要，維持社會記憶和秩序，形塑特定的文化認識。

如以「地景（landscape）」的概念來審視，地景作為既得利益和權力體制之載體，並非各種活動使用的背景，而是人類活動之成果，且持續影響著人類如何觀看、連結互動、生活。當我們有機會納入思考地景和人類社會的動態關係，才能看到眼前看似靜態穩定的「風景」是如何成功地掩飾了歷史過程中的暴力不公。許多人說中正紀念堂已存在數十載，成為臺北城市風景一部分，遺忘當年選址爭議，原來這塊曾名為「營邊段」的軍營用地是中華民國政府繼承自日本時代的臺灣步兵聯隊、山砲隊等軍事設施，本來有第二都心都市計畫，然因中正紀念堂選址而中斷。為了迅速營造還動員了退輔會大批榮民勞動力。8唯有揭露這些過程，才能看清所謂「地景」何以作為既得利益和權力體制之載體，才能理解整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計畫內在正是國家權／暴力運作。

於是，考慮記憶場所作為地景的豐富意涵，當代許多案例面對暗黑／困難襲產，未必全盤刪除抹去，往往刻意保留，作為理解困難記憶、反省歷史代價之所在。保存並非為了要作為鬥爭工具，亦非單純保守地的捍衛遺產，更希望朝向思考襲產中內蘊衝突，更積極地讓遺址場域本身能經過適當地轉化再利用而成為可信的空間資源，最好還能有助於連結過去來處理社群之間的差異、矛盾、競爭，讓觀點不同的各方於此卸下偏見，促進對話而帶來新觀點，朝向相互理解。在此概念下，「良心遺址（Site of Conscience）」的概念提出，以及背後國際良心遺址聯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的倡議推動，十分值得注意。本於自身長期面對曼哈頓下東區移民之間彼此競爭工作、住屋資源的經驗（尤其是華人和東歐猶太裔移民的長期複雜互動歷史），紐約市的下東區移民公寓博物館（the 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發起了良心遺址聯盟，著重暗黑襲產所能啟發的當代議題。以移民及認同議題來說，在美國即有十三個相關遺址響應（包括原來作為移民檢疫站點的紐約艾利斯島移民博物館、舊金山的天使島移民博物館等）。近年亦帶動加入夥伴包含有美國的國家公園管理系統或英國國民信託（the British National Trust），系統性地檢視既有資產中，有哪些涉及到歷史性衝突，而有潛力來探討如何呈現、處理歷史性衝突，且期望這些呈現有助於連結當代相關議題討論，努力確保慘痛記憶不會重演。

再以智利的格里瑪地別墅和平公園（the Villa Grimaldi Peace Park）為例，這棟曾經是左翼文人及藝術家出入交往的重要文化空間，在1973年之後曾為智利皮諾契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獨裁政權轄下的秘密警察DINA所用，成為秘密審訊中心，估計有4,500人在此失去人身自由，至少有226名人士失去了生命蹤跡。好不容易專政結束後，在中學老師們和她們的學生們努力之下，連結當前教室中最關心的暴力、種族歧視等議題，嘗試培力支持因長期專政陰影而限制壓縮的學生社會運動（因為太多過去因參與抗爭而受到懲罰甚至犧牲的慘痛記憶）。因此近年在Villa Grimaldi和平公園特意著重推動鼓勵年輕人參與關注社會運動的教育計畫，甚至鼓勵他們自己提案，以求支持社會年輕一代克服長期的社會恐懼。

有關保存暗黑／困難襲產，需要超越物件保存或責難，必須有更長期、細緻地保存經營及教育活動支持，以確認大眾能理解不義之發生與延續，透過紀念、教育活動來分攤受難社群的傷痛，把握記憶、理解同感，才能避免不義再次發生（"never again"之說），才有機會從理解走向和解。

襲產之暗黑力

接下來，我則想指出襲產之「暗黑力」（darkening power of heritage），或者說「掩蓋力」更為準確。所謂襲產的暗黑力是相對性概念，有所凸顯特定襲產／記憶的同時亦會帶走關注力，主導了特定地方的形象再現、地方感，而間接壓制了同一地方曾經歷、發生的暗黑事件，某些案例中甚至可說是刻意而為，尤其常見透過慶讚自然景觀、前現代風土民俗，去歷史化地再現特定地方為自然善美，幾近時空凍結之處，壓抑了其他的歷史性理解。韓國濟州島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其火山地質構成的熔岩洞環境讓當地成為韓國成功提報的第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遺產（2007列入世界遺產），包含山峰、拒文岳熔岩洞窟系、漢拏山自然保護區、城山日出峰等皆納入。此外，2014年無形文化資產代表名錄納入了濟州島海女文化（女性潛水者），彰顯濟州島有人居活動以來累積而成的海女文化，體現了特定的人與環境互動、採集技術、相關歌謠及儀式活動等等。濟州島的地質環境和海女文化的價值無庸置疑，然而這兩項遺產登錄無可避免地強化了濟洲島看似長久不變的自然風土人文，而讓我們很容易忽略濟洲島在近代歷史中的特殊重要性，那就是發生於1947年3月至1954年9月之間的「四三事件」，估計有近一萬五千名居民在衝突期間受害。

然此驚人肅殺背後的歷史地緣政治牽動韓國國內政治，長期壓抑著「四三事件」記憶，直到近年才逐漸釐清，而上述將濟洲島視為「自然」的襲產化操作就此貢獻不小，濟洲島形象為自然海島生態和風土文化主導，脫鉤於二戰後到冷戰下韓半島上的國家分裂對立所帶來的長期創傷。為了抗衡襲產的暗黑力／掩蓋力，近年在濟州島有民間組織期望透過提報UNESCO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來提升關注，成為檔案襲產（documentary heritage），以求提升其相關保存工作和檔案可近用性，尋求類比現有登錄案例中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相關檔案、安妮法蘭克日記、英國加勒比海奴隸名錄（1817-1834）、中國南京大屠殺相關檔案。2011年韓國「518光州事件」相關檔案成功登錄為世界記憶，尤其讓濟州島關注群體振奮有意仿傚之相關團體於是自2008年起籌劃準備「濟洲四三檔案（The Archives of Jeju 4·3）」，區分為四三事件期間，以及事件後為了釐清真相而為的努力所相關兩階段的文獻資料，除了事件參與者、見證者的證言、第一手檔案物件，亦包括政府內閣會議資料、游擊隊相關紀錄、檢查及審判資料等等，也包括來自美國、俄羅斯及日本的資料。文件之外，還有散落各處的墓葬場所出土的相關物件，歷年來官方壓抑記憶但民間低調自主進行的紀念儀式相關資料等。計畫申報團隊認為濟洲四三檔案的重要價值在於整體有助於認識冷戰世界格局如何間接默許了國家暴力造成歷史不公，釐清真相有助於遺族克服悲慘記憶，朝向和解，才能讓被害者與加害者相關社群尋求永續的共生之道。

近年濟洲四三事件紀念館開幕、「四三事件」和平紀念基金會成立，自2017年起該基金會發布了線上檔案資料庫對大眾開放。2012年起基金會開始邀請專家研討整備申請的可行性，而後濟洲自治政府亦啟動了系列行動支持，到了2019年基金會正式和地方政府簽屬合作備忘錄要準備正式申請。展望於2023年提出。此例呈顯襲產的暗黑力，以及民間記憶社群由下而上的努力抗衡。

暗黑／困難襲產之困難

要理解暗黑／困難襲產是困難的，要與當代議題對話、持續經營運作困難襲產更是不易，因保存與對話無可避免涉及到總是存在又永遠缺席的創傷，愈是在長時間內被打壓的記憶，愈不易面對，卻淹沒心智，如同藝術史學者Griselda Pollock所言：「它永遠存在於當下，因為它絕不會經由敘事而成為記憶。『它』會發生，不過『它』到底是什麼，而且一直是不合時宜，總是存在，卻又不得而知。」（Pollock,頁21）更進一步，涉及到社群是否有意願去接受、分攤傷痛，如她提問：「我們是否準備好承受別人那些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創傷遺贈？」面對暗黑／困難襲產不只是客觀性的拓展歷史認識，其實還要主觀地涉入哀悼、療癒的工作，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保存暗黑襲產有其極限，還有許多重要工作需長期、動態地持續進行，而我們需謙卑地意識到，且有意識地讓保存暗黑／困難襲產有機會支持回饋永續的回顧省思，並非保存登錄後就等同於完成一切困難的工作，某程度來說，暗黑／困難襲產之功必須持續發揮其困難效果，作為一刻意讓當代社會不舒服的明鏡。

※本文摘選自國家人權博物館半年刊《向光》第6期〈暗黑襲產、困難襲產與之外(Dark heritage, difficult heritage and beyond)〉